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传

    1. 消灭败类

    几十年来，伏尔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宗教迷信、狂热、褊狭或不宽容作斗争，宣传启蒙思想，但是他明目张胆地公开抨击教会势力的时候毕竟很少，他比较讲究斗争的策略，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间接的、隐秘的手段与他们作斗争的。

    1758年10月，《瑞士报》登出一篇匿名文章 ，这篇文章宣称伏尔泰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是被自然神的兴趣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对这一无耻的攻击，伏尔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同年12月，他也在《瑞士报》发表署名文章 《斥一篇匿名文章 》，公开地向宗教势力发出了挑战。这时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直截了当地抨击宗教的罪恶，首先是由于法国和瑞士当局勾结教会势力，恶毒攻击《百科全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使他怒不可遏。其次或者说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瑞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信心。以前，他一直是在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的庇护下侥幸求安：年轻时，他仰仗贵族中的熟人和朋友；在英国，他得到权倾朝野的社会名流的支持；在西雷古堡，夏特莱侯爵夫人、里舍利厄公爵和法国王后的父亲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等人经常保护他；在普鲁士，他又得到普王弗里德y希的荫庇。现在，他在日内瓦、在洛桑、在费尔内或图尔内，都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同时，他已是众望所归的欧洲知识界的元老，海内外慕名而来的造访者不计其数，即使是日内瓦的政府首脑或各地权贵也常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他已不必像以前当朝臣时那样诚惶诚恐、阿谀逢迎，用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安乐。现在他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同别人抗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为他已无坐牢或死亡的危险。

    伏尔泰在费尔内时期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的名字，或者说他给自己的敌人取了一个新名字：败类。“消灭败类”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他在致哲人党朋友的信中都要署上他们的战斗口号：“消灭败类”（écraserl’infame）。有时干脆缩写成“ecr.linf”，以致有一位拆看他们信件的检查官以为这些信的作者是ecrlinf先生。

    1759年，伏尔泰完成了民族历史题材的悲剧《唐克莱德》和悲剧《苏格拉底》。《唐克莱德》1760年秋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由克莱龙小姐和勒坎主演，获得成功。

    《苏格拉底》是伏尔泰“消灭败类”战斗中射出的一发重磅炸弹。剧本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把这位希腊著名哲学家描绘成了一位宗教宽容斗争中的殉难者。伏尔泰自信他的这部悲剧会使宗教狂热者发抖。他在剧本中赞扬了苏格拉底的宗教观念，坚信它是以道德，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苏格拉底在崇拜神性，给人类以帮助、培养友谊和学习哲学时，自以为已经履行了责任，所以遭到当时的僧侣诅咒。这一剧本还公开讽刺了百科全书派的死敌、耶稣会机关报《特雷沃报》的主编贝蒂埃神甫。

    1759年11月，贝蒂埃神甫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咏自然法则》和《百科全书》，伏尔泰立即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反驳文章 《耶稣会士贝蒂埃患病、忏悔、死亡和显灵的记录》。他在文中写道，贝蒂埃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太多的恶毒言论而中毒，还染上了瞌睡病，不停地打呵欠。为了医治这一怪病，医生建议他吞下一页《百科全书》，但病情只能稍稍缓解。贝蒂埃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令人讨厌的，最后，他在平静中死去了。死后，他又奇迹般地显灵，他告诉噶拉斯神甫的侄子，他在被认为是谦卑和温和的人之前，一直处于地狱之内，噶拉斯神甫的侄子后来告诉《特雷沃报》的编辑同仁，他从贝蒂埃的显灵认识到，骄傲是最致命的罪恶，是耶稣会士最害怕的东西。伏尔泰在这里把他痛恨的贝蒂埃神甫及其耶稣会士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报刊专栏撰稿人佛勒龙也是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重要干将之一。1754年，年方35岁的佛勒龙就当上了里热、蒙多邦、南锡学院院士。他长着鹰钩鼻，有一张渴望肉欲的嘴和一双机灵而不明亮的眼睛，一副学究派头。他贪图享乐，生活奢靡，早年因冒犯当局蹲过文森监狱和巴士底狱，曾在圣路易中学教过书。1754年8月，他在《文学年鉴》上辛辣地讽刺伏尔泰，1755年又抓住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5卷卷首撰写的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一周年的文章 ，攻击作者，指责整个《百科全书》。1756年，又在《文学年鉴》上大肆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1760年，他又胡说什么伏尔泰的作品没有普遍性，嘲笑这些作品只能在法国昙花一现。

    伏尔泰对佛勒龙的恣意妄为早已恨之入骨，1760年7月，他把刚刚完成的喜剧《苏格兰女人》交给巴黎喜剧院公演。这是一部挖苦讽刺佛勒龙的喜剧，伏尔泰希望借此出出心里憋了很久的怒气。在剧中，佛勒龙被刻画成一个热衷于诽谤而生活的人，他居然宁肯作假证也不放过一个使他反感的无辜女孩。他自诩“是一个杰出的编辑”，无耻地宣称“我称赞低能者，我蔑视真正的天才”。佛勒龙厚着脸皮出席了该剧公演之后，马上动笔反击。他发表了一封臭名昭著的公开信，对伏尔泰进行恶毒攻击和责难。伏尔泰也激动起情绪来，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初，他发表了《佛勒龙轶事》，对他展开人身攻击，指责他把侄女当情妇，使她两次怀孕，并在第二次怀孕时把她匆匆嫁给了别人。

    1759年9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1760年5月10日，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突然恣意攻击哲人党，指责法兰西学院对一些危险学说的宽容。他首先就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伏尔泰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的就职演说是以种种伟大的大拼盘拼凑出的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接着他肉麻地吹捧莫伯都依、黎世留、路易十四都是伟人。他演说的其余部分都是对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咒骂。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 ，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 ，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行动起来，为人类效劳吧；消灭宗教狂热……我知道你们能够为理性复仇，……在我死之前，让我满意吧！”②

    ① 引自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75页。

    ②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41卷。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25页。

    伏尔泰认为，反击帕利索等人对哲人党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把狄德罗选入法兰西学院。他设想，只要狄德罗能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派对哲人党的非难便会不攻自破，他们也不敢再为所欲为。但是，远离制度统治中心的伏尔泰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斗争的残酷性，他过高估计了他的贵族朋友们的能力，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不可能向《百科全书》的主编洞开。在支持狄德罗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活动失败之后，伏尔泰认识到自己依靠贵族和宫廷帮助的斗争策略存在问题，他逐步与其他哲人靠拢，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760年6月，杜尔哥等哲人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们就启蒙运动的走向和斗争方略进行了促膝长谈，伏尔泰更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更加赞同哲人党兄弟们的远见卓识。伏尔泰开始把“消灭败类”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对宗教狂热、迷信和偏执的抨击上。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好地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一直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1762年初，他终于在自己的家里把它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神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职业宗教家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29年。现在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把它作为自己掀起的“消灭败类”宣传运动的秘密武器。

    让·梅里叶1664年出生于香槟省马泽尔尼村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他曾遵照父母之命走上了传教布道之路。1687年，他从里梅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教职，起初在马尔尼当神甫，1698年开始负责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1729年5月自杀身亡。他从事宗教工作不久便发现，自己向教民所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生前默默无名的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但他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做公开的揭露，向人们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能寐，他想，即使自己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也要在死后让人们认识自己，了解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忍受巨大精神折磨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无数漫长的不眠之夜写下了自己心灵的独白——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的《遗书》。在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巨著里，梅里叶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无情地戳穿了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愤怒揭露出封建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位天主教神甫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一切宗教义务都是谎言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等，他说，一部分人享受着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统统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在《遗书》中，梅里叶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胆怯而又悔恨的矛盾心理，他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了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①”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赶快觉醒，奋起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僧侣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①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7页。

    梅里叶逝世之后，他的《遗书》手抄本开始在法国流行，1735年，伏尔泰从友人季里奥处得知了《遗书》的内容，他对梅里叶十分赞赏，认为他是像洛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他请季里奥设法搞到了一份《遗书》的手抄本。1762年，伏尔泰编辑了《遗书》的摘要本，在日内瓦匿名出版，题为《梅里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它仅仅是根据原书的第一部分选编的。伏尔泰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的部分。他根据“消灭败类”斗争的需要，对原书断章取义，把具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的梅里叶改变成了激烈谴责宗教迷信但却信仰上帝、害怕上帝发怒的自然神论者，他突出选编了梅里叶遗稿中揭露教士假仁假义、贪得无厌，对人民痛苦麻木不仁的内容，但却删除了梅里叶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论述。尽管如此，这个摘要本仍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连续再版了好多次。伏尔泰以天主教神甫的现身说法给政体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伏尔泰作为自然神论者，他不赞成梅里叶的无神论，不反对宗教，但是他反对天主教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拥护和赞扬梅里叶对基督教的揭露和控诉，他认为，“消灭败类”要坚决攻击超自然的宗教和基督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而迷信是引起宗教灾难的祸根。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写了大量反基督的小册子。

    1762年发表的《五十个说教》是伏尔泰的宣战书。他认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书中有关奇迹的记述只不过是东方民族的民间传说，使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犹太人的上帝是、残酷、自私、爱报复和爱虚荣的，真正的上帝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是秩序和爱之神，是正义、善良和无限之神，是一切人的慈父。他的宗教思想也像他的政治学说一样，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开明君主。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梅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70—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用玩笑、对话、论辩等多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向人们反复灌输他矢志不移“消灭败类”的思想。

    2. 卡拉的恩人

    1762年3月中旬，也就是在伏尔泰公开发表反对基督教的第一部著作《五十个说教》约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到费尔内访问的法国人告诉了伏尔泰最近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案。正是这一事件，使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变成了与教会势力的直接对抗，使他对正义和法律抽象的要求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他终于走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

    在图卢兹著名的维尔饭店附近，有一条小有名气的菲拉蒂埃大街，这条街道虽然拥挤狭窄，但却每天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图卢兹的商业中心。在这条街道的16号内住着一位绸布店主，他专门为贵夫人做衣服和装饰布而印制鲜艳的平纹花布。他就是在当地以善于经营小本生意而闻名的约翰·卡拉。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为人和善，待人宽容，老实朴素。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年。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反常，仍然酷热难当，许多人还在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下度暑。卡拉不愿耽误良好的生意，一直坚持正常营业。当时，他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乡下，三儿子路易在外地经商，四儿子多纳也在尼姆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家里只剩下老俩口、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和二儿子皮埃尔。

    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已29岁了，他一直性格抑郁、落落寡欢，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他是新教徒，故不能进大学学习法科，走从政之路。他又不愿像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一样，经商混日子。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涅卡和普罗塔支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莱特有关生与死的独白使他尤其着迷。他常常爱发奇思异想，对一些论自杀的戏词也津津乐道。

    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①”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4页。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5页。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②”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5页。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女修道院长有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生活在她身边。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几个朋友到院里用晚餐。贝尔法得知拉拜尔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仪式出巡时，没有向圣像下跪，而且还哼着下流小调，便联系几个星期以前一座桥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坏一事，指控他们犯有亵渎和毁坏圣物罪。拉拜尔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传唤。戴塔隆德自知情况不妙，一听到风声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鲁士，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但拉拜尔落到了当局的手里。亚眠法院不负责任的法官立即判决拉拜尔死刑，并决定斩首后再行火刑。对逃亡的戴塔隆德则判处连根割掉舌头，在教堂门口斩下右手，然后缚在柱子上用文火烧死。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伏尔泰对公众在拉拜尔事件上的麻木态度甚为不满，他对达兰贝尔说，人们只是随便谈论几句这件事，便聚集到歌剧院寻欢作乐，而把无辜惨死的青年早已忘到脑后。他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他拖着赢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为拉拜尔和戴塔隆德的冤狱平反而奔走呼喊了十多年，由于巴黎高等法院赞同亚眠法院的判决。国王路易十五也表示支持，伏尔泰的努力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此，他十分遗憾，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①机智、爱说笑话和喜欢嘲讽的伏尔泰，现在暂时放弃了他惯用的武器，因为在与杀人犯的斗争中需要的不是这个武器，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代言人的像钢和剑一样锋利的语言。他说：“不！不！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讲究机智是不适当的。”①

    ① 参见王子春《伏尔泰》，第55－56页。

    ① 参见c·阿尔塔莫洛夫《伏尔泰传》，第36页

    为拉拜尔伸冤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并没有心灰意懒，他仍然十分关心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并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因他的帮助而得救或得到昭雪的人很多。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的司法制度草菅人命。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院承认死者是无辜的。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叛国通敌，法院在严刑逼供之后对其处以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这种轻率的判决。他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响应，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

    伏尔泰就是这样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奋力抗争，维护永恒的理性和正义。他的行动，使法国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和宗教狂热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内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内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激动地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②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8页。

    4. 欧洲客栈的老板

    1760年底，伏尔泰收到巴黎一位朋友勒布朗的信，信中说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亲戚玛丽·高乃依小姐十分贫穷，在一个女修道院里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勒布朗请求伏尔泰以慈悲为怀，把他在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仁爱之心和挚爱人类之情倾注给这位不幸的名人后裔。伏尔泰经过慎重考虑，动了恻隐之心。12月10日，他写信答复勒布朗说，虽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他的外甥女有很好的教养，可以担当玛丽的监护人，他做玛丽的教父，德尼夫人做玛丽的教母，并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在勒布朗给伏尔泰写信之前，佛勒龙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玛丽的情况，他准备劝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为玛丽举办一场救济义演。当他听说伏尔泰的计划后，对其动机和意图表示怀疑。伏尔泰不顾佛勒龙和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的阻挠，毅然履行自己的诺言，1761年元旦来临之际，玛丽小姐来到了德利斯，她开始跟随伏尔泰生活。尽管她当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养女的面貌和个性表示满意。他特意为她雇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本人也亲自关心玛丽的教育，他和家庭教师首先对她进行语言训练，使她很快就能够讲一口优雅流利的法语。伏尔泰还规定玛丽每天写一篇文章 ，并亲自动手为她修改，玛丽心灵手巧，不久还学会了微针刺绣。她到费尔内后，伏尔泰经常陪她去教堂望弥撒，为此，他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他的敌人乘机诽谤他企图破坏玛丽的童贞。

    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治的市长撒缪尔·鲍威尔。伏尔泰为两位贵客准备了欢迎晚宴，并邀请法国和瑞士一些名人作陪。老年的伏尔泰仍然十分机智、风趣。当宴会正在进行时，一只小狗来到了餐厅，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伏尔泰突然问鲍威尔：“你认为这个小狗怎样，它有灵魂吗？英格兰人现在对灵魂怎么看？”鲍威尔不清楚这位尖刻哲人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作答，他以外交辞令搪塞道，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伏尔泰不想这样收场，他开始赞扬博林布洛克勋爵的作品。鲍威尔以自己没有读过博林布洛克的书为借口，再次岔开了话题。伏尔泰仍然不停地谈论着英国人，他还说了一段使两位英国客人及后来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话：“如果我能死而复活，或者说能够第二次来到地球上，我祈求上帝让我降生在英格兰那块自由的土地上。我所景慕的有四件东西，它们都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即自由、财产所有权、牛顿和洛克。①”摩尔根还谈起了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很敬仰这位美国人，赞扬他是电的发现者和改进者，是功绩卓著的天才和伟大的、天生的哲学家。在起身送客时，伏尔泰当着他们的随从的面劝诫他们，应该仇恨虚伪，仇恨弥撒，仇恨僧侣。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5页。

    狄德罗的好友、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1765年也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他是英国政治激进派的代表，对伏尔泰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伏尔泰在劝说人们实现普遍宽容、人道和仁爱上所做的工作，比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贡献还多。他在卡拉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圣人的整个一生还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