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甘地按照计划，只在国内待上半年，乃携带妻儿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广泛接触了基督教徒。为了更加有效地与穆斯林保持密切联系，他决心利用24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紧学习乌尔都文和泰米尔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会乌尔都文的老师，虚心地学了起来。船上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他的学习成绩他自己较为满意。回到印度，他没有在孟买住几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里着手写一本有关南非形势的小册子。后来这本被称为绿皮书的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完成。这本书客观地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被歧视的悲惨景象。书一出版，印度《先驱报》首先发表了社论，加以评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发并由总社播发到南非纳塔耳。

    在家中，他了解到孟买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瘟疫流行。这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广大人民感到终日惶惶不安，如果发展下去，流传开来，还会影响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国。甘地很快就向当局提出申请，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与防疫委员会成员一起，走巷串户，检查卫生，尤其是检查厕所。在需要检查不可接触者①的地区时，只有甘地一人敢于前往，其余的人总是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

    ① 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典》划分的最低贱的阶层，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或“残民”。

    这段时间，甘地到处宣传他在南非所见所闻，他要把所见到的南非对印度人的偏见和歧视告诉所有的人。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唤起民众对南非印度人的声援，他专程赶往孟买，拜见那些名门望族。费罗泽夏·梅赫达当时在孟买声名赫赫，有“孟买之狮”、“本省无冕之王”之称。他热情地接待了甘地，并特意为甘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

    费罗泽夏·梅赫达很喜欢甘地的这次演讲，甘地觉得无上快乐。甘地趁这个机会动员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劝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个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灾变和弥天暴戾。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起牺牲。”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

    但是甘地觉得，一个爱国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劝别人不动，但是甘地本人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劝动。他一直把《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随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进行了一次演讲，受到狂热般的欢迎。这是因为巴拉桑达拉姆事件激发了听众的情感。他带去的那本名叫《绿皮书》的小册子第二版，在这里抢购一空。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甘地还接触了《马德拉晚报》、《印度教徒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甘地的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国内期间，甘地还拜会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罗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对甘地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与提拉克会晤之后，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

    正当甘地在国内积极为南非斗争呼吁的时候，南非发来电报，催甘地“速归”。那里的印度侨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继续领导他们。这年12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寡姐的儿子乘船再次向南非进发。

    这次乘的船是直达纳塔耳的，整个航程只要18天。谁都没有想到，在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船仍在行进，爆裂声和巨浪声响个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船在杜尔班港口抛了锚。

    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这一锚抛下水去，麻烦立即就从天而降。船被勒令隔离五天，理由是孟买还在闹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长生存期为23天。这还不算。杜尔班的白人听说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举行大会，用一些威胁的言辞吓唬甘地，企图要把这条船打回印度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没有被港口的骚动吓倒。他们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应以赔偿公司的损失为条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听这一套，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船靠码头、乘客登岸。公司人员在岸上与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23天期满，船获准入港，乘客准许上岸。船长艾斯坎比先生告诉甘地，最好是黄昏时候上岸，因为岸上的白种人对他发表《绿皮书》非常恼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险。但是不到半小时，公司的律师劳顿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带甘地一家现在就走。甘地同意。为了保证安全，劳顿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去，他与甘地徒步跟在后面。

    刚一上岸，甘地就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来。他们一边恶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边一窝蜂似地围追过来。劳顿先生怕甘地吃亏，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未等上车，那些青年掀开劳顿，疯狂地用石头、砖头、臭蛋向甘地投掷，还有人抢走了甘地头上的头巾，并打的打，踢的踢。甘地被打昏过去。这时人越来越多，死活都不肯放过甘地。他刚醒过来抓住一根栏杆想站起来，又被一阵粗暴的乱打打倒在地。这时恰好有个认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情景，打开手中的雨伞，站在人群与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间，加以阻挡，暴行才算停止。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甘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罗斯敦济家里。然而暴徒们仍不肯罢休，很快又把罗家围了起来，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让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离开此地。

    事情过后，很多人都动员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报馆也纷纷派记者采访。甘地总是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泄私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

    他认为控告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是轻信了别人的挑唆，以为甘地这次回印度发表了许多对南非白人不恭的话，伤害了纳塔耳白人的名誉，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时，这些人会自惭形秽。甘地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写成了书面声明，交报馆发表。三四天之后，甘地安顿好家，开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宽宏大量显示为一种仁义和刚强，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侨组织的声誉。那些暴徒同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甘地本来已有两个儿子，到了南非又增加两个。他实在不想再有孩子了。

    按照印度教规所定，男女之情只能为生儿育女而起，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这时他产生“禁欲”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师也承认，在下定决心禁欲之后，也还多次出现过反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还有过几次失败”，尽管与妻子是分床而卧。甘地认为这大概与自己的意志薄弱相关，缺乏信心。一直到1906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报了自己的誓言后，妻子表示理解并完全赞成。从此，甘地要么绝食，要么节食，要么只吃一点新鲜水果和坚果，以保证禁欲誓言的彻底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