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生机。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道，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燥热的民间经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推动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凝聚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9.6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企图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邓小平，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那些先进的经验。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观礼台上。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前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他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邓小平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97.28%，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11.72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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