三国论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