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把报纸和新闻事业看做是一种社会武器，他在这方面投入了他全部的热情，他要报纸永远痛斥政府，蔑视法律，要将所有的秘密，尤其是政府内部见不得人的事情挖出来，公之于众。他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招来了许多批评，说它的风格是生硬粗暴，它的新闻更多的是虚假做作、华而不实。但是，埃文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他们是为普通公民服务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免受伤害。在政治上，他们的报纸是中立的。虽然他们批评政府，但并非激进分子。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这份报纸具有某些警察的精神。埃文斯雇用了一些非常有才能的记者，并让他们独立思考。其中，战果最为辉煌、最具战斗精神的是布鲁斯·帕奇。他是一位很有特色性格的编辑，有时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不惜去研究18世纪的德国历史或分子物理。
《星期日泰晤士报》严肃认真的调查，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新闻方面，
都获得了成功，大放异彩。但是，在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姊妹报
《泰晤士报》的情况不算太好。
《泰晤士报》的主编威廉·里斯莫格是一个倔强的知识分子。他较早开始使报纸现代化，使用大标题和短句子。尽管这一变化不是那么激烈，也不太突然，但是对于报纸的某些年轻的传统主义者来说，变动得实在太多了，太过分了。在70年代初期时，他们开始抱怨了。加上当时报纸的收入情况不好，于是，许多变动被取消了。
1976年，当这两份报纸的老板汤姆逊先生去世时，报社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在过去那些年里，汤姆逊为这两份报纸亏了不少的钱，他喜欢它们，也喜欢英格兰；但他的儿子肯尼恩·汤姆逊却不是这样，他可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感情，他生活在加拿大，发现伦敦远不那么令人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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