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大概是真正把伏尔泰看成旅馆老板的那种人。1764年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伏尔泰家作客，饭后，他极力讨好德尼夫人，夸奖她的果酱饼做得特别好吃，然后请求她向伏尔泰说情，希望能留他住在费尔内。他称伏尔泰是杰出的房东。他对主人给自己安排的住宿不满，伏尔泰尽管对他的讨好卖乖、生活挑剔感到不快，但还是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鲍斯威尔常常不知疲倦地听伏尔泰讲英语，背诵德莱登的诗，无事可干时，就一头钻进伏尔泰的图书室。这里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书，如宣传冉森主义的书《基督教的回忆》，伏尔泰重新装订后将其改名为《教会的愚蠢》，还有一本包括英国作品在内的剧作集《野蛮的悲剧》。鲍斯威尔在费尔内聆听哲人的教诲，观察一代大师的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化巨人的丰富藏书，在这里，他免费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良好的教育。
许多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伏尔泰的家中生活着一位特殊的成员，这就是安多万·亚当神甫。他以前是耶稣会教士，耶稣会被法国驱逐后，伏尔泰收留了他。亚当神甫是一位性格温厚的老人，他穷困潦倒，但擅长下国际象棋，伏尔泰喜欢他的性格，常常与其切磋棋艺，也乐意利用他的好脾气，拿他开心。例如，他对客人讲，这个神甫姓亚当，但很可惜，他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因而不能同夏娃共尝禁果。伏尔泰对耶稣会教士是很不客气的。有次，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两位耶稣会士，他询问了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强迫他们发誓做普通公民，如果会长或教皇的命令与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服从国王。伏尔泰也同样询问过亚当神甫，亚当神甫是被迫作了肯定的表白之后，他才收容的。他一开始就向这位神甫表明，如果敢于和一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强烈痛恨宗教狂热的人一起生活，那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神甫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给伏尔泰带来麻烦，但却在生活上使得他很难堪。亚当神甫爱上了厨房女仆，有一天，他冷不防跪到女仆面前向她求爱，女仆大为感动。伏尔泰碰巧看到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不过，他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吃晚饭时，伏尔泰把他白天看到的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编故事般地告诉了新来的一些客人。他说：“今天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亚当神甫冷不防地被人看到，……对，冷不防地被人看到他跪下……为我向上帝祈祷。①”正恨不得地面有个洞快钻进去的亚当神甫，听到伏尔泰最后讥诮的嘲弄才慢慢松了一口气。从此，他再也不敢给主人留下任何口实。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德利斯和费尔内成了欧洲进步思想的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纷纷慕名拜访和登门求援者不计其数。据伏尔泰自己讲，他接待过的英国客人就远远超过200人。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2页。
5. 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则高达6000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1762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88页。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年6月19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很快从低落、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又不屈不挠地站到了反对败类、宣传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他年事愈高，消灭败类的决心愈坚定。1763年，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追述了从丰特诺瓦以来，理性在法国取得的节节胜利，赞扬了英国对法国的影响。法兰西民族不仅从海峡彼岸学到了科学真理，吸收了经济学原理和工商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他们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法国的现状虽然还不尽人意，还存在着狂热、褊狭和不公正，但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为数众多的自由思想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由于年龄逐渐增高，精力不济，伏尔泰担心自己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将不断减弱，便积极敦促他的志向道合的年轻朋友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责达兰贝尔没有采取公开的立场反对败类，而仅仅只是默默地对它表示轻蔑，作为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伏尔泰对才华出众、敢作敢为的年轻哲学家爱尔维修比较赏识。爱尔维修与达兰贝尔不同，在反对败类的斗争中非常积极热情，没有瞻前顾后的犹疑和胆怯，在出版宣传自由思想的《论精神》一书时，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由于对达兰贝尔的不满，伏尔泰曾一度选择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而且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这个宣传运动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必须使所有的宣传品简单明了，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他希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要通俗一些，要尽可能地影响到普通百姓。1766年，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写道，少数人满意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衡量启蒙运动的成效时，算数的不是群众而是文人和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他甚至还提出，启蒙运动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不希望把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劳动者。需要启蒙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头脑简单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对普通劳动者还不是十分信任。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伏尔泰在致力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60年代以来，日内瓦政治生活被日益严重的对立空气所笼罩。日内瓦政府代表资产阶级，25人议会和200人议会则倾向维护贵族的特权，大量没有政治权利的下层人民也意见不统一，有的人呼吁实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则主张维持现状。对立的双方互相攻击，毫不妥协，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谋远虑的伏尔泰，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调停者身份从中斡旋，但是，他实际上暗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支持手工艺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他的费尔内别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会的场所，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倡导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日内瓦许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这里酝酿出笼的。伏尔泰幕前幕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不安，他们不得不严正警告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敦请他要自珍自爱，不要涉足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事务。
日内瓦的政治斗争，给伏尔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有四十金币的人》之外，1765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伏尔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他把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正义而为人们指出的那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犯人的权利。作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不仅在理论上，从自然法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上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不倦地为捍卫人的自由，同反动的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愤怒谴责奴隶制，指责法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奴隶制的残余。他认为自由首先就是要争取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攻击日内瓦当局下令焚烧卢梭的著作，强调一两本书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或一个重要事件的进程。他举例说荷兰曾出版了五六千本反对路易十四的小册子，但是没有一本导致路易十四在战场上失利。失利有其他原因，它是由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费尔内时期，伏尔泰越来越感觉到教会的剥削、不平等税制的掠夺、富人的挥霍都是与人性相悖的不公平形式。他严厉谴责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认为世袭的特权者是人民的额外负担，应该予以消灭，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特权和门第。他热烈地主张社会的平等，政治体制的平等。他坚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过由于人类财富的匮乏，还不可能马上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但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6. 袖珍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
编写这部辞典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以偿。到费尔内定居后，生活安定，无牵无挂了，伏尔泰有了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一夙愿。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概述了伏尔泰本人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要求。这部《袖珍辞典》继承培尔《历史和批判辞典》的传统，借鉴《百科全书》的形式，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伏尔泰花了整整10年功夫才将它编纂完成。
在“哲学家”辞条，伏尔泰用古希腊人对这个辞的解释认为哲学家就是爱智慧，即爱真理的人。古代哲学家都对人类作出了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真理的教训。他认为“哲学家不是狂热者，他们没有把自已抬高为先知，没有把自己表现为受到神的启迪①”。古代的琐罗亚斯德、赫米斯等人自称是神的儿子，甚至把谬误当作真理，装模作样地来教训别人。伏尔泰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哲学家的称号，至多是谨慎的说谎者而已。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哲学家的，伏尔泰只提到中国的孔夫子，“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因而不必屈尊去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①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哲学家”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4页。
在“物质”辞条，伏尔泰是用对话体的形式表述“物质”的不可知的：
着魔的人：什么是精神？
哲学家：我不知道。
着魔的人：什么是物质？
哲学家：我不知道。我相信它具有广度，硬度，不可入性、重力，可分性，运动性。上帝可以给它一千种我们不知道的性质。
……
哲学家：上帝的力量超出我们的理解力。
着魔的人：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你像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样讲话。②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物质”、“观念”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6页。
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自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这虽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观念通过感觉而来。伏尔泰承认观念来源于物质，但是还不能了解认识的机制。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8页。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自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②”。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褊狭或不宽容”。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9页。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没有约束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法律只惩罚公共罪恶，无法约束私人的罪恶，必须有一个行使奖惩的上帝，在现世或未来处罚那些逃脱人类正义审判的那些人。这个上帝，就是他所宣扬的自然神论中的“钟表匠”，即秩序和爱之神。
《哲学辞典》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他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
《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它完全可以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因而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它在启蒙运动中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7. 被“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征服
伏尔泰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老友、盲女人德芳曾经写信告诉他，有一次她在沙龙里向朋友们问起，谁是这个世纪第一位的人，大家毫不犹豫地一致回答说：“伏尔泰。”他们绞尽脑汁也提不出第二位是谁。这使伏尔泰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北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皇也在崇拜他，吹捧他，甚至还在将他的一些理想付诸实现，这就是被伏尔泰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50年代初期，当俄国皇位还在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手中的时候，刚刚嫁到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就野心勃勃，时刻觊觎着俄国的大权。她原来是普鲁士一个小邦的公主，她知道，要成为俄罗斯未来的主人，必须首先使自己俄罗斯化，要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女人。她毅然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俄国东正教，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熟悉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她很快便以聪明好学、忠诚爱国的形象获得了俄国贵族和普通百姓的信赖。她开始设计她有朝一日君临天下时的宏伟蓝图。这位深谋远虑的年轻女人认为，如果她想在俄罗斯建立像彼得大帝一样的功业，就必须使自己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向西方学习，缩小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与其他欧洲列强平起平坐。
在继续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的同时，叶卡特琳娜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她对《论法的精神》极为推崇，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圣礼书，并夸张地说它应该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她认为自己像孟德斯鸠一样，有一个共和主义的灵魂，但她不知道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意味着现存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她赞同孟德斯鸠对制度的那些警告，喜欢自由主义，因而她嘴上经常挂着一些孟德斯鸠的名言，这引起了很多欧洲君主的震惊和不安。
叶卡特琳娜感到，对制度的仇恨与她自己梦寐以求的君主的地位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伏尔泰主张理性统治世界和开明君主制，这为她提供了解决矛盾的办法。她如饥似渴地钻研伏尔泰的著作，努力吸收其一些著名的思想和主张。她把伏尔泰视为自己的老师，她的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她赞赏伏尔泰对宗教狂热和褊狭的攻击、对当时不良风俗习惯的冷嘲热讽以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和宽容精神。
1761年底，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叶卡特琳娜的丈夫彼得三世继位。彼得三世是一位愚蠢透顶、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他崇拜普鲁士军队，迷恋于傀儡兵阵争斗游戏。他上台后一系列缺少理智的行为，引起了贵族和中下级军官的不满。叶卡特琳娜和彼得三世一直是貌合神离，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感情，她当时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嫁给弱不禁风、无德无能的彼得大公，正是日后想利用他作为命运的跳板。苦苦期待了许多年，现在她终于有了取而代之，登上皇位宝座的机会。叶卡特琳娜巧妙利用贵族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于1762年6月28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彼得三世，终于戴上了她朝思暮想的皇冠。随后，她又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消灭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俄罗斯历史上继彼得大帝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762年8月4日，叶卡特琳娜为了替自己杀夫夺权的行为进行辩解，争取启蒙思想家的同情和支持，指使日内瓦人皮埃尔·皮克戴给伏尔泰寄去一份关于彼得三世种种失误的报告，并告诉他，俄国人民已成功地摆脱了彼得三世的愚蠢统治，现在正在“曾统治过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女皇”领导之下。叶卡特琳娜还做出姿态支持启蒙思想运动。她对卡拉案件十分关心，甚至还积极从舆论上支持伏尔泰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争取平反昭雪的活动。
叶卡特琳娜登基三个月之后，委派舒瓦洛夫向达兰贝尔提议，请他承担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的教育工作，达兰贝尔不愿意接受这一荣誉。她又通过伏尔泰向狄德罗提出，由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请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狄德罗也表示拒绝。后来，俄国驻法大使从格里姆处了解到狄德罗多次想变卖自己的藏书，以便给自己心爱的女儿昂热丽克置办嫁妆。这批藏书近3000册，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它们是狄德罗早年用出版商的经费为编《百科全书》而购置的参考资料。尽管狄德罗非常不愿意变卖，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他的出让价为1.5万利弗尔。俄国大使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叶卡特琳娜作了汇报。1765年3月16日，俄国皇家建筑学院院长贝兹基给格里姆写信，他说，女皇非常遗憾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样的境况，居然要为了父爱而牺牲自己的乐趣、自己著作的源泉、自己闲暇的伴侣。因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女皇陛下愿意以1.5万利弗尔之价购下这批图书。惟一条件是只要这位名作家还健在，他的这批善本书就不利开他的屋子。女皇认为：“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忍的。”①这样，狄德罗足不出户就成了女皇的图书管理员，他除得到女皇的购书款项外，每年还另外可领到1万利弗尔的薪俸。为了避免在支付中的拖欠，叶卡特琳娜提前50年付完了这笔钱。
①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叶卡特琳娜这一重要举措，获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好感，伏尔泰和达兰贝尔交口称赞女皇陛下的贤明和仁慈，并把这一行动解释成保护整个启蒙运动的象征。伏尔泰给她写信说：“受到阁下您恩惠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感激您为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卡拉一家慷慨的作为。欧洲每个文人都应该在您的支配之下。①”狄德罗更是感激涕零，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在巴黎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不是陛下的崇拜者。②”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99页。
②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第54页。
叶卡特琳娜掌管俄罗斯大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伏尔泰所倡导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一次，莫斯科的耶稣会士拒绝为一个法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下令把这些教士驱逐出城。事后，她给伏尔泰写信，夸耀自己的举动，慷慨激昂地痛斥一切可耻的偏见。她在回答对修建清真寺的指责时说：“世上最高尚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语言和宗教。所以，她根据同样的原则，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是相亲相爱、和平共处。”③当然，她的开明程度毕竟有限，她也做过许多违反宽容原则的事，残酷迫害过东正教的分裂派。
③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叶卡特琳娜从加强君主国家出发，表示愿意实行“开明”，试图在欧洲造成她“贤哲”君主的假相，她宣称，要把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圣哲的主张作为她对内政策的箴言。1765年，她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表示，要依照自由思想家的原则，修改俄国法律，颁布一个《敕令》。叶卡特琳娜根据伏尔泰关于建立开明政体的主张和有关改革法律思想，拼凑了一个敕令草案。1767年，这个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正式发表，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由贵族和城市富商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议订新法典。女皇在《敕令》中指示“要有一个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还提到平等和自由，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反对严刑逼供，谴责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死刑。《敕令》证明制度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拥护贵族特权，对第三等级态度暧昧，对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敕令》尽管照顾到俄国保守派的利益，但它是以女皇个人意志代替俄国立法代表们的集体意志，因而没有得到俄国贵族的支持。
叶卡特琳娜颁布《敕令》，成立立法委员会，重新制定法典的举动，得到了伏尔泰的肯定和赞赏。1769年2月26日，伏尔泰在给女皇的信中，对敕令草案大加赞美，称其是“真诚的、精确的、公正的、严格和仁慈的”。他认为像叶卡特琳娜这样的立法者，应该得到整个欧洲的拥护和支持。1768年1月23日，伏尔泰给达让塔尔写信，请求他出面支持叶卡特琳娜：“我们必须在巴黎重建她的声誉……我乞求您为叶卡特琳娜多讲好话。”①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伏尔泰清楚地看到，叶卡特琳娜在俄国的处境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处境，面对强大的贵族集团的挑战，她力图巩固和加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君主政权，女皇的《敕令》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与伏尔泰本人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伏尔泰感到终于有一位君王来实现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了。他开始全力支持叶卡特琳娜的主张，称赞她的内外政策。1771年6月，在给女皇的信中，他肉麻地吹捧《敕令》是“这个世纪最美的纪念碑”。当叶卡特琳娜发动与土耳其的战争时，他热情赞美她的功绩；当叶卡特琳娜准备入侵波兰时，他又极力为其辩解，他说，她并不想要一寸外国的土地，她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哲人精神的，她不仅自己宽容，而且也要她的邻居宽容。
伏尔泰似乎完全被叶卡特琳娜迷住了。其实，他对叶卡特琳娜的支持还是有原则的，即使有时离开了原则，也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他非常了解叶卡特琳娜本人的缺点和她统治的弊端，他没有到过俄罗斯，也决不盲目相信她所说的俄国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神话。有一次，他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谈到叶卡特琳娜时曾说：“应该承认，哲学不能夸耀这样的拥护者。可是怎么办呢？只得爱护和关心一个有各种缺点的朋友。①”如同叶卡特琳娜需要启蒙思想家为她装点门面，达到压制国内反对派的政治目的一样，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为了宣传开明的君主政体的思想也需要利用她。由他们加以理想化了的“开明的”俄国女皇，是作为证实他们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据。
①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第55页。
叶卡特琳娜越来越背离了她年轻时热情信奉的自由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统治，对外热衷于侵略扩张。1772年，她第一次瓜分了波兰。1773年至1774年，她又残酷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伏尔泰对她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并彻底认清了这位开明君主的本质，逐步与她疏远。
伏尔泰一度被叶卡特琳娜的“开明”形象所征服，这位煊赫一时的女皇也曾迷恋于伏尔泰的思想和主张。伏尔泰死后，叶卡特琳娜在给格里姆的信中真诚地流露了她对这位一代哲学巨匠的尊重和崇拜，她说：“他是我的老师，正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形成了我的思想和我的判断……我是他的学生；我年轻时，喜欢讨好他，在我对值得向他报告的任何行为感到满意时，我总是立即告诉他……”①
① 参见叶卡特琳娜：《1778年10月1日致格里姆的信》，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8. 宽容的实验室
伏尔泰成为费尔内的主人之前，这里十分落后，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当地官吏严格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和税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些无辜的居民还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狱之苦。伏尔泰对这些居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和忧虑。他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设法减轻这些衣不蔽体，仅以黑面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资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帮助农民开垦处女地，增加收入。他还无息贷款给当地穷人，使他们渡过生活难关。为使当地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念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还设法建起了几所比较像样的学校。
伏尔泰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在法瑞边境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这一想法与法国大臣舒瓦瑟尔的打算不谋而合。由于在费尔内最初建立的工业工场是缫丝厂，伏尔泰便把这个设想中的城市命名为沃尔舒瓦，意为“蚕茧”。为了体现宽容精神，沃尔舒瓦将是第一个允许新教徒合法结婚的法国城市。伏尔泰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划出了很大一块地皮，并投资建立了缫丝和制表工场，从日内瓦请来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大批农民也被伏尔泰动员参加工业生产。伏尔泰先借钱给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不久，这些制表和纺织工厂便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规模，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他们生产的钟表被不断地运往加第斯外销，长筒丝袜甚至还打进了巴黎市场。1769年秋，伏尔泰给舒瓦瑟尔夫人寄去了一双精致的长筒丝袜样品，得到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评价。为了这项全新的事业，伏尔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看戏演戏的嗜好，腾出他的剧院移作钟表车间和蚕茧养殖场。并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之中。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费尔内成了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和伏尔泰本人获得了不少好处；也使在这块土地上担惊受怕的胡格诺教徒逐渐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国外的胡格诺教徒闻讯后，也纷纷返回家园，投奔费尔内工业村。伏尔泰到费尔内后，先后有50多个胡格诺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国。伏尔泰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几乎使他的工人改变了信仰，他们不再参加新教的仪式，也不去望弥撒。
1764年，路易十五宠爱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后，支持伏尔泰的舒瓦瑟尔也逐渐失宠。1770年他下台后，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尔舒瓦建成新兴工业城市的设想。伏尔泰的雄伟计划也被迫搁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的工业，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业村看作是宽容的实验室，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到70年代中期，费尔内这一法国边陲的荒凉之地——曾经是40多个不满日内瓦当局的新教家庭的庇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1200多居民的富裕村庄，并且这些昔日穷困潦倒的居民绝大部分都已变成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熟练工人。工业村还增设了花边工场和机械制造车间，伏尔泰还向工人提供住房资金，资助修建了公共剧场。费尔内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这一项直接造福于民的事业，有人称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也真诚地赞扬道，“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与瑞士相邻的一座名叫费尔内的村庄”。
伏尔泰在费尔内虽然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兴旺的缫丝、制表业，但是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当地居民都纷纷改行而准备当钟表匠时，他又进行耐心的劝阻，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钟表”。他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把教会的土地分给私人占有，称财产和自由是自然的呼声。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任财政总监之后，实行经济改革，积极推行重农主义的主张。这得到了晚年具有重农主义倾向的伏尔泰的支持，他经常给重农学派的期刊《国民历书》写文章 ，赞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热情称赞杜尔哥的改革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支持重农主义纲领。他强烈要求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利用与杜尔哥的友好关系，积极争取农业大臣的支持，终于与法国当局达成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协议：费尔内所在的日克司地区每年只需向法国政府总交一次数目不高的赋税。受尽各种税收盘剥的当地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1775年，日克司地区举行三级会议通过与法国当局订立的协议，伏尔泰被请去主持庆祝仪式。他在典礼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把法国农民的境况比作美洲法属殖民地上的黑奴，愤怒谴责罪恶的奴隶制度，热烈赞美自由、平等。他在市政厅窗口向欢呼的群众行礼，并高喊“自由万岁！”激动的人民也禁不住高呼“君主万岁！伏尔泰万岁！”伏尔泰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费尔内12名龙骑兵，站在会议室前向他举剑致敬。当他乘车回家途经四五个村镇的时候，感激的群众也纷纷列队向他欢呼，向他致敬，并把月桂雨点般地抛洒到他的车上，他的整个身体都被荣誉的月桂簇拥着。费尔内的居民更是载歌载舞，欢迎他们慈祥善良的主人凯旋。这时伏尔泰非常快乐、非常自豪，全不觉得自己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
伏尔泰在费尔内生活期间，在致力于工业村的建设、进行宽容实验、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张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些悲剧的创作。1766年，他开始创作悲剧《斯基泰人》，它讲的是文明社会中的波斯父女二人到处于原始社会的斯基泰人部落避难的故事。该剧1767年出版并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1769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剧《妖教徒》，这一剧本以宽容为主题，猛烈抨击教士的罪恶，极力为受宗教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坚决维护他们做人的权利。他的哲理小说的创作也取得重大收获。176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1768年，又完成了《巴比伦公主》和《有四十金币的人》。
《天真汉》讲述的是一位在加拿大未开化部落中长大、有法国血统的青年人天真汉来到法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他有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他这种纯朴的言行举止常常和法国现实社会的风俗习惯发生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便天真地按《圣经》上所说的行事，却偏偏又招来惊世骇俗的后果。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天都发觉《圣经》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圣经》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没做。”
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他自以为这完全是二人之间的事，但人们告诉他，这件事应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他在受洗礼入教时，他的叔父和姑母推荐圣·伊佛小姐做了他的教母，和教母结婚是犯了弥天大罪，为教内教外法律所不容的。人们告诉他，倘若真的要和教母结婚，就必须得到国王允许或跑到1600里以外的地中海那边，去征得教皇的恩准才行。天真汉莫名其妙，认为这简直可笑极了，要与近在咫尺的人结婚何必还要跑那么远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天真汉帮助当地民团打退了英国人的入侵。他听信别人的劝告，准备到凡尔赛宫去领赏，他想皇上肯定还会恩准自己与圣·伊佛小姐完婚。在去巴黎的路上，天真汉碰上了几个胡格诺教徒，他和这些人对教会和朝政进行非议，被乔装打扮的教会特务发觉并向国王告密。他一到巴黎就被警察抓起来投进了巴士底狱。和他同受牢狱之苦的是一个冉森派教徒，这个教徒只不过是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受了数年之苦，并且还毫无出头之日。天真汉的叔父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出狱，但在的教会机构里却处处碰壁。他去找国王的领忏师拉·希士神甫，这位贵人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他去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在和美丽的特·莱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别墅，这位主教又在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所著的《神秘之爱》。
多情的圣·伊佛小姐也急忙赶到巴黎搭救天真汉，她走的是大臣的门路。权倾一时的波安越大人答应释放天真汉，但却“友好”地提出要以圣·伊佛小姐付出贞操为代价。她请教万事灵神甫，神甫安慰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就不成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自己的爱人更纯洁了。神甫还告诉她，波安越大人是诚实君子，决不会欺骗她。她惊慌地回到女友家，女友甚至更露骨地宣称，这种事在宫廷是必不可少的，妻室最漂亮的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德行超群而，只会获得大家的喝彩。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陷阱，圣·伊佛小姐只得屈从波安越大人的无耻要求，忍辱救出了天真汉，而自己却在悲愤痛苦中死去。
《天真汉》展现了18世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在这里，伏尔泰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用犀利如刀之笔剖析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控诉了教会的凶残与黑暗。伏尔泰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是人民幸福生活不共戴天的敌人；封建的禁欲主义，是建立在愚昧主义基础之上的；贵族阶级教训天真汉绝对的禁欲，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淫欲；那些道貌岸然的大圣徒，实际上都是无恶不作的淫棍和色鬼。
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是理性主义的化身。他的成长道路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重视运用知识启迪蒙昧的创新精神。伏尔泰反对卢梭的尚古主义，他希望用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来证明：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一个文明的民族必定胜过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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