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以建业为治所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建业为秣陵”（《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而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到黄龙元年(229年)的九年时间则治武昌。从黄龙元年秋九月起，孙吴定都建业，孙皓曾短暂还都武昌。
究竟是定都武昌还是建业在孙吴集团内历来难取得一致，诸葛恪也曾有迁都武昌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注引《吴录》云：“诸葛恪有迁都武昌意，西起武昌宫……”）。，这实际上是由二者在长江防线上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逆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武昌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但荆州并非江东豪族利益所在，随着孙刘联盟的修复，来自上游的威胁有所减轻，为了团结豪族地主，更好的“限江自保”，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同时“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知略者任将，常使有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命陆逊以上大将军辅佐太子登留守武昌。陆逊至死一直总领武昌军务，“赤乌七年(年)，代顾雍为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后又有诸葛恪、吕岱、腾牧等先后镇守武昌。孙权还在武昌设武昌督，孙亮时又分为武昌左部督和武昌右部督，各领重兵。蜀亡之后，晋军随时可顺江东下，故孙皓有迁都武昌之举，试图以倾国之力，阻晋军东下。
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孙吴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孙吴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在武昌“作甘水城，轻舰数千”（《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除了建业和濡须驻有大量水军外，还在牛渚对岸作横江坞，停屯水师船舰。同时，“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于吴郡南沙”（《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瘐阐《扬都赋》注）。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
四、广行屯田
孙吴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长江沿线，军队的军粮供给也就成了一个问题。三国时期，战火不断，造成大量的土地荒芜，长江北岸，更是魏吴交战的主要地区，“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面对此种形势，孙吴在长江沿线各驻军之地广行屯田。屯田成为孙吴长江防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武五年(226年)，“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由此可见，当时孙吴诸将均已实行屯田，而且孙吴统治者认为还有扩大屯田规模的必要。
孙权在长江沿线的屯田，主要集中在各军镇都督重兵驻守的地方。在上游及中游重要的屯田地有西陵、江陵、寻阳等地（马植杰：《三国史》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下游，主要的屯田地则有皖城、于湖、濡须、牛渚、芜湖、虎林等地，其中皖城是军屯中最重要的地区（林志华：《孙吴在安徽的屯田》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
于湖与濡须口隔长江相望，东吴在此设有督农校尉进行屯田，而其东南则设有漂阳屯田督尉、江乘典农都尉、湖熟典农都尉以及毗陵典农都尉，大行屯田（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为孙吴长江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屯田的作用是比较大的。一方面解决驻军的军粮供给问题，减轻全国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屯田来加强统治，保持整条防线的稳定；同时还可为驻军补充兵源，如永安六年(263年)，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为兵”（《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五、“长江之限不可久持”
孙吴的长江防线在实现其“限江自保”的国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武三年(224年)魏文帝率大军至广陵，望大江无功而返。第二年曹丕又率军征吴，同样无功而返。孙权统治期内，曹魏还多次对孙吴长江防线的各据点大举进攻，但均未获多大进展，不能逾长江一步，孙吴遂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限江自保”。鼎立三国中，独孙吴国祚最久，其长江防线功不可灭。
但是需指出的是，孙吴长江防线之所以牢固，其中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地利”，长江自古为南北天堑，难以逾越。而另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则是“人和”。孙权统治时期君臣目标一致，齐心协力，积极“限江自保”，以求“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对长江防线高度重视，孙权招贤纳士，“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以至“人和”。“地利”且“人和”，故曹魏虽国强兵多将广，不能渡江，曹丕也只有望江而叹：“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同时还应看到，当时鼎立三国之中，吴蜀联盟，而蜀汉先有诸葛亮六出祁山，后有姜维的九出祁山，使曹魏频频与蜀汉作战，将军事重心放到魏蜀战争中去，减轻了孙吴长江防线的压力。
但是，守险由人，“在德不在险”。随着孙权及其得力臣僚的先后死去，孙吴渐失“人和”。孙吴继承人的变更、诸葛恪的被杀及孙峻、孙林的擅攻，又加之以孙皓的暴政，内耗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加剧，公元270年夏口督孙秀、272年西陵督步阐、276年京下督孙楷先后叛逃。屯田也遭到破坏，孙休时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三国志》卷六十五《诸葛恪传》），屯田军民经商风日甚。这一切都使得孙吴长江防线渐废。长江防线各军镇督的世袭及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度都使得士族势力日增，与原有的江东土著豪族一起使孙吴走向消极的“限江自保”。在吴国后期，统治集团“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极少有人能认识到：“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三国志》卷六十五《贺邵传》）。及蜀于公元263年亡，魏军(后为晋军)随时都有可能顺江东下，而消极、保守的孙吴士族集团“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迁都武昌，从而把全国的军事重心移到长江防线的上游以阻晋军东下。及陆抗亡，巴蜀水师已成气候，晋军于是兵分五路取吴。其中进展最为顺利的是王氵睿所率巴蜀水师，其沿江东下，使东吴长江防线如同虚设，“地利”的优势也不复存在，故能势如破竹，而最先到达建业，受孙皓之降。孙吴终不能凭借其长江防线而“自保”，诚如陆机所议，此乃“用之者失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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