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使者出访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zhan读毡）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中央门外的迈皋桥一带，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东晋时曾设琅琊郡城于此。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竖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600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被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限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3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3万人在宁镇丘陵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14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练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分另相当于汉代“五铢钱”500个和1000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60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60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相当于今地区一级）、313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1倍多。户数有5.23万户，男女人口230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部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童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童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40年，掠夺人口达10~20万人，副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1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以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俊和唐彬等8名。前6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民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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