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动身去南非时，再没有当年准备去英国留学那样的坎坷和离别的痛苦。母亲已经去世。在这里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光环。他本来就想寻找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契机来从零做起，南非有约，应该去碰碰运气。只是由于甘地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对这个家庭的眷恋之情使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离别之苦变得可以忍受。甘地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南非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等待着他，他天真地认为摆脱了国内的出师不利，到了远方就可以大展鸿图了。
“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甘地这样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开场合为他送行，只是在家里与甘地吻别。
甘地赶到孟买，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轮船大副房间里空着的一个铺位，通常这个铺位是不出售的。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终于在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
船一靠拢码头，等着来接朋友的人都纷纷走上船来。从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甘地无意中发现这里的人对印度人并不怎么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赛先生也到码头来迎接甘地。应该说，阿布杜拉赛先生称得上是富有的商人，也是有名望的人。人们同样是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和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这使甘地很难过。阿布杜拉赛先生却似乎已经毫不在乎了。
商行对甘地也还算照顾。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单间，与阿布杜拉赛成为隔壁邻居。
三天之后，阿布杜拉赛把他带去看杜尔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绍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望了他几眼，示意他把头巾摘下来。甘地认为庭长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断然加以拒绝，并厌恶地瞟了一眼庭长，愤然离庭。
似乎命运不愿意久等，在南非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浓炼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张的思想和实践，也改变了甘地的命运。
当时南非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种族歧视和偏见十分盛行。而早在30年前，英国政府就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从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来从事种植和采矿业。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开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转为商人，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商人也开始赶来定居经商。白人对他们的憎恨比对当地黑人更甚，他们害怕印度人勤劳节俭构成的威胁。由于印侨和劳工们的素质不一，加上信仰和种族关系又特别复杂，劳工们只知做苦工，商人们只知赚钱，似乎都在忍气吞声地求生存，对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缺乏有力、有节、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英国人更是趾高气扬，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今天这里来了一个甘地，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别人不一样，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懂法律，他知道什么叫自由平等，什么是天赋人权。面对目前这样严峻的情况，他不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责任与印侨一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强加给印度侨胞各种的偏见。
甘地以雄辩的文笔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里发生的这件事，并从自由平等角度阐述了在法庭戴民族头饰的风俗和权利。信中措词对当局对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报社发表这封信后，如同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到了表面沉静的池水，产生了一层层涟漪，南非社会不免惊骇。
南非当局对此更感头痛，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来客”。印侨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认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么样，头巾风波使甘地名声大振，仿佛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广告”。
经过这次斗争，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间，一直戴着印度头巾。不少印侨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从此，甘地逐步扩大交游范围，结识了许多各界朋友。这个时期，商行准备打官司。阿布杜拉赛决定请甘地代表他到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完成这项任务。阿布杜拉赛为甘地买了头等火车票，让他独自前往。在送别的时候，这位印侨商人提醒甘地说：“小心点，这里不同于印度，随时都可能遇到麻烦。上帝与你同在。”
火车于晚上9点左右到达纳塔耳省马利兹堡。这里上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乘客，他一看甘地是个有色人种，马上板起脸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官员，不露声色，一言不发。对甘地说：“你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票呀。”甘地解释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粗暴地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甘地毫无惧色地说：“我也告诉你，我必须坐到目的地！”
那几个蛮横无理的人见讲不过甘地，便找来了警察。身材高大的警察一来不分青红皂白像抓小鸡一样提起甘地就往下丢，把他的行李也全部扔下车来。火车响起揶揄的汽笛声，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走了。留下一阵悲风陪伴着孤零零地被无情地抛在站台上的甘地。
候车室内，他静坐一夜。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外衣放在行李里，甘地本想打开行李取件外衣御寒，又怕遇到了新的麻烦和新的侮辱，只得双手抱胸，龟缩身躯抖抖索索地祈祷。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了一个电报给铁路局长，抗议这种野蛮行径，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阿布杜拉赛立即去见了局长，但局长认为铁路当局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不过他签名通知各路站长保证甘地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赛同时通知了当地的一些商人到车站来帮助甘地。他们找到甘地之后，大家都诉了一通苦。甘地遇到的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小巫见大巫，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在南非多年，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已经数不胜数了。
果然，接下来更多的苦头还在等着远道而来的年轻律师。
坐了一段火车之后，到达查理斯城。从查理斯到约翰内斯堡需改乘马车。
麻烦再次突如其来。驿站经纪人把甘地从马车厢里拉出来，说他的票取消了。
不管甘地如何辩驳，对方都不听，因为这个经纪人把甘地看成了印度的“苦力”，认为印度苦力与白人坐在一个马车厢里是痴人做梦、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甘地被强行安排在马车厢外的一个座位上。甘地明知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但是他下决心忍住了。他知道，如果提出抗议，说不定马车都坐不上，这样就会无休止地耽误行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马车慢条斯理地走到了下午。小站稍息。车上的领班这时从马车厢里出来抽烟，又要强占甘地的座位。他从车头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要甘地坐在踏板上。欺人太甚！甘地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态度强硬地说：“你要我坐在你的脚下，办不到！”
手脚粗大的领班二话不说，走过来揪住甘地的衣领，使劲扇了甘地几记耳光。打得甘地眼冒金星，头昏耳鸣。打过之后，他还要把甘地拉下车去。
甘地使劲抓住马车的铜栏杆，才不至于被拉下来。车上所有乘客目睹了这一暴虐行径。其中有几个乘客看不过去了，便劝解道：“算了，别打他了。就让他坐那里吧，如果不让他坐那里，就让他进车厢里来吧！”但是这个领班仍然又拉又打又骂，甚至吓唬道：“到下一站，你看我的厉害！”马车一路颠簸，甘地一路心惊肉跳。不知下一站还会怎样，只有请上帝保佑了。
到了下一站，天已黑实。甘地看到了几个印度人向马车走来，他悬在空中的心才开始踏实一点。这几个人恰恰是奉命前来接送甘地的。甘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驿站公司的代理人。不管它有没有用，都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坐守待毙。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为这种权利作斗争，印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奇迹般发生变化的。甘地感到了出征南非的责任。
到达比勒托利亚后，甘地为办案作准备。这个案子是由商业交易而引起，问题复杂，涉及到很多法律常识。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华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的具体任务是为律师准备原告案内和挑选一些有助于案子的事实。甘地对这个案子兴趣非常之浓，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工作做得很卖劲很出色。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亲戚。双方虽然都想通过法庭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双方也的确都希望快点了结这桩事情。案子本身有利于原告达达·阿布杜拉，事实极为有力，法律依据也很充分。甘地又去找了被告铁布赛，劝他找人仲裁。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们二人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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