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硬的流通体制,被白蚁般的倒爷啃得千疮百孔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
那些沿海大批新生的小工厂,绝大多数人是当年的偷渡客创办的。后来闻名全国的“指甲钳大王”梁伯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在1980年前后,浙江温州、台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也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国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和地区隔离和差异等滋生的权力,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但愈来愈多的“倒爷”如肆意繁殖的白蚁般,已经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令政府最头痛、商人最害怕、民众最痛恨又最亢奋的四个字,就是“投机倒把”。而对遍地的“投机倒把分子”,政府的态度飘忽不定、时紧时松。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
1982年,因为广东、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中央有人点名批评这些地区的领导是在“放羊”,放言“如果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并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广东省委领导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进京,并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检查。
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在当年爆发了“八大王事急,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在内的8个私营企业主,因为涉嫌“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的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评价: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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