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至晋平公时，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为刑书"公布于众。由于晋国能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和更新法律，故晋国在春秋时期的实力最为强大，称霸的时间最长。楚国当时也先后制订有禄田收授法、捕捉逃犯法、军事奖惩法等多种法律制区。①据说楚昭王在吴国攻入郢都时出逃，返郢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乱"。有人献楚国旧制《鸡次之典》，于是"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一》）。足见法律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春秋时期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国语·晋语九》）晋文公的大臣狐偃更主张；刑罚应"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法律成了打击特权、扶正法邪的武器。其时晋文公的劈爱者颠颉不守军纪，执法吏即"斩颠颉之脊"，"以明法之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孙武主张"保法"，就是要各国统治者坚持严格执行法律的传统，以法治军、治国，力求政治秩序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
战国时期，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严肃性，主张取消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应一视同仁。商鞅提出"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聚集在齐国稷下学宫中讲学的法家一派，也竭力宣传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如他们说；"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战国时代的法家如此强调严格执法，不得因贵贱亲疏而有所挠曲，应该说，孙子"保法"的主张，"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对于上述这些法家思想的发展，是开了其先河的。
总之，孙武的"保法"主张，内容相当丰富，含义十分深刻。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时期，孙武力主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赏罚制度，罚不避贵，赏不遗贱。他坚决站在改革的一边，推动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军队建设的完善。他的"保法"思想，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治国的普遍要求。
① 参见杨善群《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的法制建设》，《学术月刊》198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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