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元年（167），桓帝死，尊窦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桓帝宫人数千，未有留下子嗣。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迎十二岁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即灵帝。迁窦武为大将军，进封闻喜侯，诸窦亦拜官封侯。名士卢植以窦武素有名誉，上书规之，宜择宗室年长有德者为嗣，并用宗室贤才，外戚不宜秉政。窦武不能用。但窦武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征用名贤，欲尽诛宦官。窦武说太后，依旧例，宦者不过监宫廷门户及管宫中各部财物，如今使与政事而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谓汉家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不可尽废。 窦武犹豫不决，迁延时日，致使计策泄露。中常侍曹节、王甫知悉后，矫诏窦武、陈蕃图谋废立，督羽林兵杀之，幽闭太后。宦官疾恶名贤，遂大搞党锢，大杀党人。
曹节、王甫死后，张让、赵忠等十二中常侍继续恃宠专权，时称“十常侍”。但宦官中也有清忠者，不过为数甚少。灵帝欲封赏中常侍吕强，吕强固辞不受，并奏曹节、王甫、张让等品卑人贱，谗谄媚主，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应罢黜之。灵帝知其忠而不能用。吕强后遭赵忠构陷而自杀。
灵帝卖官鬻爵，增赋加税，造宫修殿，骄奢淫逸；宦官朋比为奸，擅权祸国；忠臣贤士不得进用，并且遭受残酷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依附权势的地方豪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民不聊生，四处逃亡。东汉王朝摇摇欲坠。
中平元年（184），张角率领黄巾军起义。灵帝拜何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召群臣会议，镇压黄巾起义。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宜解党禁，拿出藏钱以资军队。灵帝惧怕党人与张角合谋，不得已而纳之，赦免天下党人，增加军资，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征讨颍川黄巾，以卢植为北中郎将，征讨冀州张角。
灵帝只赦免了党人，并不用之，仍然信重宦官。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亲朋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布告天下，以谢百姓，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张让传》）灵帝怒，害之。皇甫嵩护军司马傅燮上书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今阉竖弄权，忠臣不进，此即萧墙衅发，而祸延四海，遂使黄巾起事。臣受戎任，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灾患难弭。夫奸邪与贤良不宜共国，亦犹水火不可同器。陛下宜速诛谗佞，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后汉书·傅燮传》）灵帝因其有军功，不置可否。
在两汉你死我活的权力舞台上，皇上是当然的领衔，宗室、外戚、臣僚及宦官是列在皇上前后左右的四大名角。西汉初的开场戏是龙争虎斗。韩信、彭越等功臣，有喧宾夺主之势，相继为刘邦剪除。刘邦死后，外戚企图夺取政权，为陈平、周勃平定。继之，刘氏诸侯王起兵，欲演割裂，景帝镇压并削弱之，实行中央集权。武帝热中独行，为加强皇权，又委以在宫中办事的尚书及经常出入宫中的侍中、中常侍等近臣实权，借以制约由丞相领导的正规的中央行政机构。尚书为皇帝机要秘书，侍中、中常侍等为卿、大夫加官，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此后，称皇帝的近臣为中朝官（或称内朝官），中央行政机构官员为外朝官。阉宦常为中常侍，遂得以与政，由跑龙套而跻身大腕。武帝拾集权之阶再登之顶。武帝死，霍光受遗诏辅佐昭帝。昭帝死，霍光立昌邑王，不久即废，又立宣帝。霍光专权废立，使争而效之者不绝。元帝以宦官石显为中书令，石显祸政乱朝，西汉始衰。光武帝中兴，建立东汉。和帝立，外戚窦氏专权，图作不轨。和帝与中常侍郑众密谋诛之。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尚书开始直接处理政务，领录尚书事者可谓揽有行政大权，由是丞相、公卿之权渐轻。宦官充斥中常侍，贵戚多把持军权。皇权至高无上，宗室、外戚、重臣皆具条件获取，就是宦官也有惦念之心。皇帝被窥伺搞得神魂不定，不知该如何防范是好。其实，天下事说难如乱麻，说易也都很井然。马和鹿简单一分，硬要指鹿为马，乱就生出。宗室、外戚、臣僚乃至宦官当中都有善恶之分。简明易行的办法就是择优除劣。群臣鱼贯，故可信者众。明主能辩良莠，只是昏君不知好歹。东汉末这最后的一幕简直糟糕透顶。皇帝庸碌无为，浑浑噩噩；宗亲面壁，形影相吊；臣子坐冷板凳，无用武之地；只见贵戚、阉宦这些虾兵蟹将上蹿下跳，轮番折腾。妇孺皆知，马上就要曲终人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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