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

    今音学研究唐宋以后的中古音，它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果说，戴震研究上古音的目的，是以古声纽，特别是古韵部说明上古的语言文字，以完整的上古音体系抉发语言文字的奥妙，从而获得通道的古代语言学范畴内的古音解释系统，那么，戴震研究今音学的直接目的还是为古音学服务。作为音韵学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它既要研究古音学，又要研究今音学。在戴震的解释学体系中，“古音学——语言文字——辞，上古文献——道”是一解释系统，“今音学——古音学”是又一解释系统。显然，今音学和上古语言文学、上古文献上无直接联系的，如果说有间接联系，也务必通过古音学这一中介环节。

    在戴震之前的明末清初，今音学研究几乎是空白，那时流行的韵书无非是元代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许多人连《广韵》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乾嘉时代，音韵学家们的主要精力大都集中在上古音，只有江永戴震和钱大听对今音学有所成就，江、戴之后，几乎又度越了一百多年的空白，至清末陈澧（1810—1882）系联《广韵》的反切上字和下字，找到了中古的声类和韵类（40 声类311 韵类），对《广韵》的前身《切韵》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江永曾著《四声切韵表》，用等韵学原理研究《切韵》音系和上古音，他说：“依古二百六韵，条分缕析，别其音呼等第。”①戴震中古音研究亦继承江永，用等韵审音法。他说：“郑樵本《七音风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音声洪、细，别之一二三四等列，故称等韵；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又说：“就一类分之为平上去入，又分之为内声外声，又分之为一二三四等列，虽同声同等，而轻重、舒促必严办；此隋唐撰韵之法也。”②戴震既以等韵审音研究上古音，研究中古音当然更寓不开用等韵审音之法了。他曾详论各韵的等呼，他说：“《广韵》上声二腫、湩字下云：‘此是冬字上声。’盖昔人论韵，审其洪细，为一二三四等列，如平声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韵皆内声一等。??欣韵、迄韵并三等，惟上声隐韵、去声焮韵兼二等三等。”③戴震的意思是，等韵虽后人所创而日臻完善，但《切韵》时代已分平上去入（上古异平同入），已分四等。此为隋唐人撰音之法，故研究《切韵》可借用等韵审辨之。等的概念在戴震那里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被用来分析汉语语音，分析上古音和切韵音系都用到了等，等的运用在江永、戴震手中已越出了等韵学范围。戴震关于《切韵》时代分出四声的观点，被段玉裁接受。段氏认为，周秦汉初，声调只有平上入三种，没有去声，直到魏晋才产生去声而成四声①。关于等韵审辨法，近人黄侃曾评“等韵之弊，在于破碎；音之出口，不过开、合；开、合之类，各有洪、细，其大齐惟四而已。而等韵分开口、合口各为四等（按：① 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

    ② 戴震《声韵考》卷二，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③ 同上。

    ①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古四声说》。

    指江、戴主开合，再各分四等共八等）”②。黄侃认为，这是缘见《广韵》分韵繁多，不明所以，“因创四等之说以济其穷”③。张世禄指出，宋元时代的等韵与明清的等韵不同，宋元可分八等而明清只有开齐合撮四等，黄侃（包括章太炎）指责戴震分宋元八等为“破碎”是没有道理的④。按张说，戴震以等韵审中古音精细入微，且是从宋元语言的实际情形出发的，体现了戴震以审音为演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和经验的依据，其演绎是在归纳而成音理以后的演绎，从而使中古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密合，与用等韵究上古音的情形不同。应当指出的是，章太炎、黄侃认为《广韵》存有古音，却肇始于戴震的今音学。戴震曾有以下著名论断：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虽未考古音，不无合于今，大戾于古。然别立四江，以次东冬钟后，殆有见于古用韵之文，江归东冬钟，不入阳唐，故特表一目，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时附近，不以今音之近似而紊淆古音也。①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后来章太炎据此又说：东冬，之脂之分，皆由古音不同，非必唐音有异③。黄侃亦笃信戴、章之说，从《广韵》求出古本韵32 个（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本声19 纽。从戴震及章、黄《广韵》存古音之说看，戴震首创此说在思想方法上除使今音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外，今音学为古音学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此外，既然以中古等韵八等审析《广韵》是可取的，章、黄的批评难以成立，则以等韵同时审析留存于《广韵》中的上古音，除前面已分析其思想方法上因主审音而必然循此以外，在具体实施中也确有其自然成功的因子。但不管怎样，以后代等韵审析上古音总是有较大误差的。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能以宋元等韵而不象章、黄以明清等韵那样审析中古音（章、黄也是重审音的），却不能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如前所说，这是无法做到的），前者所以能够实施的客观原因是，明清四等与宋元八等有较近的联系，文献较上古详备，等等。从其内在的科学逻辑和思想方法去看，不能不说是戴氏的天才突破，以致达到了包括章、黄都无法理解的科学境界，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分析审验，完全证明戴震的审音之功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或者说戴氏对中古音的审音研究已从必然中获得了部分自由。但严格地说，宋元的八等韵还不是隋唐音，故隋陆法言《切韵》音系的研究仍可深入。陈澧曾说：“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①这种情形，在逻辑上又类似于“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是悖论”一样，是无法成立的，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以宋元音理审《切韵》音系在逻辑上作了多大的迫近，在求取近似值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今音学的具体成就上，戴震著《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②，现代人② 《与人论小学书》，见《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版153 页。③ 见《黄侃论学杂著》153 页。

    ④ 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国学丛书本131 页。

    ① 戴震《声韵考》卷三，第七页，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② 同上，卷二，第五页。

    ③ 章炳麟《音理论》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