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社会左右地方局面的是世家豪族，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可以支持或反对欲在那里掌权的政治人物，他们与中央有着各种联系，和他们关系处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能否在江东站得住脚。孙权对江东大族采取剿抚两种办法，使他们服从自己。江东大姓与孙权合作非常成功的是四姓，他们在孙权那里是怎么被安抚的？从下面一句话可看出“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引自《世说新语·赏誉》）几大姓所担任的职务，张昭是孙策的托孤大臣，他和周瑜看好孙权能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为了拉住张昭，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朱姓一直掌武，多居军队高位；陆家世代掌权，出了个陆逊，连连带兵打了几次胜仗，更受孙权的重视。孙权还用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政治联姻的办法，来搞好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陆逊“世江东大族”，娶了孙策的女儿，应是孙权的侄女婿。跟孙策一起创业的朱治，一直在军队任职，他的儿子朱纪，也娶了孙策的女儿。他还把大姓的子弟与宗亲一起派遣，出任地方官职，“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这是有意识地把大姓与政权连在一起，使之休戚与共。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制服大姓。吴郡大姓盛孝章，《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孝章）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孙策只是忌，还没敢动手杀他，而孙权一上来，就果断地杀了他，《孙权传》记“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同时被杀的还有周泰明，《昭明文选》有一篇《檄吴郡将校部曲文》说“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淹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吴录》记载，有一叫沈友的人，“是时权大会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孙权以剿抚两手，使江东的世家大族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权之下，处于只能服从的角色，对孙权将来的发展不无影响，在与曹操是不是对抗下去的辩论中，江东大族又一次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但那只不过是最后一次抗争。从那之后，孙权集团真正掌握了江东的命脉，无人再敢跟他对抗了。
孙权的另一个措施，是他把军人力量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的部曲制。当时东汉末各地军阀都实行这个办法。不同的是，孙权把部曲与军功联系起来，立功者增兵，功大者增兵多，这使许多军人有强烈的打仗；他还把军功与领地联系起来，他不直接供给军费，而是根据带兵者的军队大小，划出一块地盘给你，军粮、薪金、各种费用都从中支取。周瑜当时为偏将军、南郡太守，有兵四千人，地盘有四县；而鲁肃为统帅时，任奋武校尉，偏将军直至横江将军，汉昌太守，有兵万余人，地盘四县。能食四县的赋税，是孙权集团最高的奖励。吕蒙的成长最能说明孙权的政策。吕蒙在讨丹杨后，升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在攻江夏黄祖时，他又立了头功，升任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没增加地盘，可见地盘是很紧张的。赤壁之战中，吕蒙又表现不俗，升为偏将军，与周瑜同，领寻阳令，地盘大了一些。在皖城大战中，吕蒙身先士卒，督攻在前，大胜曹军，增其人马，升庐江太守，地盘大了一个级别。在与刘备争荆州数郡时，吕蒙主持大计，获得成功，孙权给了他两个县的地盘。到他接鲁肃的班时，他的人马也到了万余人，为虎威将军，也任汉昌太守，地盘增到四县，与周瑜、鲁肃相同。此种增兵数、地盘数，都是东吴历史上最高的，后来没有超过这个待遇的了。再举一个例子，会稽郡山阴人贺齐，只是一个比县小的地方长官，因军功而不断的升迁。最早“少为郡吏，守剡长。”后破候官，为都尉；建安、汉兴、南平叛乱，贺齐出兵大胜，升平东校尉；战上饶，又为武威中郎将；再战丹杨、黟、歙，战而胜之，又建议分为六县，获得孙权的欢心，成立新都郡，命贺齐为太守，嘉奖偏将军。豫章有叛乱，有一万多人，他出兵讨贼获胜，择其精悍者为兵，因功为奋武将军；鄱阳尤突受曹操拉拢，起兵为乱，有三县响应，贺齐与陆逊出击，大获全胜，得精兵八千人，升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至皖地盘。贺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负担东南一带未开发的地区的平叛，他从一个令，比县还小的地方长官，成长为将军，封侯，负责自扶州（今江宁西南）至皖长达数百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区的军事行政，完全是军功累积起来的荣耀。
孙权搞得最成功的是讨山越，取得了非常大的收益，为他的统治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扩大了他的地盘和力量。山越是江东地区还为开化，没有进入国家管理的蛮荒之地的人民。《诸葛恪传》专门写了他们的状况，“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借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些地区的人民常给孙权的军事活动造成干扰，有些像游击队，你走我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灵活机动。建安八年，孙权西打黄祖，已经把他水军打得大败，正在攻城之际，“山寇复动”，没办法只得回军，派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分赴各地打山越。所派之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重要将军，可见山越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孙权又派大军攻打黄祖，但可能山越又来骚扰，因有准备，孙权没让大军停下来，而另派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
平山越的结果上下都眉开眼笑，领兵的立功增兵升官，孙权扩大了自己的实际管辖的领土。像上边的贺齐平了山越，因有民户的增加，原来的地盘太大了，小的机构无法管理了，于是用划小增加数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孙权最初只有江东五郡，现在不断的扩大，后来有十二个郡（只是扬州一州之地），不是地大划小了就行了，有地还要有人才行，不然一个空地名毫无意义。贺齐因此而成为太守，在当时许多大将都还没当上太守，这说明讨山越对孙权很重要，负责此事的官员升迁也很快。最明显的例子是诸葛恪，他官不过骑都尉（相当县一级），职不过陪太子读书而已。他很精明，看准了讨山越的好处无可比。当时丹阳山越没人能破，山险民劣，打的是游击战，正规军无用武之地，地方政府又无力对抗他们。他多次要求去丹杨解决这个问题，孙权很高兴，给了他一个抚越将军的称号，领丹杨太守，从一个小县级，一下子成了将军，说明孙权很看重这件事。不过这都是空的，孙权只给了他三百人，那意思，不过是你打下丹杨，平了山越，你就是丹杨的太守，成了真正的将军，如果办不成此事，一切化为乌有。诸葛恪不愧英杰，他平了山越，得了四万甲兵，他自己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他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将军，领万人的，等同于鲁肃吕蒙那样的大将军。他被任威北将军，都乡侯。
孙权用人的特点 孙权首先会识人，在三国时期凡作领袖的都能识人用人，没有识人的眼力，是肯定当不了领袖人物的。人人知道干大事业需要人才，为什么有人就弄不来人呢？除了他本人不能用人外，他看不出什么是人才，人才是怎样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茫茫人海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瑕瑜并在，如何找出珠、瑜，没有很毒的眼力是不行的。眼力怎么来的？那是你的修养，学识，性格，智力，人格，社会责任感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请不要把眼力看成简单的一项一项因素的表现，书呆子说我看了那么些书，怎么也看不出人才？狡猾的人说我够聪明的了，为什么也看不出人才？就是因为那只是一项，不管用。领袖人物每天面对几十几百的人，如何很快地发现人才，谈话是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曹操、刘备等人都是一席话，沙里淘金发现人才。孙权也不例外，他接受了父兄留给他的一批人才外，他又发展了一大批人才，像鲁肃、诸葛谨、吕蒙等。因与鲁肃榻上一席谈，发现鲁肃是位帅才，极尽拉拢之术，而鲁肃也确实在抗曹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用人上也很有特点，大的战争他往往起用年轻人。在赤壁大战前，用谁来领军抗击曹操？曹操人称用兵仿佛孙吴（孙武和吴起），又打败了吕布、袁术、刘备、袁绍，正踌躇满志要一举踏平江南，一封书信口气似乎是谈天“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而那句“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却似压顶的泰山，谁人扛得起？孙权偏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将领周瑜来担纲，程普不服气，“昔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具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引自《孙瑜传》中吕蒙语）用了另一个年轻人鲁肃为参谋长，众文武大臣也意见纷纷，说他太狂，“肃年少粗疎，未可用”，但最终还是胜利了，证明他人是选对了。在与刘备于夷陵大战之前，他又用了一个书生式的年轻人来挂帅，刚一开始，诸将不服，原来那些孙策手下的老将，王公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拔剑说理“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疆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到破了刘备，那一仗下来，杀得刘军尸横遍野，“诸将乃服”。
他还能协调将领的不团结问题。甘宁在刘表那边时，曾与孙权的军队交手，一箭射杀了孙权的将领凌操。不久甘宁投向孙权，而凌操的儿子凌统非要为父报仇不可。孙权《吴书》记“后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遂徙屯半州。”“权亦命统不得仇之。”孙策时的老将周泰，为将勇敢，忠诚，在濡须战争中，立有大功，孙权让他督濡须（驻军司令），“时朱治、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服也。”孙权知道这事以后，想办法要解决他们的关系。“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则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
残暴的孙权 陈寿给孙权性格上一个说法，“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是没加夸张的说法。他的残暴可能源于他的出身，其父孙坚就是杀出来的将军，他杀了荆州刺史王叡（他是长沙太守，杀刺史等于杀长官），起兵讨董卓途中，又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等于杀了平级的政府官员。孙策也嗜杀，《吴錄》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王）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同书还记了孙策杀吴郡的高岱的始末，“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他还杀了太平道的于吉，因为于吉的传道活动影响了他的部众。孙权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他的父兄差。
孙权一上任就以杀树威，先把庐江太守李术杀了。不仅杀这个敢于不听他的人，还把那一城人都杀了。《江表传》“遂屠其城，枭术首”，李术不服你与百姓何干？但孙权一气之下，不分良莠一律杀。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建安十三年，孙权带兵杀向江夏，把黄祖杀得溃不成军，“尽锐攻之，遂屠其城。”这种屠城，是一种威胁，使那个地方的人因不老实地投降而杀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为后来者不能对没有把握的抵抗而轻易的坚持。
孙权对地方势力的处理有两手，屠杀就是其中之一。杀，是可以从根本上把反对力量消灭掉，对巩固自己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会稽郡世家大族的不合作，没多做工作，而是杀服他们。在其他地方有了一定的力量时候，对这个地方用杀来治理也起很大的作用，但你就这一块地儿，杀了没有可依靠的力量了，肯定是不行的。孙权背后有吴郡的四大姓支持他，然后杀会稽郡的大姓，杀了盛孝章，周泰明，还用会稽郡的肯合作的大姓，比如贺齐，倚为左右手。至吴亡之前，会稽郡都没闹过事。
一些领袖人物在创业之初，还礼贤下士，爱才用才，能听批评意见，但到事业成功了，站得住脚了，就开始变了，原来他最爱的人才，可能他害之越甚，原来可以听不同意见，现在也不听了。这个成功后的变化好像历史上带有规律性，从刘邦开始的得天下后就大杀功臣，每个朝代都上演这一幕。原来爱的人才，后来变成恨这个人才了，随着地位的上升，尊严重于真理，不管对不对，先讲是不是冒犯虎威逆鳞。孙权在继位初，尊张昭为师，但后来赤壁战后，他胜了曹操即不那么听张昭的了，因辽东公孙渊向吴称藩，张昭不同意，孙权与他讲接受有很多好处，张昭不变，气得孙权动刀子。张昭见自己的话不管用，就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后来证明公孙渊是个不可信的人，孙权到张昭家招呼他出来，张昭不出，孙权又一把火把门烧了。孙权还奚落张昭，羞辱他，孙权即位时，众人祝贺，张昭也想说话，孙权冷冷地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引《江表传》）最让人们想不到是，他那样看重的书生大将陆逊，当大胜曹军回武昌时，“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出入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谁知后来竟然成了眼中钉，“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要说起原因来，我看其他直接的原因都对，也不对，直接原因是引起事端的开关，但在孙权困难的时候，他不打开这个开关，而现在他就打开了，为什么？是另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强大了，不那么非常需要人才为他去扛困难了，因此他要尊严，不允许有人拂他的意，尤其是有功的，他更恨他们的不从，他想你以为有功就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偏要治你，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才是最终原因。孙权还为此把与陆逊通消息的会稽太守吾粲下狱诛杀，把坚持陆逊意见的朱据赐死。
孙权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自然无法避开人们的评说，但把他说成英雄，那是曹操的场合语言，并非真心话，而且我们从他的言行很难看出有什么英雄的表现。如果从占一块地盘，能在军阀混战中站住脚，他确实靠背信弃义，言而无信，以残暴的镇压地方反对派，做到了这点，但能弄块地盘就是英雄吗？中国人常以胜败论英雄，成则王侯败者贼，成了就是好汉，败了就一切都不是！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军阀能崛起，并不是他英雄，而是不合理的现状非常适合他那样的人发展，比如袁术他是靠家庭背景起来的，“四世三公”的处身使得一大批人慕名而来，他总是有块地盘，但没一块是他自已打来的，能说他是英雄吗？他的出现，证明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孙权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割据军阀，按李宗吾的说法，他是既黑（心肠黑）且厚（脸皮厚），他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应是人们反对的分裂制造者，决不是什么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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