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定璋
汉末三国之际,蜀中大地先后诞生了两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驰名于史学界,那就是出生于巴西西充国(今四川省西充县)的谯周和他的最为得意的门生巴西安汉(今南充市)人陈寿。二人皆以史学研究著称于世,在几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均属今之南充市)先后显赫的史学名流,是一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是具有史学价值的重要课题,促使人进行探索与反思。
(一)
谯周于东汉末年献帝刘协建安五年(200年)出生于著名的书香人家。他的父亲谯岍,字荣始,研治《尚书》颇有心得,不仅如此,谯岍还兼通诸经和图、纬之学,是一个学识淹贯和节操可风的读书人,他谢绝了州郡官吏对他的辟请,即或如此,仍“州就假师从事”(《三国志·谯周传》)。
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谯周,自幼接受了乃父熏陶,耳濡目染,养成了嗜古笃学的习惯,学而不倦,乐以继忧,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研习中忘记了自身的贫困潦倒。经过自身充实与刻苦钻研,谯周已是“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三国志本传》)也就是说:谯周不以贫困坎坷为意,将自己的精力和兴趣集中于传统文化里的《六经》之中,长于著述,沉静博学。并且,“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不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同上)
如此的饱学之士,杰出的蜀中人才,自然非“系而不食之瓢瓜”,因而在后主刘禅建兴(224-237年)中期,诸葛亮以丞相领益州牧时,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任其作典学从事,总州之学。后主立太之后,他担任过家令,官至光禄大夫,位亚九卿。
谯周是称名当时的硕儒,史称他“词理渊通”,著作不少,有《法训》八卷,《五经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篇,《论语注》十卷、《五教志》五卷多种,可惜已亡佚不传,只在《三国志·本传》中保留了《谏帝后疏》、《仇国论》、《谏后主南行》等为数不多的资料了。由于资料的散佚,我们今天欲对其史学思想和学术造诣进行全面评价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从留存于《三国志》的一些篇章也可窥探其治史概略的。
由于后主平庸,政绩几无甚可叙者,然而却喜声乐之享与游观之趣,为此,作为后主家令的谯周向后主上疏劝谏: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憔其德之厚薄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己广大，然莫不快情悠欲，怠于物善，游猎饮食不惜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于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余望风慕德者邳彤、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赉棺，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驭，姚期谏曰:“天下未宁，民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遗寇恂往，恂曰:“颍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颍川贼必即降。”遂至颍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
精通历史的谯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向刘禅进言，作为蜀汉之君，应以德治国，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就像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刘秀(世祖)关切民旗，务理冤狱，节俭饮食，以法度来约束自己的和行为，得民望而安天下，这难道不值得后主深思并效法吗?
“百姓不徒附”真是至理名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帝只将命运踢给有德爱民之君的，这是谯周谏表的上半部份的核心思想，应当说是找准了刘禅蜀汉政权的病根的中肯之论。谯周接着说: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
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祜，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
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官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上疏在强调帝王祟德修身的同时，更指出遭天下三分之际，先帝刘备之志未竟之时，实在不应该倾情声色，游猎观赏的!谯周为了使自己所上的谏表收到较好的客观效果，不免对后主说了一些悦耳的颂扬，诸如“天姿至孝”“敬贤任才”等等。但也大体近是!刘禅平庸，没有多大的政治才干，但也还不算昏庸，他对先帝的孝顺也是事实。所谓“敬贤任才”，刘禅委军国大事于贤明承相诸葛亮，也确实任用了一批忠勇可风的文武官员，蒋琬、费祎、廖立等人。只是后来宦官黄皓用事，祸乱朝纲，这就是《三国志·后主传》中所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谯周的《仇国论》是他针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现实，对于长年征战的小国蜀汉人民不堪重负之下的有感而发。据《三国志》记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彤瘁，(谯)周与尚书令陈抵论其利害”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妨一读:因余之国小，而攀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间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优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王)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惜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庆，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候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候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兽惊骇，莫知所以，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多获，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族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这篇以因余，肇建二国之间大小不同，强弱亦异却并争于世，互为仇敌立论，假托高贤卿与伏愚子之间的对话，阐明强弱不同的国家之间，根据不同的形势，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求得主动的生存空间，与民休息，慎用兵戈。要效法周文王以少取多，越王勾践以弱胜强那样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谯周之意指出较之于中原曹魏，蜀汉地狭人少，难与强大的曹魏硬拼，当时的情况是:“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只可仿效当年周文王修养生息待时而动，始可收以少取多之效。否则“民疲劳则骚扰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危险必至。不能说谯周之论毫无道理，他强调“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的稳健持重的策略对于处于弱小的蜀汉而言，未尝不是一剂良药。英睿的丞相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不也说过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兰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和谯周着到的“军旅数出，百姓彤瘁”的状态是完全一致的。诸葛亮之所以仍然坚持北伐，六出祁山，那是诸葛亮与忠臣志士要“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以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狠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世，由是感激，遂许先以驱驰“(同上)真有几分孔子当年执著于事业，“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情景。
谯周博通五经，耽迷稽古，他所著《古史考》可惜失传了。使我们无法知悉其详。他最为后人垢病的是在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大兵进逼成都之际向后主所进的《谏后主南行书》。那时的态势是蜀汉政权根本没有御敌守城的任何准备，“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守城调度，及闻(邓)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谯周传))在这种形势下，“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南奔。”于是谯周针对群臣无计可施，朝廷混乱之际发话道:“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突。等为小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三国鼎立，蜀、吴较魏弱小乃不争事实，曹魏吞并之心由来已久，采用各个击破，先蜀后吴乃是魏之策略。当邓艾进逼成都之际，有人提出蜀吴盟国友好，可以投奔。而谯周通晓历史，明晰蜀国现状，败亡之时投奔吴国岂可能再为天子吗?既然投吴称臣，见辱于吴，最后曹魏并吴，岂不是再受一次称臣之辱了吗?投吴之策是决然行不通的。至于说可以到南中七郡凭险据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南中七郡当年诸葛亮费尽周折才使其归附，那时蜀汉强大，而今以流亡之身南奔，将是何等结局，很难想象，如何是好?既然不能东奔于吴，又不能南下七郡，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据城死战，一是归降。前者壮烈，但无可能，那时蜀中成都无险可据，无兵可用，根本没有任何坚守的物质准备与策略应对。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在获知其父欲从谯周降魏决定之后，发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理，以见先帝可也。”(《汉晋春秋》)无奈刘禅乃儒弱之君，决不会选择悲壮方式结束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看来归附是唯一符合后主实际的选择了。
令人优虑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以武力征战的邓艾拒绝受降又将如何呢?洞悉历史明瞭现状的谯周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列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谯周的劝降之论，在蜀汉当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谯周显然窥破怯懦的后主既无抗敌之实力，又无城破殉国的决心。既要劝刘禅降魏，又要保留一点尊严，不免引经据典为之伸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壁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谯周之论，不为无见，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谁能统一天下，就看谁的政怡能力与权谋策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应民心了。正如谯周所说，尧禅位于舜，殷微子归周乃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大变动。可谯周也因此被骂为历史罪人，投降派的典型，实在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三分天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魏、蜀、吴三国中，蜀和吴显然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蜀吴被魏吞灭是不以个人好恶所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谯周的劝降不仅避免了蜀中地方糜烂与生民涂炭，也是审时度事之举，这就是《三国志·谯周传》所称:“刘氏无虞，一郡蒙赖，(谯)周之谋也。”后人孙绰有不同见解:“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亡，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三国志裴注》）大道理是不错的，实为不达时务的书生之见，刘备当年的称雄岂可等同于庸弱的刘禅，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岂能以彼时的辉煌取代此时的衰微。
孙盛更有过激之论谴责谯周，他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禄，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揖，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昊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同上)引《春秋》发高论，昧于时势纸上谈兵，实为书生迂论，死社稷死位固然不错，既然孙盛也承认刘禅为庸主，只是还没有流于残暴而已，又何能调度军机，背城借一呢?而孙盛为之调兵之论更属空幻，白帝、夜郎撤兵驰援且不说尚需时日，而东、南门户洞开，其情更危殆。至于东吴“三师承命电赴，更是幻想，孙盛骂刘禅为“閽主”极是，斥谯周为“弩臣”则未必!
谯周劝降刘禅，历代骂名相随，但是我们在同为蜀人的常璩眼中，似乎对他还有好感，《华阳国志》说:“谯(周)侯修文于前，陈君(寿)焕炳于后。“认为谯周乃蜀中才俊，当代硕儒。陈寿对谯周的劝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如果我们把谯周前后多次向后主所上的疏奏表章联系起来予以审视的话，他是希望后主修身崇德，任贤重才，亲君子远小人，从物欲享受中挣脱出来，成为有的之君的。然而，刘禅乃扶不起来的天子，识时降魏也是无奈之举。
应当看到将谯周劝降视为罪过的那是晋代以后正统观念浓重的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谯周的劝降，可能会宽容客观一些，毕竟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分裂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无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满怀激情地讴歌统一大业: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四海一家既是诗人的吟唱，更体现了普天下人民的愿望，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似乎应当给谯周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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