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孙武在用兵过程中有他的错误和局限。比如，纵容伍员、伯的烧杀抢掠，没有对阖庐及时诤谏，甚至孙武自己"亦妻"楚大臣之妻（《吴越春秋·阖闾年传》）等，但是孙武也有他难言的苦衷。孙子主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本传）但他任将指挥的历次战争，都是与君一起出征的。这样，军队的进退赏罚，只能由君主的一言为定，孙武最多不过作一点劝谏而已；同时，与孙武一起出征的夫概、伍员、伯等，其地位都比孙武高而难以制服：夫概是吴王阖庐之弟，是最高阶层的贵族，而且他也统领着一部分军队，当夫概违犯军纪时，如何能像斩杀宫女那样对他也施以刑戮？伍员早就与谋国政，是吴王最亲信的大臣，且是孙武的推荐人；伯在吴国参政也比孙武为早，同样受到吴王重用。孙武的谋略不能不受到上述诸人的牵制，使他难以很好地发挥。
然而，扼杀孙武军事才能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当时的君主制度。
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吴国，其君主权威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吴国已经实行。军事征伐、任用官吏、赋税徭役、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操在君主一人之手。阖庐早年勤于朝政而到晚年贪图享乐，导致他在公元前506 年代楚入郢时势如破竹，而到公元前496 年伐越对阵时军败身亡。夫差在伐越胜利后，好战喜功，麻痹轻敌，对诸大夫说："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国语·吴语》）谁来谏诤也无济于事。由于伍员违拂夫差之意而伯则阿谀逢迎，于是，"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越绝书·外传计倪》）。孙武当也由于不合夫差之意而得到同样的结果。特别是"夫差好罢（疲）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国语·楚语下》）。因为他"骄溢纵欲，拒谏喜谀"，弄得"大臣怨忽，百姓不附"（《淮南子·兵略训》）。这样的局势，有十个孙武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伍员因触犯夫差的逆鳞、受伯之谗而惨遭杀害，孙武作为伍员的好友可能受牵连而得到同样的下场，孙武辛苦经营的吴国也随即濒临到灭亡的边缘。
显然，孙武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孙武最后的不幸结局和吴国的迅速覆亡，导致这场历史悲剧的总根源是君主制度。这是封建史家在评论孙武时没有说，不敢说，也是不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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