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评传

    春秋时代政治上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兼并：不但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大国吞灭小国，进行着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而且各卿大夫之间也在你争我夺，互相兼并领地，攻伐的战争不时爆发。因此，春秋时的许多思想家都对兼并战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孙武认为，对待兼并战争，首先必须持谨慎态度，应当坚持如下的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就是说，不见利之所在，不出动军队；不能得胜，就不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进行战争。他一再告诫各国的君主、将帅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同上）在处理兼并战争的问题时，千万不可感情用事，一定要衡量它的利弊得失，三思而行。孙武在初见吴王阖庐时，阖庐曾经问道："好兵"、"戏兵"应该如何？孙武严肃地回答"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他开导吴王，用兵，只是由于它对国家有利，不能因喜欢（"好"）而从事；用兵、必须考虑周密，决不能当作儿戏。可知，谨慎地对待兼并战争，是孙武对各国君主的一贯要求。

    孙子主张慎战，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首先，战争耗费巨大，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影响。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曹操注曰："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古代诸侯国家都比较小，物资匣乏，人橱不多，要进行一场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必须全国总动员。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人员伤亡，"百姓罢敝"（《汉书·刑法志》），农事荒废，国力空虚。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碑；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管子·参患》）战争对国家物资蓄积的耗费；对人民财产的损伤，于此可见。

    更有甚者，在当时兼并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战争还可能给国家带来覆灭的后果。孙子在其兵法著作的一开头就郑重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下可不察也。"（《计篇》）随后，他又向各国统治者敲起了警钟："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春秋时代困轻率地进行战争而亡国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公元前622 年，六国因"叛楚"，"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11 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楚师伐庸，故意装出怯弱的样子，"七遇皆北"。庸人因此骄做起来，认为楚不足与战，"遂不设备"。楚人于是"分为二队"，大举进攻，"遂灭庸"（《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574 年，舒庸人因为楚师在鄢陵被晋击败，就叛楚而亲吴，给吴国"围巢伐驾"当向导，"遂恃吴而下设备"。楚人见舒庸在战争中帮助吴国，就派"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左传·成公十七年》）。上述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玩忽战争，不谨慎对待，就有被兼并的危险。孙武的告诫，是以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依据的。

    对于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来说，兼并战争固然是有危险的，但若获胜，又可取得巨大的利益，它可以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财物，把别国的人民归并到自己的统治之下。正像孙武所说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发动兼并战争，除了有"危"的一面外，还有"利"的一面。因此，孙武一方面主张慎战，不可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有利可得的掠夺性的兼并战争。他制定出了这样一些作战原则："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同上）这就是说，侵掠别国要像烈火燎原一样，来势凶猛，给以毁灭性的破坏；掠夺敌国乡里的财物，要分兵数路，这样就能搜括殆尽；占领了敌国的领土，要分兵把守在有利的地形，以防敌国的反攻。总之，在战争中要权衡敌我形势。相机而动，尽量多掠夺财物，多开拓土地，取得最大的利益。

    孙武还宣扬，要在兼并战争中当"霸王"。他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信（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九地篇》）孙武颂扬的"霸王"，依靠其军事的优势，"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拔人之城，毁人之国，号今天下，所向披靡。当年吴王阖庐及其子夫差，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远征至黄池与晋争长。其在兼并战争中气焰之嚣张，正是孙武所描绘的"霸王"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