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是“凡三往，乃见”，意思很清楚：去了三次，才见到。虽然“三”这个词在古代往往是个约数，指多次，但前面加个“凡”字，在这里明显是个确数，就是指一共三次，不是一些人推测的不止三次。
出山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提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以诸葛亮的为人处世来看，他不是个好摆谱爱虚荣的人，不至于夸大其词，往自己脸上贴金。何况仅仅过了二十多年，一些当事人还活得好好的，诸葛亮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可能性实在太低。
综合这两点，三顾茅庐确凿无疑。
但偏偏有另一种说法，出自鱼豢的《魏略》和司马彪的《九州春秋》，认为是诸葛亮自己跑去求见刘备，结果没有得到重视。刘备再现了当年编草鞋的风采，正拿着牦牛尾巴编织工艺品（在电影《赤壁》中似曾相识）。后来诸葛亮献计，刘备把荆州一带的流动人口组织起来，该收税就收税，该出力就出力，该征兵就征兵，从此实力大增。刘备这才重新认识了诸葛亮，开始重用他。
这个说法似乎能自圆其说，不但描绘了刘备编牦牛尾巴的细节，这似乎符合刘备年少卖草鞋的经历；又写出了诸葛亮得到重用的原因，这似乎更符合常理，否则让一个天下枭雄三番五次去请一个寸功未立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会让许多人（比如鱼豢先生）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这个说法，实在是经不起推敲的。
从古至今，史书都是人写的，有着作者的立场与褒贬在里边。即使孔子作《春秋》，还有所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其中，并且被历代历史学者奉为圭臬。
《魏略》和《九州春秋》的作者分别是曹魏纯臣鱼豢与晋朝宗室司马彪。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司马彪的《九州春秋》是沿袭鱼豢的《魏略》。所以，值得重点分析的是鱼豢先生，他就是最大的造假嫌疑人。
之所以称鱼豢为曹魏纯臣，是因为他一生忠于曹魏，在晋朝取代曹魏之后，他就不再做官；而且他的《魏略》一书，记载历史终止于曹魏实际上灭亡（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的时候，并不延续到司马炎取代曹魏。可见，鱼豢是以魏国遗臣自居的。而蜀汉与曹魏一直是敌国，站在曹魏的立场，鱼豢先生通过虚构刘备编草鞋一类的活动和诸葛亮自己求见，来贬低敌国君臣，就非常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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