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南非印度侨团的意外召唤，说明在那里有着重要的使命等着这位事实上经成为侨团首领的甘地。

    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近期要访问南非。印侨们觉得这是一个极好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张伯伦提出要求，为在南非的侨民争取应得的合法的权益。

    甘地一到南非的德班，就立即着手准备备忘录，以便尽快递送到张伯伦手里。然而初次与张伯伦的会晤，甘地却大失所望。张伯伦来到南非，只在乎争取英人和波尔人对英国政府的民心，而把印度侨民一点也不放在眼里。

    “你知道，”张伯伦对甘地说：“英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甘地感到，张伯伦是个老辣的政客，他的态度虽然带有文雅而坦率的一面，但是他的话里分明表现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国家实行强权政治不可动摇的一面。已经成熟并拥有了斗争经验的甘地偏偏不信你那个邪。张伯伦即往德兰士瓦访问。甘地也就通过朋友弄到许可证迅速赶到那里为当地的印侨准备备忘录。这里的亚洲人事务部以为甘地没有获得许可证，按照政府颁布的维持和平法令，密谋准备拘捕甘地。但是官员们一了解，才知道甘地是持许可证而来的。于是他们又采取其他方法设法阻止甘地与张伯伦见面，便提出要当地侨团提供代表团代表名单。甘地与另一位印侨领袖铁布赛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负责人。那位长官态度极其恶劣地对甘地说：“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你走吧！”说完，便把甘地赶了出来。

    随后亚洲人事务部向印侨团寄来一封信，明确要求把甘地名字从印度代表团名单中除掉。甘地经过再三考虑，为了不致影响印度人的请愿活动，便劝侨团领袖同意找乔治·戈夫莱律师来代替甘地率领代表团前去请愿。

    侨团有人为此埋怨甘地，认为当初印度人不应帮助英国人打赢波尔战争。但甘地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为印度人甚至整个亚洲人壮胆服务，打掉亚洲人事务部那帮官员的嚣张气焰。事务所经过注册成立后，甘地马上着手收集亚洲人事务部两个官员在当地敲诈勒索的罪证并向法院控告他们的罪行。由于陪审团的开脱，法院虽然没能判处他们有罪，但是当地政府深深感到甘地及其侨团不好惹，将两人革职。

    从1903年起，甘地开始与通神学人士有了友好往来，经常与朋友诵读《瑜伽经》、 《瑜伽论》、《瑜伽修多罗》、《古兰经》、《圣经》。《薄伽梵 歌》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几乎每天都背诵其中一两首。而且把几首《薄伽梵歌》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诵背。他把《薄伽梵歌》作为行为准则。这段时间，甘地也同欧洲人有了密切的交往。他的思想和行为“按照神灵的指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所有接触的欧洲人中间，他最推荐的是史丽丝小姐。她是甘地的速记员。刚来时才17岁。甘地后来回忆与她的交往时评价说她：“其品格像水晶一样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在进行非暴力斗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多亏她继续领导了这个运动。

    1904年，马丹吉特先生与甘地一起共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开办了一所印刷厂。刊物由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任主编，甘地负责经营。事实上，刊物的总负责人是甘地。甘地为刊物付出了很大心血。从创办起，每期几乎都有甘地的文章 ，宣传他的主张，宣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在印侨中间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印侨亲密的伙伴。

    这段时间，甘地无意中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 《给那后 来的》。书中三个观点对他启发很大。这三个观点是：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甘地打算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生活费。《印度舆论》周刊也将搬到农场去办，印刷所也同样如此。这个想法得到很多人支持，很快就筹集到1000英镑资金，一个星期便买下了20英亩土地。这里有一股清幽的泉水，有遍山的果林，离杜尔班只有二4英里，离火车站只有2英里，生活交通都极为方便。这个农场取名叫凤凰村。

    到凤凰村建立，甘地已到南非又是一年，原来答应妻子一年内回去。现在各方面事业正处在鼎盛时期，要回国成为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把妻、儿接到南非。妻、儿在船上发生了一点意外。八岁的三儿子因与船长玩耍折断胳膊。一到家，甘地不请医生，坚持用土疗和水疗为儿治伤，居然痊愈。凤凰村很快发展成小村庄，逐渐兴旺起来，不少人在这里定居，开始繁殖。对待孩子们的教育，甘地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很想为孩子亲自上文化课，但由于事务繁忙，实在做不到，孩子们对此也颇有埋怨情绪。他所做到的就是叫孩子们参加推磨、扫地一类的劳动，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品德；每天带他们往返四五里地到事务所，锻炼他们的体魄；每天与他们一起读《薄伽梵歌》，以完善他们的信仰；每天用古遮拉特语与他们谈话，以培养他们不忘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长大好为祖国服务。

    又过一年，即1906年4月，南非发生朱鲁人“叛乱”。南非联邦纳塔耳省的朱鲁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时，曾组成独立的政府。后英国人提出最后通牒，叫他们放弃主权，朱鲁人英勇地进行抵抗，于是便在1879年爆发了野蛮的朱鲁战争，结果是朱鲁地区被兼并。这次所谓“叛乱”，实际上只是长期散居在遥远山岭和夹谷之间的朱鲁人的抗税行动。

    甘地与朱鲁人没有发生矛盾，朱鲁人也没有伤害过印度人。甘地开始对“叛乱”存有怀疑，但是想到不列颠帝国利益的存在，便主动向纳塔耳省总 督提出申请，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甘地很快招募到24人开赴骚动地区。他们的救护队被安排照护朱鲁人。因为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作救护工作。这些受伤的朱鲁人并不是在战场上挂的彩，而是被英军抓获后鞭笞的。他们得到印度救护队的护理，如天赐福。印度救护队把自己对朱鲁人的同情全部转化成为细心的照看。甘地认为，这次救护队总算没有白成立，通过救护那些可怜的朱鲁人，他的良心得到了安慰，同时也从朱鲁人的斗争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在这个运动名称诞生之前就存在了。甘地开始曾试图用“消极抵抗”来概括这一运动，后来感到这样的表述似乎过于狭窄，不能充分表达其中丰富而真正性质的内涵，而且在古遮拉特文中，它还被当作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还可能成为暴力。甘地苦思多日不得其恰当的名称，只得在《印度舆论》刊物上发了一个征名启示。结果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提供的“萨达格拉哈”得了奖。“萨达”意为真理，“格拉哈”意为实力。后来甘地根据这个意思将其改为“萨提亚格拉哈”。“萨提亚格拉哈”在古遮拉特文中意思是坚持真理，具体地说，也就是“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甘地认为“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为坚持真理而采取特别方式进行斗争，这便是甘地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要素。这一运动实际是甘地在南非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体验真理的历史。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撰写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制定了一项亚细亚法案草案。法案规定凡年满八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登记，将处以10o英镑罚款或三个月拘役甚至驱逐出境。

    甘地一看到这个草案，即感到问题的严重。这分明是要彻底毁掉印侨的利益，把印侨逼到绝路，以至将印侨伺机赶出南非。甘地当即召集了印侨首领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向当地政府请愿。9月11日甘地等又在约翰内斯堡犹太帝国剧院召集印侨大会，与会人数达三千多。甘地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号召大家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反抗到底，绝不能容忍这种“套狗的项圈”，更不能屈从于这一歧视性行为。大会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表明印侨宁可牺牲，也不屈服的决心。但是印侨的反对仍然无济于事，这个法案当然还是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