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传奇所原有，而为戏曲刻意夸张的卢生在仕途上的几次大起大落：借重孔方兄考取状元，任为知制浩，却因偷写夫人诰命贬为陕州知州；刚以河功升为御史中丞兼任河西陇右四道节度使，挂印征西大将军，勒石纪功，封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忽又被控"交通番将，图谋不轨"而处斩，后改充军崖州鬼门关；最后功劳大白，钦取还朝，尊为上相。忽升忽降，都不由得自己作主，甚至也不取决于功过和成败。还没有登上仕途，自称为异姓兄弟之间就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连招贤诏书也不向对方公开。小小一个司户，认定卢尚书没有出头之日，对他滥加酷刑，一待钦取还朝的诏书来到，立即向他请罪。这就是官场的真面目。功业和权势到头来一文不值。
戏曲不仅揭示了卢生发迹变泰的丑史，又以《杂庆》和《极欲》两出戏暴露了大官僚的无耻和淫佚。卢生一面重复假道学的信条，说什么"皓齿蛾眉，乃伐性之斧"，一面却又吩咐二十四名女乐，"每房门上挂一盏烽纱灯为号，待我游歇一处，本房收了纱灯，余房以次收灯就寝。倘有高兴，两人三人临期听用"（第二十七出《极欲》）。直到快要一命呜呼，还对夫人恼羞成怒："采战，采战，我也则是图些寿算，看护子孙，难道是瞒着你取乐？"（第二十九出《生寤》）。卢生虽然到死还是受到皇帝的恩宠，但一会儿惦念着身后的加官赠谥和史书记载，一会儿想着儿子的功名，他比任何一个普通人还要死得可怜。人们有理由认为作者所否定的并不是人生一般，而仅仅是卢生一样的那种大官僚的一生。这是邯郸一梦的消极题材所包含的积极因素。
《南柯记》第三十七出《粲诱》、第三十八出《生恣》对左丞相淳于棼淫乐的描写，也许因为这是虚幻的槐安国的事，笔调轻松，只是偶一点缀，不失为调侃和椰揄，作为讽刺和抨击却有所不足。作者不会没有自知之明，但他不是就已成作品重加修改，而是在新作《邯郸记》中再一次将它重写，务必充分发挥这一素材的意蕴而后罢休。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十六出《杂庆》和第二十七出《极欲》。
批评朝政已发展成为《邯郸记》的主题思想。它虽然也写了暗合当代现实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例如第二十九出《生寤》，卢夫人说："谁想听了个官儿，他希求进用，献了个采战之术。"这使我门想起成化年间（1465-1487）"洗鸟御史"侯进贤和他所讨好的首相万安的故事。更多的事实则和张居正相关。剧中卢生和高力土的关系很像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勾结的情况。"一病三日.重大事机诏就床前请决。皇上恩礼异常，至遣礼部官各宫观津雕禳保"（第二十八出《友叹》），也是隐约地指弥留时的张居正说的。作者以这些来自现实的社会相作为集中反映当时大官僚丑恶生活的典型塑造的素材之一，个是直接作为万安、张居正或其他任何人的影射。不了解这一点，难以对《邯郸记》作出正确的评价。
早在汤显祖之前，元代马致远已有《黄粱梦》杂剧。从金元杂剧大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史实以及剧中情节近于市并而不像是兵马大元帅府的情况看来，这个杂剧未必是《枕中记》小说第一次搬上舞台，它很可能是另一先行杂剧的改编。《黄粱梦》明显地带有宋元之际的易代之感，同《邯郸记》的主题不同，看不出后音曾受到前者的影响。清代梁廷柟《曲话》指出："汤若士《邯郸梦》未拆《合仙》，俗呼为《八仙度卢》，为一部之总汇，排场大有可观，而不知实从元曲学步。一经指摘，则数见不鲜矣。[混江龙]云：'一个汉钟离，双丫髻苍颜道扮；一个曹国舅，八采眉象简朝绅；一个韩湘子弃举业，儒门子弟；一个蓝采和他是个打院本，乐户官身；一个拄铁拐的李孔目，又带些残疾；一个荷饭笊何仙姑，挫过了残春??眼睁着张果老，把眉毛褪。'通曲与元人杂剧相似"。这是吕洞宾的唱词，八仙中不包括他本人。梁氏所指的元代杂剧当是马致远杂剧《岳阳楼》第四祈吕洞宾唱的［水仙子］。他唱到自己："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简子愚鼓。"那时八仙中有徐神翁，而没有何仙姑。杂剧是[ 水仙了] 全曲，《邯郸记》则是可以自由增加曲句的[ 混江龙]中一部分。杂剧只是一曲《邯郸记》则是整整一出，这才说得上"排场大有可观"。梁廷柟的指摘事出有因，但没有仔细核对材料，有失公允。
吴梅《顾曲麈谈·论北曲作法》指出《邯郸记》第十五出《西牒》的联套原出《幽闺记》第七出《文武同盟》，而洪升《长生殿》第十七《合围》又本之于《邯郸记》。这对于那些轻易指责作者舛律，而实际上只是自已少见多怪的"曲家"是很好的教训。此外，《长生殿》第四十二出《驿备》的［梨花儿] 以及后面马鬼驿丞的大段说白都来自《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的同一曲牌和新河驿丞的大段说白。那是道地的摹仿，不限于曲牌定格的照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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