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

    1944年，是法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第四年。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人们在等待着，等待着。时局越来越对盟军有利，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巴黎人民与盟军并肩作战，为解放祖国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

    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的邀请，萨特和波伏娃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他俩走街串巷，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 ，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付主编，在那儿，荷枪实弹的抵抗运动成员守卫着大门。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备受鼓舞。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1945年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维希政府遭到了人们的彻底摒弃。未来的法国将采取何种政体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模式。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纳》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写作应该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神圣”的客体或是被降低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创办一种杂志！这种想法一旦在萨特的头脑中生发出来，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

    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满怀深情地取下的。9月，《现代》的第一届编委会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似乎集中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富朝气的生力军。萨特的高师同学，才华横溢的梅隆·庞蒂担任总编；现任新闻部部长马尔罗的参谋，也是萨特的高师校友雷蒙·阿隆从伦敦赶来，加入了编委会；著名的评论杂志《新法兰西》主编、加俐玛尔出版社的让·波朗也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一员。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种种办刊技巧，使得这本杂志刚刚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在创刊词中，萨特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既然作家无法逃避，我们愿意他紧紧怀抱自己的时代，时代为作家而生，作家为时代而生……作家处于他的时代处境中，每句话都有反应，每种沉默也一样。”很明显，萨特创办《现代》的意图就是要对时代、社会进行介入，他要借这块园地来与当代人取得密切联系，并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影响他们。从此，他得成为一个支持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人。从文学观点来看，萨特决心为他的时代而写作，使他的文字对现实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不会迎合时代或受制于时代，而是试图去改变它，使它向着未来超越现在。创刊词表明：萨特自二战以来所发生的转变已彻底完成：他已脱离了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政治采取逃避态度，而将持续不断地介入。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做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在演讲中，萨特反复阐述“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因为“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因而萨特得出结论：“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这次演讲是在新落成的“现代俱乐部”内举行的。听众把场内挤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挤满了人，而门外还有许多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一些听众甚至动起武来，几名妇女当场晕倒，讲演结束后，听众们反应热烈，而新闻界也空前重视——他们对这次讲座大加评论：不是狂热吹捧就是大力抨击。这一发言也在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论激烈，以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负责人不得不当机立断：讨论会暂停，以后的讨论分组秘密进行，以达到阻止外人参加的目的。尽管如此，一些知识分子仍然禁不住在争论时陷入极度兴奋的情绪中。

    《现代》的创刊、轰动一时的关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以及同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戏剧《吃闲饭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思潮的时髦之风。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萨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的，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试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然而，存在主义的攻势如此强大，他的抗议显然是徒劳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弗洛”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

    即使是萨特本人也震惊于自己所引起的骚动。然而，只要把萨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稍加勾画，再同他以往的哲学和文学创作实践联系起来，我们便可看出：即使说外在环境对萨特极为有利，他的成功也不能说纯粹出于偶然，而是偶然和必然巧妙结合的结果，其中的契机便是：萨特贡献给读者的东西和读者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着令人惊叹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