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之父曹云祥

    第七章 工作就是祈祷（22）

    让每个人都这样问自己吧。“智识或文明，现代生活需求和神经质，是不是已胜过了我那恒久的宗教信仰？”更具体地说，“如果你信仰上帝之爱是天父之爱，你能不能爱人类如同自己的兄弟？”为什么我们的耳中不能时时回响这样的经文：“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难道我们没有听说过那个伟大的灵魂，当他的狗碰倒了图书馆里的蜡烛，烧掉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手稿时，他的不快仅限于这样呼叫：“钻石啊钻石！你不知道你闯下了多大的乱子！”如果我们不能把这宽恕和同情的精神贯穿于我们的存在之中，那么宗教只不过是一件星期日的礼服。

    从世界大战以来，德意志思想家们就忙于创立新哲学，尽管德意志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饱受饥饿和社会动荡的折磨。的穷乏似乎使他们的精神需求变得比对食物的渴望更加迫切。哲学著作成为千百万中产阶层的追求。例如，张伯伦的《19世纪文明的基础》一书卖了15万册，韦亨格的《仿佛哲学》卖了5万册，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的衰落》（即《西方的没落》）卖了7万册，而凯泽林的《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则卖了5万册。

    凯泽林伯爵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祖籍俄罗斯波罗的海外省，在革命中被剥夺全部财产。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道德混乱，使他陷入绝望之中，作为一个教义与哲学的学习者，他因此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尽量像佛教徒那样去感受和思考，在印度像婆罗门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中国像一个儒士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日本像日本人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美利坚合众国像一个美国人那样去思考”。他的精神转变被记录下来，即1918年出版的《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他的结论可概括如下：“所有的事实，所有的教义，都是同一灵性意义的不同表达；它们是我们能够对灵实的真实世界获得认知的惟一途径；对其意义的更深层理解将使人更有力量、更完美；除了我们此种理解的提升以外，别无人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