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清谈误国
①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
清谈是魏晋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对美学和哲学的发展，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词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又说：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①清谈的主要内容是玄学。当时的一般的名士都热衷于清谈，玄学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它的传播全赖于清谈。可见有人称清谈为玄谈是有道理的。上述对玄学的评价，也是对清谈的评价。
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魏晋时代的清谈，波及到当时的知识阶层、各级官员乃至皇帝，他们都整天谈玄说理，激烈论辩，相互驳难，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连吃饭也顾不上，颇为艰苦。由此可见要清谈获胜，挤进风流名士的队伍也绝非易事。根据《世说新语》记载，谢朗的母亲不忍心让儿子去清谈，曾"流涕抱儿以归"。
王羲之是反对清谈的，据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吁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淡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王羲之认为面对当前"四郊多垒"的割据局面，应该效仿夏禹、文王，勤政务实，为民办事，不辞辛劳，竭尽全力，而清谈足以误国。这种批评是忠恳的，无疑也是正确的。然而谢太傅却反驳："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清谈误国，而不是说自古以来亡国皆由于清谈，显然这是偷换命题，没有说服力的。上述登冶城的一段谈话，其中谢太傅是谁？《世说新语》说是谢安，后世多有疑义，按时间推算谢安当时年纪尚小，王羲之"无缘对未经事任之少年而责以自效也"，认为王羲之的话是对谢尚所说。有人认为登冶城王羲之可能与谢尚、谢安同时而去，王羲之的话是针对谢尚说的，而不是对谢安说的。王羲之一生比较务实，反对在政界清谈。但由于他有高深的修养，很得清谈高手殷浩赏识。殷浩称王羲之"清鉴贵要"。王羲之虽然在一些信札中说过"助明清谈"，"足下清谈，想心有理"，但这都可能是场面上的话。"想必有理"，并不是"必有理"，非肯定语气。不能说明王羲之赞赏清谈。
王羲之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在他身上有着风流名士的特征。但王羲之是一位艺术家，有他特有的思想、见解、人格、个性，与① 《世说新语·言语》。
其他士人卓然不同。这一点，对一个艺术家说来尤为重要，如果人云亦云，事事效仿别人，他在艺术上也无创造可言。而"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这是王羲之人格的基本特征之一。
王羲之在服药、"尽山水之游"这些方面与其他名士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的一面。比如，他虽然酒量不小，但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并身体力行，率先做到。可见，，王羲之是风流名士，但不同于当时的一般风流名士。
（三）人格美的追求
晋人卓荦不羁，任情放达，追求自由精神和个性的解放，队积极方面看，表现重视人格的独立。当时的风流名士把人生看成艺术的人生。他们还把别人的评鉴看成自己存在的意义。人物的品评非常兴盛，成为晋代美学的一大特征。将人物的容貌、举止风度主体精神作为审美对象，将审美主体作为审美的对象，早就有之，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曾提出过君子的审美标准，即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东汉有人提出"清议"，人物品评的侧重点，在于人的学识德行；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气质，仪容风貌，崇尚清远，以神韵飘逸为品藻人物的标准。
王羲之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当时对王羲之的品评是：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游云"表示飘逸的风貌，品格高洁，而"惊龙"则象征生气勃勃，独具神韵，"神仙中人"是神韵、飘逸另一种比喻的表达。
绝俗、简约、玄谈、神韵是晋人最看重的，"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③显然这与庄子"藐姑射仙，绰约如处子，肌肤若冰雪"的审美理想相一致。
在晋人看来，自然界中的万物生机勃勃，灵趣动人，它们的美应当与人物的品格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人物品评，很多方面用自然美来形容，而对书法作品的美，要求却以人的肢体的筋、肉、骨等来类比书法的笔画，这就是所谓的文艺作品审美的生命化、人化品评，钱钟书将此归纳为两种结习：
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
二、以非人作人看。
①一个时期的艺术作品的风格面貌与当时的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某一时代的艺术作品是当时美学观点的具体体现。王羲之书法上的追求不是老辣、粗犷，而是洒脱自如，线条光洁，很少用颤笔，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纯净玄远之美，犹如玉人"在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晋人认为，不被权势、世俗左右，独立于天地，德被于天下的人格才是最美的。例如工弼当时和何晏辩难，王弼年纪很轻，初出茅庐，而何晏是官高年长之辈，但他们仍平等论辩，何晏并不卑视他，王弼也毫不胆怯。嵇康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同样，王羲之也曾毫① 《世说新语·容止》。
② 《世说新语·容止》。
③ 《世说新语·容止》。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357 页。
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遗黎歼尽，万不余一"，"虽秦政之弊未至如此"。
王羲之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的个人见解，有"鉴裁"，不轻意改变自己的主张，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刚肠嫉恶，"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故而有"骨鲠"之称。
王羲之个性孤傲，他不愿意做皇帝身边的侍中，也不愿意担任吏部尚书。殷浩很赏识王羲之的才华和能力，曾经好言相劝："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殷浩把羲之的出任新职与东晋政治联系起来，他对羲之的信任程度可以想见。后来王羲之作了殷浩的护军。说明他们的情感很深，但他在殷浩和桓温矛盾不协这个问题上，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为人情左右偏袒于殷浩一方面，而是多次致书殷浩劝其不宜内构嫌隙，应与桓温和好。桓温主张"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而殷浩刚愎自用，他们自然不会听从。劝解虽然失败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高尚品格。
公元358 年，王羲之虽然离职退隐，然而他仍关心时局，不改"骨鲠"秉性，对于危及国家的大事，直率地捧出自己的肺腑之言。会稽王司马昱委任谢万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都督司、豫、冀、并等诸州军事，王羲之认为谢万缺乏军事才能，不堪担负如此重任。《与桓温笺》云：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馀，近是违才易务矣。
桓温没有反应，王羲之犹为骨鲠于喉，恐谢万自满躁进，便直接致函谢万，他知道免其军事职务已不可能，故劝其与士卒同甘共苦，竭尽其善。说这样做并非不光彩，相反，古人认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诫谢万书》云：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谢万没有以听取上述的劝告，北征时依然矜持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激起军士愤恨。他于寿春惨败，②"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谢万兵溃逃归，被废为庶人。后来谢曾致书王羲之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③《春秋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意思是说："禹汤以圣法自罪所以能兴"，王羲之还是着眼于未来。"虽复自咎，其何济焉"，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禹汤之戒"，则有讥讽之意。
忠弼之漠无人理睬，造成如此后果，王羲之是何等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王羲之曾与许询同去拜访丹阳太守刘惔，当许询见到刘惔家床帷新丽，饮食丰甘，很是羡慕，感慨地说："若此保全，殊胜东山。"刘惔说"卿若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字集·王右军集》。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西南，魏晋南北朝时，为扬州、豫州、南豫州及淮南郡、梁郡治所。③ 《世说新语·轻诋》。
知凶吉由人，吾安得保此。"④这时王羲之十分尖锐的指出："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说得他们满面愧色。王羲之对那些虚伪的暗主昏臣是从不顾情面的，我们从他"骨鲠"的秉性中，可看出他的真情实感、坦荡的胸怀和真善美的闪光。
王羲之讲究天性率真，反对矫揉造作，不愿饰容献媚以求妻，这些无不表现出王羲之对独立的人格美的追求。
王羲之对官职看得很淡，不求虚名。当他五十九岁谢世后，皇上赠他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子女们遵照他生前意愿固让不受。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后世人对王羲之的人品给予了很高的也是公允的评价：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十之，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论，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为当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
东晋将审美的主体--人作为审美的对象，是有其标准的，这审美标准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王羲之崇尚人格美，但不全部按名士风流那一套行事，他摒弃某些消极因素，以自己的言行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终究不能脱离那个时代，例如他对眼药的执迷，这是不能给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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