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正被这次如噩梦般的战争所惊扰，被世界显现出来的难以置信的荒谬所刺激。他们因人世的虚伪而厌烦，以前那种对于永久的和平、永恒的进步和不变的本质的信念已经被彻底抛弃了，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人生。这种意识形态应该能够包容现在这种感受，同时又能使不会因为这种新的发现而抛弃过去，成为“垮掉的一代”。这时，萨特的学说出现了，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荒谬，但又强调“自由选择”，提倡去行动，去介入，这就使人们在正视恐怖和荒谬的同时，仍能保持进行自由选择与自我设计的信心，在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同时，获得自我价值的见证。这正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出路，是他们所殷切期盼的声音。
不过，这场存在主义攻势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虽然人人都在对存在主义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始终不理解“存在主义”一词，对“存在主义”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起初，人们毫无理由地把披着长头发的男女青年视为存在主义，后来越来越多赶时髦的人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了：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服饰、存在主义酒吧、存在主义歌曲……最热衷“存在主义”的还是青年人。小伙子们一律剃成小平头，还从圣多昂门旧货市场的旧衣店找来大量衣服，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方格衬衫、小裤脚的长裤、横格短袖、篮球鞋组成的新潮服装涌现在巴黎街头；姑娘们则更喜欢黑色对折裙、黑色紧身毛衣、留长长的直发……这是她们模仿“存在主义歌唱家”朱丽叶·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义登峰造极、盛极一时。人们议论着存在主义绘画、存在主义政治、存在主义经济，连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的食品如猪肉、腌莱、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义名菜。人们已经完全将一种他们并不太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了。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十字架报》贬斥存在主义是“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的理论；诗人莱昂断言“存在主义是骂娘的哲学”，伊夫、冈东指责“存在主义是粪便哲学”；还有人控诉存在主义是悲惨主义、颓废主义。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萨特既然背叛了本阶级，来自右翼的悍然攻击就该是意料之中了，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行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存在主义把通向一切历史哲学的道路全堵死了，使人们看不到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理论家罗敏·加马蒂严正地批评萨特，说他正把青年人拉离马克思主义：“你阻挠人们向我们靠拢。”
然而，事情还不尽如此，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何为存在主义者？“他是一个恶心、厌倦、生活彻底放荡，有着各种怪癖，超脱存在之责任的人。”萨特吃惊地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头上扣了一个倒翻的垃圾箱。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作文章 ，说萨特是一个道德彻底败坏，而又最善于藏污纳垢的家伙……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如果说善意的批评、建议最能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那么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而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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