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直抵印度国门。
英国正逐步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无法阻止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以势不可挡的挺进趋势，动员印度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已成为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丘吉尔在社会敦促下，最后终于同意对德里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了把日本烧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战火扑灭，不得不作出保证，待日本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谁都知道，丘吉尔从来就不掩饰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蔑视，早些时候曾狂妄地宣称：“出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非主张肢解大英帝国。”
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12月23日，国大党发表声明，表示同情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与国大党合作，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战，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
但是甘地仍然固执己见。他认为丘吉尔的态度“是件有毒的礼物”，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印度立即予以合作，以暴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圣雄对国大党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非暴力信条，要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抗武器乃是非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免于印度的灭绝”。圣雄的眼帘中总是闪现出这样的动人画面：“一排排印度人，手无寸铁，用瘦弱的血肉之躯，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和烧红的枪口扑去；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残暴的敌人心慈手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在他非暴力原则指导下出现的奇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向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写信，表示，如果国大党决定与政府合作，坚持暴力抵抗，那就请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自己的责任。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在重读孟买决议案时，我发现各位委员是正确的，我却把它误解为一种原 文中不可能具有的意义。国大党抵制作战行动的斗争，所根据的理由并不以非暴力原则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上述错误的发现使我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进行斗争了……因此，请你们解除孟买议案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考虑到与甘地之间分歧太大，根据甘地意愿，免除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至高无上的虚有职务。
1942年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再次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领袖。
3月7日，仰光陷落，看来日本侵略的浪潮很快就要席卷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情况十分危急。丘吉尔授权战时内阁中的社会党同僚温斯顿·克里普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印度处理有关事务，调解印度各种派别之间的冲突，“促进全印度人民思想和力量的集中”，动员一切力量以服从于英国战争计划压倒一切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到印度，的确克里普斯是个最佳人选。他是位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要求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熟悉，还与真纳在处理律师应处理的案件中有过交往。而且他又笃信基督教，生活简朴，与甘地也应该可以打一番交道。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善言能干，机敏过人，这次出使印度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3月下旬他一到德里就公布了他从英国带来的丘吉尔战时政府认为“合理而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即“克里普斯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大致是：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自治领地位。
2.大战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3.不愿加入联邦的省和土邦，仍可继续保持与英国现存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大战中，各党派支持政府作战，所有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克里普斯到达德里的第三天，约见国大党领袖阿萨德。阿萨德认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态，要在党内进行讨论。
克里普斯的确很聪明，他觉得虽然甘地已不再处在国大党领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他请求与甘地面谈。
一见面，甘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份草案是“破产银行的一张过时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么你还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圣雄对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国大党在党内充分讨论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样感到大失所望，并通知克里普斯，这份草案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因为英国缺乏诚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让步。克里普斯同样也被英国政府糊弄了。
1942年4月13日。星期一。
这天正是甘地的静默日。在静默之中，上帝给他的“心灵之光”突然使他产生了灵感，启发了这位圣雄考虑多日的问题。这个启示的成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退出印度”。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场新的反英运动的口号，同时也给甘地带来一场灾难。
这一天，他顾不得许多禁忌了。他操起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退出印度，这是我对英国的最终看法，这个看法将不会改变；要取得战争胜利，惟一途径只有非暴力，这个看法我也不会改变。”接着他又会见了英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将这封信的内容重复一遍以后接着说，英国人必须立即放弃印度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使它处于无政府状态”。
甘地暗中盘算，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攻该国了。
这时的甘地似乎与英国记者谈得有些兴奋了，他脱口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救，而我让希求耐心来赢得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甘地虽然被免除了领导国大党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作为笼罩一切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有形地改变的。国大党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鲁早在十年前说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这一重大主张后，国大党领导再次登门拜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圣雄。请求他为准备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起草一份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甘地欣然接受。这位倔强的老人，只要不违背他所定的原则，什么事都好商量。他多次与国大党领袖发生分歧，但他却从不因为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统一，对国大党，他总是有求必应。而国大党的领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甘地的古怪与固执降低他的威望和对他的崇敬。
关于这一点，连当时仅只24岁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记得1941年3月，她在欧洲生活六年之后回国，刚在孟买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电报，要她去看他，这时恰恰又接到了父亲来信说十分想念，尽快见面。但是英迪拉却仍然赶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见半裸的圣雄。
她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他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她却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气氛，她继续说：“如谁该给他送吃的，谁该给他送报纸，都有严格分工，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有一次，他的围身土布洗好后晒在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我跑过去把神圣的土布收下来，我这只是帮个忙，因为当时我正闲着。没想到这里的人却认为我这样是乱插手。大概他们认为，圣雄的东西别人是不好乱动的。到了晚上，事情更糟，圣雄叫我参加祈祷会，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女孩。我们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这时有人窃窃私语，等到看见有人扶着我们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我站起来问： ‘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们坐的 是人家的位子。’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们只得另择位子坐 下。圣雄在这里培养了如此严谨的习惯，我实在感到惊讶。”
这位未来的印度总理，5岁开始就在甘地身边跳来跳去。十三四岁时，正遇甘地发起行走丹迪抗议盐法的活动，为了表示对甘地的声援，她曾组织了“猴子旅”，像猴子一样行动，负责张贴标语，书写通知，寄发邮件，以及在毫不怀疑的警察鼻子底下传递消息。她的爷爷老尼赫鲁去世之后，她就把对爷爷的感情转移到甘地身上。
从英迪拉自述和她的经历片断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甘地对晚辈国大党领导人的所遗存下来的巨大影响。
圣雄不可能与国大党、与印度截然分开的。
正如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说：
“公道的天平，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冤枉；他们的行为虽微如芥子，……
也要报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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