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廷玉：《明史》，卷253，刘宇亮传，第848o—848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1986）
陈弘绪逮捕，二月人狱。晋州百姓为之鸣不平，朝内亦哗然。三月二十一日，“奉上传以保全晋州故，谕令刑部速结。”①四月，降二级调外用。抗清英雄陈弘绪竟下狱论罪、遭谪，临阵避敌的刘宇亮反保相位，天下公理何在？！
陈弘绪任晋州知州从1638 年八月至1639 年正月，共五个月。其中一个半月他是手持武器与士兵在城上寝食的。1639年出狱后，他被贬任湖州府经历，十月到任。旋改南直隶庐州府舒城（今安徽）县令。舒城时有土豪恶霸濮氏，依巡按御史撑腰，假势私干州县，弘绪不畏奸恶，与之相抗，遂忤当道，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十五年（1642）八月，刑部尚书郑三俊（东林党人）改吏部尚书，知弘绪奇才，又蒙冤狱，乃强荐其出山。于是年起，弘绪再任南直安庐监军推官，理安庆府、庐州府军务，实际上相当兵巡道。奈此时天下事已不可为，未几解甲归里。甲申（1644）京师陷，陈弘绪会翰林杨廷麟于南昌，相视恸哭。及福王立于南京，南明弘光朝言官马嘉植以弘绪为史才荐于朝，②兵部尚书兼宰辅史可法（1601—1645）
亦素知弘绪，劝出相助。此时弘绪积极与南明史可法、姜曰广、刘同升等阁臣及史可法部下副总兵官汪思诚（字纯一，1591—1645）等联络抗清大计。值权奸马士英、阮大钺当国，招徕逆党，摧残善良，弘绪乃辞不就。此时宋应星亦荐以滁和兵巡道，与弘绪一样，辞未赴任。未几，史可法、姜曰广亦遭挤逐。乙酉（1645）五月，南都陷，可法壮烈殉国。消息传至南昌，陈弘绪、刘同升、徐世傅、杨廷麟、周鼎瀚等21 人会至普贤寺痛哭，共伤国事。①此时弘绪为表彰南明殉国烈士，亲自为刘城（字伯宗，1598—1650）、汪思诚等人树传，又辑《宋逸民录》以见志。甲申秋，弘绪于南昌西山建“寒崖草堂”隐居，山中盗起，乙酉移居石庄，从事著述，并记录往事。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江西地方官多次礼遇弘绪，劝令出山，终不可屈其志。顺治十二年（1655）弘绪只应命纂修《南昌郡乘》，始返南昌，同时与黎元宽课士子于澹台祠。十五年戊戍（1558）二人恳辞祠务。②《郡乘》卒业，康熙二年（1663）刊行，四年乙己（1665）三月五日弘绪卒于南昌，享年六十有九。
陈弘绪文武双全，一生酷爱藏书，是江西藏书万卷大家之一，其藏书情况见所著《西阳山房藏书记》（1622）、《续藏书记》及《塞崖藏书记》（1644）。尝自称：“予束发（1616）好观书，迄今逾不惑且八载（年四十八，1644），殆将老矣，而嗜之尤甚。”③举凡经史百家书，无所不藏，甚至欧洲人利玛①陈弘绪：特恩纪跋（16339）。《陈士业先生集。恒山存稿》，卷一，第25 页（锦云书院刊本，1687）
②杨周宪：康熙《新建县志》。隐逸列传。陈弘绪传，卷28.第5—7页（康熙十九年原刻本，1680）
①陈弘绪：龙沙别友记（1645），《陈士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1.第21—22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②陈弘绪：《江城名迹记》，卷下，《证今一。澹台洞》（乾隆十八年本刻本，1758 年）
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1571—1618）及徐相国（光启）督修的《崇祯历书》亦托人访求。徐世溥称：“余与士业游二十徐年矣。藏书数十万卷，一夕所阅，十吏兼书不能给，于典故、律令、星历、舆图、兵、农、谱牒之学，无不贯穿。”④弘绪善结交名士。与弟弘纶及友朋日夜讲习于书室，自得其乐，故家境益贫。宋应星自是弘绪书斋的常客，故得机览阅其丰富藏书。今观弘绪所著《荷锄杂志》，多载鸟兽、虫鱼、草木之属，足见其对科学亦有浓厚兴趣。而其《寒崖近稿》中《水利议》、《屯田议》、《盐法议》、《清赋役议》。亦与应星《野议》中各议观点有相同处，则弘绪与应星可谓志同道合，互为知己。弘绪赞赏应星著述，是应星作品的最早读者和评论家。这才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志同道合会友。
陈弘绪自幼随父游南北各地，有广泛见闻，知识渊博。尤长于古文辞，文体近于宋代江西名流欧阳修（1007—1092）、曾巩（1019—1087）之间。而其诗作大类唐代文豪韩愈（768—824）之后学。故同邑彭士望称：“敝乡古文辞，近称艾千子（名南英）、陈士业、徐巨源（名世溥）”。①南直桐城诗人施润章（字尚白，号愚山，1618—1983）
赞陈弘绪“博闻强记，长于文辞，下笔辄千百言。？所与交同郡万茂先时华、徐巨源世溥、图25《陈士业先生集》扉页刘士云斯升（1597—？）、万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1598—1633）辈凡十余人，皆知名。”②这些人亦为宋应昇、应星友人。弘绪亦如应星，著作等身，有《石庄集》、《恒山存稿》、《寒夜录》、《鸿桷集》、《周易备考》、《诗经群义》、《尚书广录》、《荷锄杂志》、《峿斋诗》、《宋逸民录》、《江城名迹记》、《南昌郡乘》等，或行世，或藏于家。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由友人汇为一起，刊行《陈士业先生集》（图25），由锦云书院藏板，但乾隆年（1780）修《四库全书》时，将这位义士的全部著作列为应予全毁的“”，我所见此集乃幸免于焚的稀见本。
陈弘绪有强烈的个性，对友人则殷勤好客，谈笑风生；遇权奸则刚直不阿，横眉冷对；逢清兵则死守城池，坚决抗战。他对政治特别关心，是与东③陈弘绪：寒崖藏书记（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2，第1—3页④徐世溥：《榆溪逸稿》。卷4.第12 页（康熙三十年原刻本，1691）
①彭士望：《彭躬庵文钞》。卷三，（清道光年刊本）
②施润章：故徵君晋州知州陈公墓志铭，《施愚山文集》。卷20.林党类似的复社社员。崇祯五年（1632）“弘绪泛舟吴会（苏州），经秣陵（江宁），与西安刘客生、贵池吴次尾（名应箕）、桐城方密之（名以智）、安成傅玉生（名鼎臣）等群集秦淮，刑牲而盟之。”①这是出席复社在虎丘举行的第三次大会。复社由翰林院庶吉士张溥（1602—1641）发起，崇祯二年（1629）首会于尹山，次年大会于金陵（南京），明末已有2025 人。②《明史。温体仁传》称其“与东林相应和”。宋应星除未参加党社外，在很多方面都与老友陈弘绪有类似之处。而弘绪致应星信及其评论应星所著《谈天》、《原耗》及《春秋戎狄解》，拟在本书其余有关章中介绍，此不赘述。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宋应星另一友人是姜曰广（1583—1648）。③姜曰广字居之，号燕及，也是新建人，十岁丧父，人库后于万历四十四年乙卯（1615）
江西乡试中第，与宋应星、宋应异、涂绍煃等为同榜举人。这些同年学友还共同参加了次年丙辰（1616）科的北京会试，但均落榜而归。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他们第二次会试时，涂绍煃及姜曰广却榜上有名，曰广中二甲进士。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他1619 年二月十九日第一场考试时的答卷，①试题内容见第三章。1619 年，授曰广为翰林院庶吉士，天启二年（1622）进编修。六年（1626），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偕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王梦尹作为饮差大臣出使朝鲜，负抗清使命。与以往使节不同，曰广出使“不携中国一物往，不取朝鲜一钱归，朝鲜人为立怀洁之碑。〔归后〕陈海外情形，有裨军国者八事，多议行。”②天启五年（1625），曰广任京师顺天府会试考试官，魏忠贤逼曰广为其甥、孙徇私考取，而遭拒绝。魏阉恼怒，以曰广为东林，将其削职为民。③归江西后，姜曰广与万时华、徐世溥、陈弘绪等相聚，分赠自朝鲜购回的高丽纸作为礼物，④宋应异、宋应星亦与之相见，并得此纸。曰广还向应星介绍朝鲜等情况，其中部分内容已反映于《天工开物》中。大启七年（1627）八月，魏阉后台熹宗死，信王朱由检即位，即崇祯帝，宣布魏阉罪状，召姜日广起原官，所奏多议行。崇祯元年（1628）曰广奏劾武①《明代登科录汇编》，万历己未（1619）会试录，第22 册，第11979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
②自潢、查慎行：康熙《西江志。人物志。姜曰广传》，卷70.第9—10页（康熙十九年原刻本，1720）
③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卷十二上，姜曰广传，第392—3393 页（中华书局本，1984）
①陈弘绪：送别刘客生序《陈士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一（锦云云书院藏板，1687）
②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61—164 页（商务印书馆，1934）
③关于姜曰广，见《明史》（1735）卷274 本传；康熙《西江志》（1720）。卷④同②，康熙《西江志》，卷139.艺文，第36 页经略马世龙遇清兵不战，准奏，罢马世龙。崇祯三年（1630）
补曰广为日讲官，复任南直隶应天府乡试主考官，旋起为詹事府右中允，任内廷文学侍读官，谏崇祯帝“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崇祯帝尝谓阁臣曰：“姜曰广在讲筵，言词激切，大见不平，朕知其人。”①九年（1635）积官至吏部右侍郎（从二品）。
曰广为人忠梗，直言不讳，以国家大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崇祯十年，乃因忠谏而获罪，迁南京太常寺卿，引疾归。十五年（1642），再荐起任南京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印。
甲申国变，南京朝臣商议拥立新君。兵部侍郎吕大器及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等东林党人用周镳、雷縯祚言，主立潞王，而凤阳总督马上英、勋贵刘孔昭等武人及阉宦主立福王。马士英握兵权，以武力要挟，使福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
五月即位于南京，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组阁时，马士英指使勋贵语侵史可法，遭姜曰广痛斥，自是群小目摄曰广。及廷推阁臣，以曰广对福王嗣位有异议，不举，用史可法、高弘图及马上英入阁。及再推，乃改曰广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正二品）。时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姜曰广与高弘图协心辅政。马士英挟拥君功，内结勋贵、阉宦，外连诸镇刘泽清等将领，谋擅朝政，深忌曰广。②因为姜曰广可称为“姜大炮”，谁不正便轰谁，连皇帝都不怕。当马士英擅权时，只有姜曰广敢于当面痛骂马奸。马士英欲荐起阉党逆案阮大钺，遭曰广强力反对，但昏君仍准荐，逆阉阮大钺得人阁。曰广乃抗疏乞休，这位忠良阁臣在上疏中列举明亡的得失，历数先帝（崇祯帝）用人独断专行，不听朝臣忠谏，从宫中传口谕任命朝臣，结果所得者尽是败类，希望弘光帝接受这些亡国教训。
姜曰广在上疏中首先指责弘光帝说。崇祯时定的阉党逆案为何今又翻案？这违反其数日前即位诏之明言。接着转向崇祯帝：“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曰广于是历数崇祯帝内传的阁臣、勋臣、大将、言官的嘴脸：“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殃民，好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也。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桢也。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范、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后效可验。”①曰广如此痛骂这些导致明亡的朝廷败类、斥责崇祯帝的昏庸，意在教训弘光帝勿重蹈覆辙，并骂给马士英、阮大钺、刘孔昭、刘泽清一伙听的。
象他这样激烈言词，在明末恐是少见的。
姜曰广疏内浩然之气不可侵，爱国之心不可泯，弘光帝没有接受他的辞①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卷十二上，姜曰广传，第392—393 页（中华书局，1984）
②《明史》，卷274.姜曰广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538—853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①《明史》。卷274，姜曰广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姜曰广论中旨，第64—65 页（中华书局，1984）为全文。
呈，降旨“慰留”。这使马士英、阮大钺等不悦，勋贵刘孔昭以曰广“诽谤先帝”为名，交章攻之。刘泽清则攻击曰广“渐于朝政”，拟下刑部议罪，弘光帝不许。曰广为保全南明复兴已竭尽全力，却屡遭诬陷，甚至被迫害的危险。他便屡疏乞休，甲申九月得准。当他处境不利时，接友人宋应星来信，说要辞去凤阳府毫州知州之职，希望曰广与其门生淮阳巡抚路振飞周旋，办个辞官手续。此时“燕老价归，遂已许诺，今果出于路皓老。”①上面那句话是陈弘绪1644 年秋致宋应星信中提到的。大意是说，弘绪已按应星的拜托，将致姜曰广的信托付玉生带到南京，时曰广正要返乡，但答应应星的嘱托。果然从路振飞那里得到辞官的批准。路振飞（1590—1647）字见白，号皓月，北直广平府曲周（今河北）
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任泾县令、福建巡按御史，破红夷（荷兰）海寇，除贪官。崇祯九年（1636）巡抚苏松，以事件旨，谪河南按察司检校。十六年（1643）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阳，正好是宋应星的上司。十七年（1644）母丧，解官归。乙酉（1645）唐王立于闽，召为左都御史，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后二年（1647）卒于粤中，谥文贞。②此即信中提的“路皓老”。
1644 年九月，姜曰广临行前，人宫辞行，诸大臣在列。他当着弘光帝和马士英、阮大钺的面，义正词严他说道：“微臣触忤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臣归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消息传开，南京百姓痛惜朝廷失此忠良，乃编为榜语：“朝堂留了姜阁老，弘光方可保。去了姜阁老，弘光并要跑。”及曰广归后，百姓又编成隐语：“死马（马士英）无缰（姜曰广），纵有金铃（金陵）摇不响。”①可见曰广深得民心。后来确如百姓所预言，1645 年四月清兵渡淮，五月再渡江，南明亡，弘光帝出逃后被杀。拥有重兵的明左良玉部将金声桓降清。六月，清命金声桓攻江西。次年（1647）正月，金声桓复于南昌举兵反正归明，杀清巡抚章于天，以姜曰广为号召举为盟主，用南明隆武年号。②应星甲申后被授以南瑞兵巡道，可能就在此时，但他没有出任。次年（1648）金声桓南下取赣州，清兵乘虚围南昌，曰广乃作六歌，③投家池而死，为抗清而捐躯，一家死者达三十余人，时年六十六岁，曰广生于万历十一年（1583），长应星四岁。他生前著有《皇华集》三卷及《輶轩纪事》一卷，后者记使朝鲜事，收入《明季①陈弘绪：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二，第35—36 页（锦云书院刊本，1687）
②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卷一，路振飞传，第23—25 页（中华书局，1984）；归庄：路文贞公行状，载《路文贞公集》书首（1841 年木刻本）；又《明史》。卷276，路振飞传。
①崔登鳌：道光《新建县志》（1849）。《艺文志》。卷70，第22 页（道光二十九年原刻本）
②谢国祯：《南明史略》。第154—15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③姜曰广临难赋诗古风六章、绝句二首，全文见计六奇：《明季南略》（1670），卷十二上，第393—396页（中华书局，1984）
野史》及《三异词录》，均有清抄本。姜曰广不但与宋应异、应星兄弟是朋友，而且是亲戚。查《宋氏宗谱》卷五，载应异次女嫁“南昌尚书姜曰广公孙，鹿出。”④与姜曰广有类似经历与个性的宋应星另一友人是刘同升（1587—1645）。
刘同升字孝则，一字晋卿，江西吉水人，生于万历十一年（1587），与应星同岁。刘同升出于名臣之家，其父刘应秋字士和，万历十二年（1583）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八年（1590）召为中允，充日讲官，累官至京师国子监祭酒，二十六年（1598）被诬告，引疾归，数年后卒。崇祯初（1628）
追赠礼部尚书，谥文节。①刘同升少时为同邑邹元标（1551—1624）弟子。元标字尔瞻，万历进士（1577），因忤首辅张居正（1525—1582），谪戍都均六年，后任谏官，以直言著称。②母丧后，元标居吉水讲学二十年。天启初（1621）还朝，官至吏部左侍郎，擢左都御史，为魏忠贤忌，次年（1622）
辞官归。邹元标与顾宪成（155o—1612）、星（1550—1627）并称为东林党三大领袖，号称“三君”。同升受元标影响，后来也成为东林及复社成员。③刘同升从家父及邹元标那里受到良好教育及思想影响，以诗文见长，但早期在科场不顺。年三十五中天启元年（1621）
举人，屡上公车不第。直至五十一岁时，才得崇祯十年（1637）进士第五名。崇祯帝见其试卷中所言“皇上不负臣子，臣子自负皇上”时言词激切，特提为第一名，拔为“忠孝状元”，④授翰林院修撰，为官正直清廉。崇祯十一年（1638）。被姜曰广斥为“奸险刻毒”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
夺情（丁忧时）入阁，有危社稷。杨入阁后办了三件坏事：（1）提出再向百姓增税，搜刮民脂。（2）起用魏党逆案陈新甲为宣大、山西总督。（3）当清兵人长城，京师戒严时，不积极备战，反与总监中官高起潜主和议。致使前大学士、老臣孙承宗（1563—1638）、总督卢象升（1600—1638）殉难。论法，杨嗣昌当问斩。但当黄道周（1585—1646）、何偕等奏劾杨嗣昌时，却反而获罪。
国家危难之时，刘同升挺身而出，再次抗疏。他指出：“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为国家建功。何也？成天下事在乎志，胜天下之任在乎气。志败气馁，而能任天下事，必无是理。
伎俩已穷，苟且官贵，？掩败为胜，岁糜金缯，养患边国，立心如此。“①同升痛斥杨嗣昌误国，指出崇祯帝用人不当。疏入，帝大④宋立权、宋育德：《宋氏宗谱》，卷五，《宋应异行略》，第113 页①《明史》，卷216，刘应秋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3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明史》，卷243.邹元标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433 页（1986）
③吴■：《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江西南昌府（道光十二年吴山嘉刊本，1832）
④赵士春：哭同年刘同升太史三首并序（1645），《保闲堂集》，卷六，第6—7页（光绪九年木刻本，1883）
①《明史》。卷216.刘同升传，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3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怒，谪同升为福建按察使司知事。从这里可见同升上疏中观点与应星《野议。练兵议》、《士气议》所述，几乎完全相同。与此同时，刘同升友人杨廷麟也抗疏。杨廷麟（？—1646）字伯祥，江西清江人，崇祯四年（1631）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十年（1637）冬，进日讲官兼直经讲筵。十一年（1638）二月，帝问保举、考选何者为得宜，廷麟对曰：“保举当严责举主。如唐世济、王维章，乃〔首辅〕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帝无言。是年冬，京师戒严而阁臣杨嗣昌主和时，杨廷麟抗疏曰：“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②接下列举杨嗣昌祸国罪状，也因此被逐出京门。足见崇祯昏庸至何等地步。同升是易动感情的人，待他因一片忠心苦谏受贬官福建，便引疾归。
状元修撰刘同升人仕时间很短，便辞官家居。甲申闻国变，刘同升与杨廷麟、陈弘绪、徐世溥等在南昌相聚痛哭越旬。同升因写《哀至诗》百首以见志，呕血几死。①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同升被召，因马士英当国，不赴。与廷麟同返赣南。乙酉（1645）五月，南都陷，同升此时虽痛惜，但认识到眼泪阻止不了清兵南下的势头，救国的积极办法是投笔从戎。时值闰六月，较英明的唐王即位于福建，起用黄道周、路振飞、张肯堂等人人阁，又多故旧，同升拟赴响应。他先将家眷安置于福建，再与杨廷麟在赣州府谋事起兵。唐王加廷麟为吏部右侍郎、加同升为国子监祭酒。九月，刘同升、杨廷麟以江西南部的赣州、雩都为据点，起兵收夏吉安、临江，唐王再加廷麟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同升为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巡抚赣南。唐王很会用人，而士为知己者用。
无奈刘同升以劳疾在身，1645 年十二月呕血数升。自知无救，遂嘱左右，身后勿用厚棺。自题“崇祯旧史之柩”墓铭，并要求葬仪从简。是月，同升卒于赣州，年五十九岁。②其一生著述甚多，早期有《四书大全注疏合编》、《五经大全注疏合编》、《音韵类编》、《金石宝鉴录》，后来有《明文选》、《明诗选》、《锦鳞诗集》，再晚有《明名臣传》、《金陵游览志》、《删改宋史》、《哀至诗》等，或行世，或藏于家，并遗有大量散文、手稿。同升有五子：孟钦、仲、叔钺、季、幼钟，皆世其家，并能承父业，积极参加抗清武装斗争，有的也捐躯于战场。其中第四子刘季在南明桂王的永历朝（1647—1661）任总督江楚兵务，①在抗清的烈火中牺牲。
②《明史》。卷278，杨廷麟传，同上书，第8548—8549 页①杨廷麟：刘孝则公传（1646），载刘同升：《锦麟诗集》书旨（南昌木刻本，1937）
②杨廷鳞：刘孝则公传（1646）；裔孙刘学诗：锦鳞诗集序，俱载《锦鳞诗集》书首（南昌刊本，1937）
①刘学诗：锦鳞诗集序，载刘同升：《锦鳞诗集》第一册，第3 页（南昌刊本，1937）
刘同升的《锦鳞诗集》十八卷，成于崇祯末年当他被滴后于吉水家居之时，是时筑“锦麟庵”隐居。此诗集在同升卒后藏于家，有清二百年间后人不敢刊行，直至1937 年方由其族裔刘学诗与江西省图书馆馆长欧阳集甫努力，以线装本形式公之于众，计六册。其中第五册，卷十三有同升的《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并序》。此处宋长庚即宋应星之字。
同升于序中追述了他与应星的往日友谊和崇祯十三年（1640）在吉水相见时的情景时写道：“长庚云，庚戍遇道人，约三十年再会，遂以庚辰解汀[州司]李任。冀得复过，台使者皆不知。其行飘然高致，令人羡之。”②为了了解这段话的含义，首先要弄清“道人”是指谁。从字面意义上说，道人指有道术的人，或道教徒、佛教徒，但有时也指儒人。如“道山”
即为儒林，指文人聚集之处。道人也指道山之人。无论刘同升、宋应星，或他们的友人，都没有道教徒或佛教徒。如果说此处的“道人”有宗教含义的话，也只是借用宗教术语而指他们自己。宋应异也用“登坛问法、传灯必定”这类宗教比喻来形容他与舒曰敬的师生关系。因此此处的“道人”指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认为这是指刘同升本人，而非某个真正的道教徒。
从宋应星著作中我们知道，他是坚决批判道教方术、方士的，怎么会与道士交朋友？刘同升将其住室称“锦鳞庵”，“庵”虽有佛寺之意，并不等于说他真是佛教徒，也是借用此字来形容自己的草房。既然道人是刘同升自称，则可见他早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戍（1610）便已与宋应星订交。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学子，初次是在南昌相遇，却一见如故。很可能刘同升邀宋应星同返吉水一游，从南昌乘船沿赣江南行很容易就会到达。然后，同升约应星三十年再重游吉水，因而同升有“冀得复过”之语，意思是希望再一次来这里。应星象同升一样，对福建的任职本无大兴趣，早有辞意，加之他为践前约，遂于崇祯十二年庚辰（1640）“解汀州司李任”，也就是辞去汀州府推官之职。明人称推官为司李或司理。当时宋应星尚未任满，走时匆匆，未及向上级提刑观察使司按察使告辞，所以刘同升说“台使者皆不知”。旧时称布政使为“藩台”，称按察使为“皋台”或“台使”，正好是推官的上司。宋应星从汀州启程，夸武夷山到江西赣州府赣州，再沿水路北行至吉水，与刘同升重会。1640 年正是1610 年的三十年后，应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升为纪念这次相聚，写了下面一首诗：莫看梦幻遂成真，林下高风尚有人。
一自仙舟曾遇李，空令河内更思恂。
江于驻客同粗粝，山水为家约锦鳞。
三十年来酬旧约，如君差不负松筠。①②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并序（1640），《锦鳞诗集》，第五册，卷13，第13 页（南昌刊本，1937）
①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1640），《锦麟诗集》，第五册，卷十三，第13 页（南昌，1937）
这时刘同升、宋应星均无官一身轻，成为“林下”之人。刘同升对宋应星很敬佩，称其“飘然高致，令人羡之”，称其高风亮节有如松筠（松竹）。
应星在同升江于（江边）住所小住数日，共进粗茶淡饭，观赏山水，共吐别后经历，痛惜社会危机，可谓百感交集。他们还谈到共同友人李匡山，可能他不久前也来过吉水与同升会面，或这次要来而未来。总之。二人因匡山没有在场而感到遗憾，故诗中有“空令河内更思恂”之句。查徐世溥著《御史李匡山传》，①李曰辅（1584—1646）字元卿，号匡山，南昌松山里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举人，屡次会试不第，乃于天启二年（1622）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廉平不阿。四年（1624）大胆上疏，反对派内官四出搜刮。
众虑不测，得旨降级调出，崇祯元年（1628）擢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官。后因兵饷事再上疏。帝怒，降三级调外用。寻辞官归，于龙沙及南昌山居凡二十年。“生平未尝就寝读书，所求皆思经世务”。卒于丙戍（1646），年六十三岁。卒前自书墓铭：“匡庐山人之墓”，令子孙孝悌力田。①徐世溥有《香山就李匡山先生寿》②诗，内称“先生年六十，强半在深山。”他还有《李匡山先生出茂先（万时华）遗牍》诗。从《锦鳞诗集》中也可看到刘同升的《怀李匡山侍御》、《西山呈李匡山五首》等诗。待宋应星与刘同升话别回奉新时，他必看望李匡山并转达同升的问候。
在宋应星本人著作中，提到的友人较少，除涂伯聚外，我们只看到分宜县令曹先生其名。崇祯九年（1636）应星任分宜教谕时发表的《野议序》（图28）中写道：“春将暮矣，游憩铃山。令长（县令）曹先生挚清酒，负诗囊，为寻松影鹂声（去野外郊游），以永今日（整天催诗），不愿他闻来混（打扰）耳①徐世溥：御史李匡山传，《榆溪逸稿》，卷6，第19 页（清刻本）
②徐世溥：香山就李匡山先生寿，《榆溪逸诗》，卷下（五言律），第8-9页（清刻本）目也。乃视沥数行，而送邸报者至，则见有立谈而得美官者，此千秋遇合奇事也。取其奏议一再读之，命词立意亦自磊落可人。惜其所闻未尊，游地不广，无限针育灸腠（医治时政弊病）拯溺救焚急着，浑然未彰，空负圣明（皇帝）虚心采择之意，识者有遗恨焉。令长啸谈间，愿闻寡识。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通宵），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①可知1636 年三月，宋应星与曹知县相约去分宜名胜钤山郊游，饮酒赋诗。忽然吏卒送来邪报，载某人因一纸奏文未经考选就立得京官。宋应星认为此乃千秋奇事，取其奏议观之，虽企图医治时政弊病，但所言不得要领。曹知县愿听应星意见，于是他连夜写成《野议》万言。
上述邸报所载，实指1636 年正月淮安武举陈启新事先与内廷串通，上书跪正阳门，由宦官呈上，立即得吏科给事中之官。陈启新本庸人，操其伪说以迎上。关于此人面目，拟于第六章中详述。崇祯帝为装点招揽人才之门面，却被一投机取巧的市井间无赖钻了空子。在朝的正直大臣都为之痛心。
①宋应星：野议序，《野议》1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59）
宋应星看过陈启新的上书后，针锋相对地写了政论作品，得到曹知县的赞赏。看来他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查同治《分宜县志》（1671）《职官志。文职》，在明知县栏载：“曹国祺，全州人（今广西），举人，崇祯五年（1632）任，以〔丁〕忧去。十五年（1642）
复任。洪名臣，岳州人，举人，崇祯十年（1637）任，以忧去。“②由此可知在1632—1637 年间，正是曹国祺任分宜知县。
《分宜县志》在《职官志。名宦》栏内，更载：“曹国祺字介之，全州人，由乡举于崇祯辛未（1631）、壬午（1642）两任。
用意抚字，清标雅度，始终不渝。“①在县志《明知县》及《名宦》栏载曹国祺到任年代有一年之差，但不管如何，他是在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即宋应星著作不断问世时，担任知县的。因而《野议序》中说的”曹先生“，肯定是曹国祺。
宋应星在分宜期间，刊行《天工开物》、《野议》、《画音归正》、《卮言十种》、《原耗》等书，都赠送给曹国祺，受到曹的尊重。
而国祺也是举人出身、“清标雅度”之士，与应星志趣相同，长年相处遂成好友。丁忧后，曹国祺再任时已到明亡前夕，而宋应星也离开分宜回奉新去了。甲申后清兵南下，乙酉（1645）进入江西，一些地方官开城迎降，而国祺则坚决投入抗清武装斗争，成为义士。据同治《瑞州府志》（1873）卷六《武备》篇记载，乙酉年（1645）冬，新昌副都御史陈泰来，联络分宜知县曹国祺、上高举人曹志明等起义兵，遣所部收复万载、新昌，杀清县令，②奉南明隆武年号。年底，陈泰来，曹志明牺牲。
国祺后来可能也牺牲了。
在陈弘绪甲申秋给宋应星信中还提到两位朋友，此处亦须介绍。信的末尾写道：“仲章兄久未闻问，不识近况何似？
珍贶拜惠，正应慈闱急需，感篆非可言喻。秋风清爽，何时肩舆滕阁，共吐缕怀？率谢不尽万一。“①”珍贶拜惠“指宋应星送给陈弘绪的礼物，估计是药物之类已收到，正应弘绪谪母刘夫人急需，表示感谢，但不久，刘氏病卒。弘绪信中并问应星何时从奉新来南昌一叙。在这段话以前陈弘绪通过宋应星问候仲章兄近况如何，则此人必为他们的共同友人，而且当时不在南昌，可能宋应星与之过从较密，且知其行止。查宋应异的《方玉堂全集》乾隆版（1759）《诗草》卷二，标明由”同邑李光倬仲章“校订，”同邑“指奉新。再查康熙《南昌郡乘》（1663）卷23《选举志》及康熙《进贤县志》（1673）卷15《良臣志》，则知李光倬字仲章，江西进贤人，”少年才名动海宇，与从兄太史麟初师友唱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举人，与宋应昇、应星、姜曰广、涂绍煃等为同年，他肯定后来迁居奉新。与宋应星等数上公车不第，崇祯间历官至工部主事，复社社员。又光绪《安徽通志》（1878）卷268《流寓人物传》有李光倬传，内②李寅清等：同治《分宜县志》（1871）。《职官志。文职。明知县》，卷6，①李寅清等：同治《分宜县志》（1871），《职官志。文职。明知县》，卷6，第7 页（同治十年刻本）
②黄廷金、萧浚兰：同治《瑞州府志）（1873）。《武备。兵事》，卷6，第9 页（同治十二年本刻本）
①陈弘绪：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桶续集》，卷2，第35—3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载光倬在工部主事任内，曾奉使至南直隶宁国府宣城，与沈寿民、蔡蓁春等定文字交，旋复命还都。及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京师，光倬“不屈，死之”。李光倬生于万历中期，以诗文见长，著《金粟堂集》、《文仂》、《诗仂》等书。宋应昇有《寄怀李仲章》诗：吾怜李仲子，气若阆风霞。
才绝仙非鬼，诗成笔已花。
齐驱无下驷，孤往失名家。
刻楮何能役，徒甘与作衙。
燕市分襟日，诸贤解楔时。
举觞呼白也，检帖忆羲之。
结夏期何许，先秋气自悲。
金戈方满道，剑首若为吹。①前述陈弘绪致宋应星信中提到另一友人傅玉生，弘绪将应星托办辞官事通过此人转给南京的姜曰广。陈弘绪在《石庄初集》中提到此人，是复社的盟友。他写道：“盟友傅玉生，当世之文士也。自戊午（1618）登贤书，盛名在于四方。”②弘绪又写道：“崇祯壬申（1632），弘绪泛舟吴会（苏州），经秣陵（江宁），与西安刘客生、贵池吴次尾（名应箕）、桐城方密之（名以智）、安成傅玉生等群集秦淮，刑牲而盟之。”③这是指崇祯五年各地复社盟友在苏州虎丘举行的第三次大会。可知与陈弘绪、方以智、吴应箕等出席这次大会的傅玉生是安成人。安成为江西吉安府安福之古名。检复社领导人吴（字扶九，1609—1655）《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内载：“傅鼎臣字玉生，安福人，万历戊午（1618）举人。”复以康熙《西江志》（1720）
卷52《选举志》及顺治《吉安府志》（1660）卷八《选举志》印证，确有傅鼎臣字玉生，安福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举人。遍检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有关《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安福县志》中《人物志》及《职官志》，均无傅鼎臣事迹，则此人中举后一直未曾出仕。如我们前述，傅鼎臣至南京见姜曰广时，姜正受马士英攻击，而欲辞官，但宋应星托办的事还是顺利完成。
上面既提到方以智这位明代另一科学家，也应加以介绍。清康熙时人温睿临著《南疆逸史》卷六《方以智传）称，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人，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崇祯十三年（1640）
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十七年（1644）春召人德政殿，以智陈天下大计，帝屡称善。未几，李自成破京师，以智被拷打，乘夜脱逃南下。弘光朝奸臣阮大铖素与方氏父子不和，用事使人诬奏以智降自成，欲杀之。以智乃迅离南京，变姓名避之岭南。已而（1645）南都陷，唐王立于闽，召复故宫，不赴。
及桂王在位之永历朝，起以智为中允，寻授少詹事，再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召人辅政，并不赴。转侧苗人洞壑间，艰苦备至。寻剃发为僧，借以隐避。清兵陷桂林，召不出。乙未（1655）奔父丧。守制三年（1655—1657），①宋应■：寄怀李仲章，《方玉堂全集》，《诗稿》卷三，第1—2页（乾隆二十四年宋瑾刻本，1759）
②陈弘绪：傅玉生稿序，《陈士业先生集。石庄初集六》，第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③陈弘绪：送别刘客生序，《陈土业先生集。鸿桷续集》，卷一（1687）
又十余年（1677）而卒，年六十，盖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著有《通雅）、《物理小识》及《浮山前、后集》等，知识渊博，堪称晚明科学大家之一。他小宋应星24 岁，受应星科学思想影响较深，二者可谓同道。但以智后半生经历更为坎坷。
至迟从崇祯六年（1633）起，方以智与新建陈弘绪订交，稍后又成为万时华、除世博好友，到南昌府游历过。方以智还与陈弘绪、万时华、李光倬、徐世傅、刘同升、傅鼎臣等同为复社盟友，而这些江西籍的社员又都是宋应星弟兄的朋友。这重重关系为方以智与宋应星之间建立联系和友谊铺下桥梁。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刚一问世，很快便到方以智手中，那时他正流寓南京，与江西友人频有来往。《大工开物）成为方以智写《物理小识）的参考文献。他在书中称宋应星为“宋奉新”，词意亲切。《小识》序署年疑为“岁在昭易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记”，用了隐语。其中“昭易”作“昭阳”解，即“癸”：“汁洽”可释之为“未”字；“日至箕三”即夏至（6月22 日），“箕”为二十八宿之一（人马座）。隐语可释为“岁在癸未夏至日”，亦即崇祯十三年癸未夏至日（1643 年6 月22 日）。“浮山愚者”即方以智。顺便说，方以智到过陈弘绪家，参观了他的藏书楼，而宋应星的全部著作都在陈弘绪的书架上。总之，应星与以智纵使未见面，也至少是相互了解的。他们之间的桥梁便是陈弘绪。
最后，还应提及宋应星在奉新的另一亲友诗人余纫兰。
余纫兰字猗叔，号广莫。宋应昇《方玉堂全集》第一册《诗草》卷一列校订人有“同邑（奉新）余纫兰猗叔、浙江沈德修”。
同书《诗稿》卷二，有宋应昇的《寿余猗叔七秩韵言》为五言古诗，序曰：“猗叔先生于予，以亲则丈人行也，以学则师也、友也。予少猗叔十岁，弱冠（1588）联举业社，即兼锐意古文辞，旁及风流侠烈之事，并津津焉。其少习同读书？猗叔竟老布衣也。”①宋应昇生于万历六年戊寅（1578），则比他大10 岁的余纫兰当生于隆庆二年戊辰（1568）。查《宋氏宗谱》卷五《宋应昇行略》云：“娶本邑黄城余氏”，②则应昇之妻余氏当为纫兰之女，为奉新黄城乡人。余纫兰于万历十五年（1587）二十岁时作为学塾诸生，即锐意于古文辞，对小说亦很喜欢。
但后来没再取得科举功名，亦未入仕，只以文学自娱，以布衣终。崇祯十年正值70 寿辰，宋应昇特为之祝寿。婿丈间相差十岁，但从学术上则是朋友。实际上，余纫兰与宋应昇、应星兄弟可能还是同学。他们是至亲，又在同县，其交往当十分密切。
顺治《奉新县志》（1662）卷八《人物志》载余纫兰为余秉芳三世孙，茂林博学，名播当世。豫章（南昌）舒碣石（名曰敬，1558—1636）、万吉人（名元吉，1603—1646）、临川汤义仍（名显祖，1550—l617）、云间（华亭，今上海松江）陈仲醇（名继儒，号眉公，1558—1639）数公，对纫兰①宋应■：寿余猗叔七秩韵言，《方玉堂全集》，第一册，《诗稿》卷二，第7—9页（乾隆二十四年木刻本，1759）
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五，《宋应■行略》，第113 页（敦睦堂藏板，1935）
深相椎许。著《燕林藏稿》若干卷行世。宋应昇《方玉堂全集。续文稿》还收有《燕林藏稿序》，其中指出：“夫猗叔于文章自天性耳。然生平遭遇大半坎坷，不能无移夺于经营也”。①以其幼年多病，又有一般人不易深知的个性，而未竟其志。应昇又在《余猗叔楚风小叙》中指出，奉新过去无诗，诗从此人始，以其不得志而作离骚体诗《楚风》。余纫兰著有《燕林藏稿》诗文集十卷，《楚风》诗一卷等，卒于崇祯末。余纫兰还与南昌诗人万时华友善。他七十寿辰之际，时华特来与宋应昇、应星等一起向他祝寿。
前面叙述宋应星师友时，多次提到徐世溥（1607—1657），此处亦当介绍。康熙《西江志》（1720）卷70 收卢宜所撰《徐徵君传》云：“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良彦季子。幼随父任学，殖日富，年十六（1621）补博士弟子员。时东乡艾南英以时文奔走一世，闻世溥名，与约为兄弟。江南若钱谦益、姚希孟，里中若万时华、康小范辈，无不以杓斗归之。世溥才雄气盛，一往自遂，兼工书法，户外履常满，而屡困锁闱（屡试不第）。旋值沧桑之变（明亡），匿景杜门，绝意进取。顺治辛卯（1651）、壬辰（1652），溧阳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者亲式其闾，又作手书遣司理（推官）持礼币往山中致之，坚拒不纳。司理去后，盗乘夜入室索其礼币，不知未尝受也。
盗不之信，以火炙之，至死乃去。所著有《榆溪集》、《榆溪外集》及诗若干卷。“①徐世溥的内兄熊人霖写的《徐巨源徵君传》，比卢宜写的传更详细，现再补述如下。徐世溥父名良彦，字若谷，万历二十六年戊戍（1598）第三名进士（探花），累官至工部右侍郎。世溥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丁午（1607）。十三岁（1619）学制义，辄己斐然。天启元年辛酉（1621）补博士弟子员（生员）。②徐世溥本人在《舒成之诗选序》中自称：”余成童即以举业受知碣石先生“，③这就是说他成童时从舒曰敬学习，而万时华等为其同学。其学习地点应是庐山白鹿洞书院，因而徐世溥也是宋应昇、应星的同学。舒曰敬的儿子舒性，字成之，也是诗人，与世溥及应昇、应星兄弟为友。世溥工于古文及诗，又擅长书法及作画，琴技颇高，为明末江西以至全国著名的才子，但在科举方面屡试不第。于是他到处结交四方名士，以文会友，又参加复社。其古文受钱谦益、姚希孟等人推崇。陈弘绪称他”晚力摹昌黎（唐代的韩愈），有酷肖者“。
熊人霖赞“巨源古文有继类昌黎者”。他的友人有陈弘绪、万时华、李光倬、方以智、刘同升、姜曰广等，除宋应昇、宋应星外，其余人又多是复社成员。世溥具有反清思想，人清后屡招不起。顺治八至九年（1651—1652）
溧阳人陈名夏（1601—1654）任吏部尚书兼内院大学士，遣人持手书及礼币至世溥山居处招聘，坚拒不纳。
①宋应■：燕林藏稿序，《方玉堂全集》，《续文稿。序文》，第九册，第48—49 页（乾隆二十四年本，1759）
①卢宜：徐徵君传，载康熙《西江志》（1720）《人物志》卷70，第37 页（康熙五十九年原刻本）
②熊人霖：徐世溥徵君传，载徐世溥著《榆墩集》，第一册卷首（清刻本，约康熙年间）
③徐世溥：舒成之诗选序，《榆墩集选》，《文上》，第7 页（清刻本）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秋，徐世溥得危病，入冬病势加重。次年（1658）春节过，已气息奄奄。山盗闻之，入室打劫，殊不知世溥一贫如洗，不信，遂举火焚其宅。1658 年三月四日夜，一代有气节的文豪竟如此悲残地被烧死，享年52 岁。①其身边多年著述手稿均付之一炬。康熙年间所刊世溥文集《榆墩集选》十七卷，包括《选诗》二卷、《选文》三卷、《榆溪诗钞》二卷、《榆溪逸稿》八卷、《榆溪逸诗》二卷，为后人及友人多方搜求者。此外有《江变纪略》一卷，记顺治初金声桓于江西反清的事变，更有《西山胜境》，记甲申后隐居山中与友人陈弘绪等往来事。徐世溥的上述著述，不及其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些，也在乾隆年（1780）都被视为“”。
②继盗贼之火后，世溥的著述再次遭焚。但清统治者乾隆帝的文化逆行，焚不尽反清义士的作品，因而我们仍可见传本及抄本存在，从中查得宋应星友人的事迹。
从以上所述宋应星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师友多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后都以国事为主，居官廉正，反对贪官污吏，与明末阉党一派官僚相对抗，并经常遭到逐斥而解组归里。其中不少人属于东林、复社成员，天启年受魏忠贤弹压，弘光时受马士英、阮大铖打击，清初则宣布非法。宋应星虽未参加党社，但在思想上是与东林、复社相接近的。宋应星和他的师友都对明末社会在政治上的和阉党、权奸的逆行表示强烈不满，主张改革弊政，以挽救江山社稷。有的人对科学技术有兴趣，主张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他们还都有民族气节，反对满清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有的还直接在清初发动抗清的武装斗争而壮烈牺牲，但没有一个是降清的，而且至死都坚持反清立场。他们是在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时，从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其活动具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阉党、权奸柄政，揭露并批判社会黑暗现象，但都忠于皇权。他们同情工农群众的悲惨处境，但反对农民起义。
他们代表中小地主和部分工商业主的利益。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与宋应星的许多共同点，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感染。他们绝对不与封建上层邪恶势力和投清分子同流，因而其结局常常是悲惨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上的悲剧。宋应星除与其师友有不少共同点外，还有与他们不同的个性。他的朋友中不少人在学术上致力于儒学经史制艺及专门文学创作，而他对这些无大兴趣。宋应星在学术上专门集中于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实学研究，其中包括：（1）为解决社会危机而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议论；（2）为发展社会生产而执笔的科学技术著作；（3）为批判儒学和唯心主义思潮而发表的哲学作品；（4）为端正社会风气而发表的诗作。总之，除方以智外，宋应星与其所有其他师友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他是激进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而其他人可能是较好的教育家、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其次，宋应星与其周围人都是爱国的，极其关心政治，把国家命运和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过他的友人多参加东林、复社，而他则宁愿做一个党外的爱国者。任何其他人都没能影响到他放弃自己的个性，在这方面他没有被他们所同化。
①熊人霖：徐巨源徵君传，载徐世溥《榆墩集》，第一册，卷首（清康熙年刻本）
②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第44，77，122 页（商务印书馆，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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