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孟子字义疏证》，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4 页。② 同上。
欲之辩的实质，使朴素辩证法的应用奏出了当时的时代最强音，也明确交代了“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的原因。戴震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为祸于平民百姓时，祸莫大于无人去批判揭发这种错误，无人从流行的提法中觉醒过来，“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①，因此，戴震的工作就是要使民“觉”，《疏证》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位置，几经作者本人论定。他总结学术史上的论争，无不是一种危害百姓的倾向出来时，就有人会出来辨明是非，而且，思想史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后代的害民之论与前代的为祸之说有相似之处，后代的批判也会从前代的批判中得到借鉴，故梳理成“轻重”对立的思想史线索是完全可能的。如孟子辟杨、墨，唐代韩愈辟老、释等。如前所说，“权”之“轻重”是用以比况辩证的对待双方的。戴震在分析他与宋儒的对立时，既注意到分析这种对立的含义，又注意到与思想史上有过的对立作纵的贯串比较，在比较中，就矛盾对立双方的一些基本范畴作出必要的语言解释，并与辩证分析结合起来。例如，他说：“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按：周敦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之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而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①“有欲有为”，几近于“生存和发展”的同义语。有欲方能有为，这是唯物的科学的认识，这本来是寻常之理，但“看似寻常最奇崛”，千百年来这一明白易懂的道理屡经扭曲，老、庄、释、宋学、明代王阳明学皆如此，戴震还其日常显见之理的本来面目，且从人本自然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系阐释之，这在科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②我国十八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正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带有人本自然主义特征的新理学的道德哲学、朴素的辩证法、语言解释哲学等方面努力去发现这一“简单事实”的，也就是说“有欲”才能“有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干其他事，“无欲无为又焉有理”？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的继承，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象戴震这样的“有欲有为”的唯物主义先进思想的继承。
由于用朴素的辩证方法分析问题，戴震对程朱理欲相分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深透。从孔孟起，儒家历来就是提倡贤人政治的，对贤人的个人品格的含义，历来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法，《论语》出现“贤”的用法25 处，多指道德或才能。例如《论语·雍也》以“贤”赞美颜回，但没有抽象出什么是“贤”。《孟子》的“贤”有72 处，其含义和用法与《论语》大体一致。戴震明确指出，贤人圣人就在于“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无私”（按：不过分中饱私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7 至328 页。②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574 页。囊），而不是“无欲”。他说：“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有点个人的哀愁怨恨就非贤人君子了吗？否！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平正公允的说法，在君权制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保护贤人，全面合理地看待贤人作风的说法。程朱以“理欲相分”为标准衡量，就会视天下无好人，“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辩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其结果天下无好人，坏人却不因“无欲”之说而归正，“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①此外，戴震指出，以超验之“理”为标准，其结果因无客观标准而人人“独执此以为君子”，没有一个人不以个人私见为“理之君子”，无不自信出于理而不出于欲，从而放肆地排斥他人的不同看法，“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②。戴震的看法是万分深刻的，它不仅属于道德哲学范畴，而且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实在是讲了经国济世之道。当一个社会只有空洞的超验之理的说教而不讲人的情念，衣食住行“简单事实”时，确实就会人人自以为得到了绝对正确之理，而他人则“自绝于理”，其结果使超验之理成为杀人的工具。别说是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即使本来正确的道理，一旦膨胀放大开来，脱离了那“简单事实”，其危险亦同于本来不正确的超验之理。应该说，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够多的了。
如同戴震单独阐述血气、人性、欲念等问题时那样，戴震在叙述理欲对待关系和理存于欲的道理时，也总是借助于古代圣贤权威，例如他说：“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侗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闻孟子、韩子（按：指韩愈）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①，如此等等。“权”之“轻重”的辩证法的运用，在戴震那里也是离不开指靠先儒的权威的。马克思在提及黑格尔用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观察历史，发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时曾说过以下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戴震借助于先儒来演说自己的早期启蒙思想时，国内“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先儒的权威也没有什么“战斗口号”，戴震的思想，也只是以人的自然本能、本性为本的新理学道德哲学，远未涉及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①但是，我们可以清①楚地看到，当戴震分析任何一个单独的道德哲学问题时，抑或分析朴素的辩证法本身的规律，以及综合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自然哲学、语言解释哲学来观察、分析和叙述思想史上对垒及其内在发展逻辑时，无不借重先代权威，戴震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他的科学思路和叙述问题的方法，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领袖们所乐于应用和必然应用的一般方法。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一曾经为人类先进思想的最高代表马克思所概述过的一般方法，总是作为探索的重要依据和叙述问题的科学逻辑方法，自始至终贯串于戴震的新理学哲学中，我们不难看出，戴震在建构他的新理学自然道德哲学体系的同时，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学方面是有比较完整的建树的，其中朴学方法、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自然哲学方法、语言解释哲学的方法、复兴古道和借重先儒权威的方法等等，成为戴震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学的主干部分。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② 同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8 页、329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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