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之张伯伦，亦尝申求百年之国际敦睦矣。倘使世界各国负责之政治家皆为“泛爱勿毒”精神所浸润，则国际亲善之新时期，不难引入现世。斯世也，方呻吟于贫贱残酷重负之下，其惨苦不堪一朝忍受。苏解倒悬，唯合作是赖。聪强杰出之士，何为遗弃大体，而断争于无谓之细故而不体耶？抑民治思想埋没领袖资格于以斗比机智为人生要务之深渊乎？
数百年来，各部施行马卡菲里国家主义，以损人利己为宗旨，产生大政治家如俾司马克、约翰黑、林肯、威尔逊、伊藤等人。方今世界主义之精神，洋溢宇内，国际善意，逐渐萌生。何不能复出奇才，以拔除人世之痛苦乎？造福于全人类，此正其时。安得命世贤豪，应运而生？
虽然，当世各国人才，依其责任之地位，其名亦可得而举，在日本有佐分利芳泽公使、币原外相、若摫首相；在英有欧玛莱、蓝博生公使，张伯伦外相；在美有克洛格麦克谟、波特；在俄有鲍罗廷，诸人者，皆身管冲要，为所注目。设有一二辈施展其建设政治之奇才，以唤起吾国领袖之回应，其事非不可能，且可因此坚彼等解决时局之主张，而增重其责任之心也。
各方之期望
凡吾友邦，无论与所谓“局部政府”或“元老会议”首倡善意之妥协，则相争之党，鉴于舆论之势，或能进取和好。此实吾人之愿望也。使中国而能统一兴盛，其远识必足以芟夷前途之荆棘，以求上进，此固有赖于吾爱国领袖之努力也。真实爱国主义，为其国民之福利而工作，真实世界主义，为谋全人类幸福之增进，而二者虽似相反，而实相成也。吾国人口总数，农民居百分之八十，采国家警察制度，以维护和平与秩序。农业自可兴盛；采财政统一政策，交通将必进步，工业扩充，教育普及，而民治发达也。至是，西方物质主义将能于吾觉醒民族之前，自辩证其亦能为一种开明博爱之精神，无悖于世界文化最高之理想也。
设各友邦仅为和平通商，而注意于吾国事，则吾人可依此点，而分析其愿望焉。查列强与吾国通商总额，当一九〇〇年时，为五六四百万元；一九一三年时，为一四六六百万元；一九二二年时，二七二二百万元，自一九二二年以来，虽政局不宁，而税羸报告，有增无减，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二二年间之比较，表示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或超十亿元之数）之增加，此等增加之率，在彼时世界各国商务重大增加之中，吾国地位仅次于日本（时日本居第一位）。当一九〇〇年，吾国在世界贸易总数中，仅占百分之一；一九一三年，增至百分之二；一九二二年，增至百分之三。当吾国增至百分之四时，则其贸易地位，将仅次于英、美、法、德。盖德当一九二二年，其贸易地位，仅居百分之六，英在各国之投资，约有三十万万元，益以每年三万万元之贸易，将赢得与吾通商国之首位也。
纵观以上粗略估计，是知苟和平秩序能致吾国于富强，则国民平均购买能力必强大，而对于外国货物，如棉布、机器、食料之类之要求亦必加多。各商务大国，现时善能运施其宽大建设之政策于吾国，则所获之利益，亦必更丰，盖十年之间，吾国将成为世界之第五等贸易国，可预断也。
（载1927年《晨报?副刊?社会》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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