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坛评论精选

    作者：唐茂约

    三国鼎立，孙吴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有蜀汉，长江天堑在其军事地理上占有重要位置。孙吴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限江自保”

    东汉末年，黄巾大乱，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群雄并起。孙坚、孙策父子乘势而起，割据江东。建安五年(201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保有江东”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而是积极寻求向外发展。孙权初见鲁肃，二人“合榻对饮”，鲁肃分析天下形势，向孙权进计：“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指出了占有长江全线在孙吴霸业中的重要地位。

    孙权对黄祖的屡次征讨，与其说是为报父仇，更不如说是为实现“竟长江所及”的战略目标。黄祖、刘表，据有荆州，处于孙吴长江上游。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终于击败黄祖，夺得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夏口。与此同时，曹操一统北方黄河流域，挟大军南下，试图一举夺取荆州，击败刘备，顺江东下，降服孙吴集团，统一天下。“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荆州遂成三家分占之势，孙吴占有长沙、桂阳、零陵、江夏诸郡。而刘备以关羽留镇荆州，占有孙吴上游之地，成其心腹之患，“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向孙权进言，“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及关羽败走麦城和吴蜀夷陵之战后，刘备完全失去了对荆州的控制，孙权得以全据长江中下游，使境内长江天堑浑然一体，成为孙吴的一条重要军事屏障。所谓“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因为长江峡口以上，水流湍急而山高险峻，不利交通，只需在其下置重兵，即可防敌军顺江东下。而峡口以下长江江宽水缓，利于舟楫，交通便利，便于设防。

    但是夷陵之战，吴蜀联盟暂时破裂，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孙吴虽使长江防线上下浑然一体，但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在政治、军事地理方面都陷入被动防御境地。曹魏占有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流域，兵多将广，“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蜀汉虽偏居益州，但刘备以“帝室之胄”自居，坚持“汉、贱不两立，皇业不偏安”，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正统优势，而且凭借崇山峻岭，进可攻、退可守。而孙吴西有蜀汉为之掣肘，北有曹魏虎视眈眈；内部不仅有山越之乱，还有江东土著地主与孙氏政权的权力之争。夷陵之战后，为孙吴霸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周瑜、鲁肃、吕蒙、程普等人都已先后死去。面对种种劣势，孙权感到，如果稍有不慎，就只有“乞寄命于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唯有“限江自保”，处于防御状态。此种形势，诚如诸葛亮所议：“今议者咸以为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条）。在这种“限江自保”国策指引下，孙权一方面主动迅速修复孙刘联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武元年)自正月至闰月，(陆逊)大破之(刘备)”，闰月，指当年闰六月；又“(黄武元年)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另一方面，加紧对长江的军事布防，构筑一条贯穿全境的长江防线，吴之戒备，全赖“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长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二、“凡边要之地皆置督”

    孙吴“限江自保”，将其主要兵力布置在长江沿线各险要之地。“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条）。在长江防线上各重要据点广泛设置军镇督，个别地方也设军镇都督。孙吴最早设置的当是濡须督。《三国志》卷五十五《蒋钦传》载：“(蒋钦)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合肥，钦力战有功，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这是关于孙吴军镇都督的最早记载。

    据此可知，蒋钦领濡须督当在逍遥津之战之后，即在建安二十年(215)以后。随后孙吴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军镇督，到孙吴建国后遂成定制。据洪怡孙所撰《三国职官表》，孙吴先后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其中大多数位于长江沿岸。虽然孙吴长江防线各军镇都督分区布防，分兵驻守，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整条防线并非是被各军镇都督辖区分割，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军镇都督有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时也可几个军镇督分别行动，彼此互相策应。如：“(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遗范等督五军，以舟师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又任命一重要将领为大都督，统一布置，调动各军镇督协同行动。陆逊曾多次担任这种大都督，可见对整个长江防务之重视。

    三、“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

    孙吴在几千里长江防线上广设军镇督，但是“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孙吴根据“限江自保”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的分析，选择了长江沿线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重点布防。这种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尤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

    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条），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陆逊上疏孙权：“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今重庆市巫山县)，国之藩表，即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任濡须督的除了蒋钦外，先后还有周泰、吕蒙、朱桓、骆统、张承、钟离牧等重要将领。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安徽省无为县，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即命吕蒙在此夹水筑濡须坞。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又在此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势，在巢湖内多置船舰，后来此堤因失修而废。诸葛恪终于完成了这一防务建设：“恪以建兴元年(252年)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33《三国志》卷六十五《诸葛恪传》）。孙权统治东吴期内，曹魏三次大规模出兵濡须，但在孙吴重兵防守的情况下都无功而返。建兴元年，曹魏又大出兵围孙吴新筑之东兴堤，结果被诸葛恪打得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