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评传

    汤显祖的晚年，可以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五十二岁正式罢职闲住算起，仕进的道路已经断绝。他以茧翁自号，很少外出，外出以省城南昌为最远。他的全部戏曲创作已经完成，离开他去世还有十五年。

    汤显祖三十八岁从南京回乡探亲时，写了一首诗《二京归觉临川城小》。十一年后他回家定居，感到难以适应的不是狭隘的空间，而是心灵上的孤单和寂寞。长年宦游之后，得以和家人团聚，不失为一大乐趣。他在初归《却喜》中说："南游北望成何事，且及春光报眼前"，这是他对双亲的感情；《初归柬高大仆应芳曾岳伯如春》诗说："直是故人抛来得，欲开三径与盘桓"，这是他对同乡先辈的依恋。那时没有现代人享有的通讯手段，与世隔绝对一个文人来说，那是太难受了。

    在这样孤寂的心境中，才可以设想当他的友人、以前的长官南京礼部尚书姜宝的儿子士昌，在他回乡的同一年前来江西参政上任时，他是多么高兴："身是尚书旧官属，今朝公子到南州"（《闻姜仲文参江藩，惊喜漫成二首》）。每次相见，士昌都关切他说他的友人消瘦了。"为文宁自伤，情多或为累。感君珍重意，承眶不能泪（《答姜仲文》）。他们的私人友谊由于政治态度相近，显得更加相投。万历三十五年，姜士昌上了一道奏疏，认为去年首相沈一贯和次辅沈鲤，一奸一忠，同样罢官。有失公允。姜士昌因此连降三级，后来有人为他说话，竟然再降为广西兴安典史。汤显祖为他写的《高致赋》序说：姜士昌"破手作大机宜文字以去"。他又在《答姜仲文》信中说："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沈一贯）事"。而《明儒学案》卷五十八《顾宪成传》指出，姜士昌的奏疏秉承顾完成的意旨。

    这就牵涉到汤显祖和东林党的关系。东林党是晚明万历后期由在野的士大夫逐渐形成阶的一个反对派，因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它既是一个松弛的政治集团，又是理学的一个流派。政治和理学的结合，使得他们过分注意于抽象的道义之争，有一些争论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不大。如果说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从理学出发，汤显祖则更多地从当时的现实着眼。这是他们的差异之一。

    万历二十一年，吏部考功司郎中星削籍，礼部主事顾允成、行人司行人高攀龙被斥退，吏部左侍郎赵用贤罢官，次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籍，都是由于同首相工锡爵政见不合被排挤"万历二十六年他们集合同志在无锡聚会，三十二年东林书院才正式成立。这时汤显祖已经退居林下，没有离开江西省境，不会参加他们的会社。开放言路，反对宦官于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而汤显祖在奏疏《论辅臣科臣疏》（1588）、诗《闻罢内操喜而敬赋》（1585）、《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1598）以及其它作品中也曾多次有力地加以表达。可以说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他既然没有参加会社，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独立的，这是他和东林党的又一差异，但不排除他们之间相互支持。

    王锡爵曾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首相和人事部门主管、吏部文选司郎中可说针锋相对。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量移遂昌知县时，吏部考功司主事顾宪成在权限之内提出让汤显祖复任南京礼部主事或太仆寺丞，不得已而求其次，先做南京刑部主事也行，但都被玉锡爵和他的后任所阻止。因为汤显祖的《论辅臣科臣疏》曾为冒犯王锡爵而降职的高桂、饶伸鸣不平。

    东林党的另一领袖人物高攀龙在《答汤海若》信中说："及观赐稿《贵生》《明复》诸说，又惊往者徒以文匠视门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贵生》《明复》诸说，当是指丁此召刊行的汤氏著作《粤行五篇》，这是汤显祖和高攀龙在理学思想上的共鸣。

    星和顾宪成、邹元标齐名，称为三君。他通过江西参政姜士昌向汤显祖索取有关《尚书》的时文以供儿子学习。汤显祖的复信将星比为力能兴风降雨的真龙，朝廷不想用。朝廷如果真的有心为天下呼风唤雨，那么像自己那样有点儿像龙的人也一定会被重用，何况像星那样的真龙呢。这表明他们互相钦佩的程度。

    晚辈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顾大章，在汤显祖卒前一年，不远二千里，亲自前往临川，以亡父的碑文为请。十年之后，顾大章因反对宦官魏忠贤，受迫害致死。

    汤显祖《与喻叔虞》书信说，他"在外最为吴越诸少所爱"，"诸少"显然包括倾向东林党的新进士大夫在内。

    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不久的漕运总督兼凤阳等府巡抚李三才遣使迎请汤显祖到他的任上。他们友谊深厚，政治观点相近，但是地位悬殊，他以感激的心情婉言谢绝，正如他答谢前任漕运总督李化龙的专车慰问一样。李三才曾再三启奏，要求废止矿税，并采取强硬手段迫使矿使宦官陈增和他的爪牙在他的辖境内不得横行不法。潜运是明朝财粮收入的重大支柱。李三才建议以漕运北京的粮食折银二十万两作为浚渠建闸的费用，如果不被批准，他就以辞职为请。万历帝接受他的辞呈，却又迫于舆论，不任命继任人选，李三才仍旧照常管事。万历帝病急时，他的皇太孙出世时，都曾下沼废止矿税，但很快收回成命。李三才怪罪内阁首相沈一贯没有据理力争。

    万历三十八年，顾宪成从东林书院致书内阁大臣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竭力为李三才声援，御史吴亮又将两封书信在邪报（相当于政府公报）上正式发表，一时朝议大哗。次年春，李三才自行离职。汤显祖《与马梁园（犹龙）》信说："径阳（顾宪成）兄书大有义味，而细欠相量，乃致疑然并作"。马犹龙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不知道是马犹龙将此信传给顾宪成，还是汤显祖另外又有信给顾宪成，顾宪成《与汤海若》答复道："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者兄一言判此公案"。"一言"当指"大有义味，而细欠商量"等说法。汤显祖对友人的同情、支持和善意批评，以及顾宪成的乐于接受规劝都很难得。

    可能在同一年，即万历三十八年，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读学士汤宾尹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据说考试中发生作弊情况，原因是汤宾尹对考生韩敬有私心。韩敬考取为状元，不久汤宾尹和韩敬被弹劾，先后罢官。汤显祖竭力为韩敬辩诬，他的《寄韩求仲（敬）》信说："不佞显祖款启寡识之人，忽见门下应制诸作，风骨情神，高华巨丽，晻蔼流烂，若刃之发于删，而鐻之疑于神也。横目之徒，皆足惊殊叹异。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复疑诽，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辩说赞唱百端，觉为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尔。不已冤乎"。宣城指汤宾尹，他被东林党指为宣党，这是从当时政治派系的较量着眼。汤显祖则从韩敬的才学着想，认为说他作弊是天大冤枉。这是他同东林党的唯一分歧。这次争论本身并不具有原则意义。韩敬在汤显祖去世后五年，编刊了《玉茗堂全集》。编辑并不认真负责，差错很多，可说辜负了汤显祖对他的期许。①汤显祖守正不阿，洁身自好，很少同内阁大臣、尚书、督抚来往。他曾致函辅臣余有丁、陈于陛，希望得到他们的援手。出于师生之谊，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由于他们不久去世而未遂。同乡谭纶在升任兵部尚书之前曾接受少年汤显祖的厚赠，后来汤显祖到尚书府求见，却尝到闭门羹。上面给陈子陛写信时，汤显祖四十五岁，其他都是他青年时的事，后来到晚年这种交往更加严格。休官家居后，同乡吴道南被召人阁，汤显祖写信祝贺，因为对方也对自己很有好感。②这是汤显祖逝世前三年的事，当然不是为自己再度出山而进行活动。

    青年时，汤显祖不愿高攀首相张居正，直到张死后他才中进士，后来当汤显祖贬官广东时，却向他被流放的儿子致以慰问。汤显祖对同乡和老师内阁大臣张位的关系与此相似。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渴求重返朝廷时，张位并未援手。万历二十六年张位罢相后，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好像得到新生，来往频繁起来了。张位去世后，汤显祖还向友人关切地询问他侍妾一真夫人的情况，要求张家的继承人不要亏待她。

    万历十八年，李贽的《焚书》初出版，汤显祖写信给苏州知府石昆玉："有李百泉（贽）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汤显祖逝世前二年，石昆玉官升到大同巡抚，他寄给汤显祖一首七律，以杜甫对李白的深情比喻他对汤显祖的友谊，同时又以自己的部分俸金作为馈赠。汤说友人为朝廷镇守边疆，他应该以西汉的卜式为榜样，以躬耕所得，慰劳将士，怎能以"颓拓无用之人"反而接受他的厚赐呢。

    汤显祖有一首诗很妙--《吴序怜余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玉茗堂选集》编者沈际飞评论说："（吴）序亦是妙人。闻说金休宁渴选者百计营之，而抽丰者往往于此取道。临川诗一贴清凉剂也。"汤显祖《答王宇泰》书信又说："来教令仆稍委蛇郡县，或可助三迳之资，且不致得嗔。字泰意良厚。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于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色而声，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至若应付文字，原非仆所长。必糜肉调饴，作胡同中扁食，令市人尽鼓腹去，又窃自丑，因益以自远。其以远得嗔，仆固甘之矣。"他不仅不愿意同那些官气十足的郡县地方官打交道，甚至以前的上司、江西巡抚卫承芳请他写文章，他也谢绝了。"第臣之壮也，尚不如入，况其衰乎"（《答卫淇竹中丞》）。他在措词委婉的复信中，并不掩饰他的牢骚不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