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情况下，英国政府突然从一个暴君的立场转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绅士立场”，决定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将由英王主持，英国三个政党和印度国大党以外的各团体代表参加，专门讨论印度问题。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召开。在没有印度国大党参加的会议上，工党政府与印度“代表们”讨论了印度立宪机构，“原则上同意”印度各土邦参加全印联邦，由印度人执政，但是全印联邦的外交、财政和防务仍由英国人执掌。印度“代表们”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表达印度人民的意愿。会议结束时，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故作姿态说，下一轮圆桌会议希望由国大党代表参加。而在这前三天，也正是这个麦克唐纳在会议上企图利用甘地来欺骗印度人民，暂许甘地出狱。
1931年1月26日甘地及所有国大党领袖被释，欧文总督并下令撤销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这一天正是印度独立日一周年纪念。人们对甘地等获释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集会以示庆祝。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庆祝活动，向新闻界发表演讲，表明这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谁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参加活动之后，甘地行色匆匆赶往阿拉哈巴德。
德高望重的老尼赫鲁已经病入膏肓。这位元老，在这场斗争刚开始时，就预感到有此不妙，正如奈都所说，收拾好我们的牙刷，准备去坐牢。果然不出所料。当甘地与他的70多名敢死队向盐海前进到江布沙的时候，老尼赫鲁约了他的儿子一起在此等候，与甘地交谈了几个钟头，分手的时候，甘地一行再次上路继续他们的行程，他看到甘地拄着拐杖，走在群众的前头，步伐稳健，面容和平而勇敢，元老很有些感伤。他本来没有理由被捕的，只是儿子尼赫鲁被捕后，自己代表工作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了一系列决定，并在运动期间，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号召警察和士兵不能把枪头对准自己的人民。他本来身体不好，加上负责非常时期党的工作，的确筋疲力尽。按照他的想法，只等尼赫鲁和甘地出狱，他就完全休息了。当然，他认为，作为达到伟大的民族目标的重大行动，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虽九死也无一悔。
甘地深夜到达阿哈拉巴德，老尼赫鲁还在等待着他。甘地的到来，以及与他简短的谈话，使老尼赫鲁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老尼赫鲁的夫人也同样很兴奋，仿佛甘地一到，老尼赫鲁的病情就会好转一样。然而他这时已经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奄奄一息。甘地面对这位战友，也不敢提出他最为相信的水疗、土疗之法了。老尼赫鲁拉着甘地的手说：“圣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来不及看到独立自主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不久将获得自主。”
国大党其他的领袖们出狱后也都赶来看望这位老人。不久却都因工作慢慢离开了，只有甘地仍然留在这里守候这位老朋友。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与世长辞了，他们一家都在悲痛之中。甘地主持为老尼赫鲁操办了后事，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一家人身边。葬礼那天，甘地发表简短而感人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斗士为印度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正在这时，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印度“代表们”回到国内，一抵岸，他们就大肆宣布英国的诚意，说印度自治领地位有指望。面对这一个情况，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与欧文总督直接进行一次谈判。甘地非常乐意。
立即给总督拍去一份电报，提议会谈。
总督同意。
甘地于16日到达新德里，17日开始谈判。这时国大党中青年也赶到该地，作甘地的后盾。
对副王同意与甘地谈判，温斯顿·丘吉尔十分不快。他坚决反对放弃印度，认为丢掉印度，将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位强硬派人士对甘地十分瞧不起，谈判期间，丘吉尔发表了很不友好的言词，他说：“瞧那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身子，瘦如骨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与副王平起平坐，进出王府，装模作样与英王的代表一起用餐喝茶，真是令人作呕。”
这话传到甘地耳里，他并不表示什么，只是心里嘀咕，你丘吉尔还没有资格与我圣雄平起平坐哩！
有一天下午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只将甘地的晚餐送到副王府官邸。那时甘地只吃枣子和奶。甘地用的餐具是从耶拉伏达监狱里用过，后来带出来的罐子。副王极有兴趣地望着甘地。当甘地用勺子从罐子里舀出枣子时，副王询问他吃的是什么，甘地笑着说：“先知的食物。”副王站起身来，探视着罐内，想看看甘地指的是什么，甘地则自豪地用勺子敲敲罐口，面无表情道：“这是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罐子。”欧文只好不置可否地笑笑，坐下。
谈判继续进行。国大党坚持如下条件，始终不予让步：一是停止对国大党和印度公民迫害；二是允许印度人民自制食盐；三是禁止洋布；四是调走并处理警察的罪行。政府方面也不让步。谈判陷于僵局。甘地征得国大党中常委同意，为了使自己的条件在谈判中让对方接受，提出可以考虑停止非暴力抵抗。欧文表示可以商量，但是非暴力抵抗应该彻底放弃。甘地反对，他说，这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只能暂时停止，不可能中止和放弃。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终于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以茶代酒，举杯相庆。
25年后，已是哈里菲克勋爵的欧文回忆说：“我十分尊重那位了不起的身材矮小的伟人。”
1931年3月，甘地—欧文协议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包括：甘地同意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但要求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所有政治犯。在修改食盐的问题，双方意见仍不一致，但是英方同意松动，允许人民自采自制，不过只能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议并不满意。而政府方面则根本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释放非暴力政治犯，有的地方则公然不执行，有的则将政治犯改为暴力犯。在拉哈尔，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三名政治犯就即将被判处死刑，甘地到处游说，未能改变政府决定，导致群众集会示威，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死伤无数，入狱者达几百人之众。但是甘地仍然十分冷静地告诫国大党的同事，要坚守诺言，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社会。甘地的做法也使许多群众不理解，有些人还当面指责他出卖工人利益，并有人游行，高喊“打倒甘地”的口号。尼赫鲁这时身为主席，深深感到今天有了这个协议来之不易，不应该就让这个成果在没有运行之时就流产，在他的支持下，国大党全印度委员会1931年3月29日在卡拉奇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欧文协议，并提出由甘地代表国大党出席英国第二次圆桌会议。这个时候，甘地则反复与欧文总督交涉，5月中旬又与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照面，要求政府履行协议。没有结果。面对这种情况，甘地在出使英国之前，发表谈话说：“我极可能是两手空空而归。”
同年8月29日甘地乘船去伦敦。
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这一天是星期一，恰好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便只得在祷告时向上帝请示，希望允许他破戒，因为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前来参加会议，他不能在今天缄口不语。这一天他发了言。
他相信仁慈的上帝不会怪罪他。
甘地坚持不住豪华宾馆，而是住在伦敦贫民区服务中心，他感到自在舒适。他很快赢得了英国工人们的信任。他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诙谐幽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缠腰巾时，他机智地答道：“你们穿的是灯笼裤。而我穿的是超短裤。”
的确，他的装束与会议代表那种西装革履格格不入，但是甘地丝毫不觉得别扭，哪怕他常常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也毫不在乎。12月1日会议结束那天，英王要召见所有代表，有人告诉甘地，再是如此装束似乎不大雅观吧。
甘地则表示，如果你们觉得不雅，那我可以不见你们的英王。有人问他，你着这样的装束，是真的感到合适？甘地笑笑说：“英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让我穿。”
甘地在会议上提出印度自治和发展问题，没有成功。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印度代表一概倒向英王方面，英国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点头。甘地看到这种状况，感到悲哀。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到会作了会议结论，大致内容是，印度政府只能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力，其他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控制。甘地不顾会议程序，当即站起来发表声明，强调国大党的立场，他说：“国大党立场并不是要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印度人民从奴隶的地位挣脱出来，获得自由。”
趁这次会议的机会，甘地访问了英国一些地方。他先后访问英国四次，但是当年那位走在大街上，身穿英国战前绅士传统服饰，头戴丝质礼帽的甘地，谁也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他没有任何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圣雄，半裸、浑身充满传奇色彩，到处传着他的奇闻轶事，情况就与过去截然相反了。人们都在谈论他、报刊也在关注他，包括他的言谈，包括他的举止。许多英国人同印度人民一样，都渴望与这位圣人相见，特别是乐于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具有吸引力、启发性、外加煽动性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总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沟通。这使甘地想起早几年，在印度真理学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名来自英国的甘地的信徒。她对甘地是那样的崇拜。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贝恩。她后来在报纸上撰文回忆说：“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一位瘦小而皮肤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来。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识，只感到被一圈灵光笼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把我轻轻地扶起，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将是我的女儿’。我又恢复了现实境界的意识。我看到一张 微笑的脸，双目充满慈爱，柔和的眼神中闪烁着坚毅，这就是圣雄，我终于见到这位伟人了！”
这次到英国，米拉·贝恩也来了，她正陪同甘地访问了失业人数最多的兰开夏。在那里，甘地与失业工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同情他们的遭遇。甘地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你们有300万人失业，而我们印度则有3000万人失业。你们失业救济金是70先令，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只有7先令6便士。那种悲惨的情景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失业，人们缺乏自尊和对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堕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带给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有给他们带来工作的神谕时，我才能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千百万失业者来说，对他们谈论上帝没有任何用处，对他们来说，面包和黄油才是他们的上帝。”听着他的演讲，兰开夏的失业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认为在印度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圣人关心着失业者，应该说，这是印度人民的荣幸。
会议之后，甘地对法国、意大利、瑞士进行游行访问，每到一地，都有数千名当地群众热情围观欢迎，争相亲眼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著名作者罗曼·罗兰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罗曼·罗兰家住了五天。罗曼·罗兰是欧洲第二个为甘地作传的人。他与第一位为甘地作传的约瑟夫·多克所作的传记各具特色。多克曾经在约翰内斯堡与甘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对甘地的生活工作进行细致观察，而这位法国作家在撰写甘地传记时并没有见过甘地。
罗曼·罗兰后来用他非凡的笔力，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带着眼镜，满口无牙，穿着白色外套，但的双腿如同苍鹭的双脚一样纤细，修过面的头上有零星粗发，未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了。他干笑着走近我，嘴巴张得很大，如同一条愉快的狗在喘气。他很快伸出双臂抱住我，将自己的面颊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他那灰白色的头贴近了我的面颊。我自己开心地想，这是圣多明和圣方济各在亲吻。”
“这次访问使很多人像飓风一样冲向我的两幢别墅。电话铃从来没有停止。躲在灌木丛后的摄影者像伏兵一样连续向我们按动闪光灯。莱芒牛奶工人联合会告诉我， ‘印度之王’在我这里期间，他们打算提供他一切膳食。 我们还得到了 ‘上帝之子’的来信。一些意大利人写信给圣雄，恳求他为下 一次全国彩票抽签预言10个吉祥数字。
“这个外表微弱瘦小的人物从来不知疲倦，他头脑中不存在劳累这个词”。
甘地告诉罗曼·罗兰，他过去相信“上帝是真理”，现在则相信“真理是上帝”。
甘地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待，并访问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但却遭到教皇的拒绝接见。他全然不计较这些，仍然泰然地站在教廷的圣像前，仰首翘望，喃喃地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受难者。”
后来，有人问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他说，墨像一个刽子手，“在刺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带着旅途的疲劳和对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失望，甘地于1931年12月18日回到印度。这次三个月欧洲之行有得有失，得的是，他认为“如果你以信任与慈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你将得到十倍的信任，百倍的慈爱”。失的是，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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