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到汉城，在一个简短的庆祝仪式上，麦克阿瑟像救世主一样说道：“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总统先生……”
关于“联合”是否要打过三八线的问题，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8月中旬就争论过。赞成打过三八线的人认为，“联合”已完成使命，如越过三八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决议，“联合”总司令有权实施北进作战，如不打到北边去，人民军还有可能再次向韩国发动进攻……，反对的人则说，打过三八线后，中苏两国就有可能干预，那样战争必然要扩大。
9月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声称韩国人有权统一祖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帮助韩国行使这个权利；“联合”的军事行动将局限在朝鲜半岛，希望中苏两国不要介入。9月11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突破三八线的方针：如果中苏两国没有参战的可能，就可以把地面作战扩大到三八线以北。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15日，向麦克阿瑟传达了上述决定，并令其制订占领北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提出的作战计划要点是：第8集团军沿西海岸北上进击平壤；第10军在东海岸元山登陆，然后西进与第8集团军东西夹击，攻占平壤；安州、兴远一线以北作战仅限于韩队。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向麦克阿瑟发出新的指令：如中苏两国未派大部队入朝作战，即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如可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到此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9月30日，麦克阿瑟由汉城回到东京后，收到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根据战略或战术上的需要，不受限制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随后，华盛顿又发去一封电报，说麦克阿瑟的北进计划“已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10月1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书，同时向第8集团军下达了越过三八线的命令。在这期间，韩队沿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元山方向进发。美军的行动意味着战争的升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早在6月28日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战的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谴责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耻行径。7月6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反对安理会通过的干涉朝鲜内政、支持美国侵略的非法决议。8月20日，周总理再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马立克，要求在朝鲜停火，撤出外队。同时，从8月27月起，中队开始向东北边境地区集结，以应付突发事件。8月31日，情报部门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东北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估计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情报部门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实际是25.5万人）。
9月28日“联合”攻占汉城，并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我国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居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2日，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作出重要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支援朝鲜，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发动的侵略战争。10月3日，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政府：“美军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如果他们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顾，我们一定要管……”
杜鲁门政府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把中国的严正警告说成是“虚张声势”、“政治讹诈”。拒绝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坚持要用武力占领全朝鲜。10月7日，联合国通过“八国议案”，授权“联合”跨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命令：只要有获胜的可能，就可以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但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遭到严辞拒绝。麦克阿瑟随即命令第8集团军大举向北方进犯。韩国第1军于10月11日攻占了元山，沃克的部队于10月15日攻克了金川，打开了通往平壤的道路。
这时，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但对中苏两国是否会派兵干预，他心里没有底，想听听麦克阿瑟的意见。杜鲁门后来写道：
“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接触，我认为他应该了解他的总司令，而我也应该了解在远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麦克阿瑟已离开祖国多年，同国家和人民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了。他在东方已度过了14年的岁月，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东方了。我曾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做出努力，想使他能像我们在华盛顿那样了解全世界的形势，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取得多少成功。我认为，如果他能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世界新的形势，他也许会使自己与之相适应。在北京发出威胁，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消息，是我渴望同麦克阿瑟将军会商的另一原因。我想从他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和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中得到一些启发。”
马歇尔告知麦克阿瑟，总统打算于10月15日在夏威夷或威克岛与他会见。麦克阿瑟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争个上风，对总统也不例外，麦克阿瑟以不能长时间离开朝鲜战场为由，把会面地点选在距他最近的威克岛，这就迫使美国总统杜鲁门要多飞几千公里。杜鲁门总统将与麦克阿瑟会谈，这是新闻界极关注的事，有几十名记者被批准去威克岛现场采访。杜鲁门总统的随行人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尔马·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助理国务卿杰塞普和迪安·腊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12人，他们分乘4架飞机。杜鲁门总统曾邀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行，但艾奇逊拒绝了，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像任何一个外国君王那样难以对付，我认为承认他外国君王似的地位，似乎是很不明智的。”所以我还是不去为好。
10月14日晚，麦克阿瑟在他的主要助手惠特尼等人的陪同下飞抵威克岛。由于东京与那里时差为3个小时，麦克阿瑟不想睡觉，他像在飞机上一样，又在屋内来回踱着步，思考着与杜鲁门会晤中可能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凌晨2时他才上床，3点30分就起来了。他刮了脸，却没有按惯例穿军礼服，而是像平常一样穿上卡其布军裤，开领衬衫，戴上软帽，只在领子上戴着五星上将的领章 。
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从华盛顿起飞，在空中飞行了近20个小时，比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于10月15日早上6点30分，在威克岛机场降落。载着杜鲁门的助手和新闻记者的3架飞机已先期到达。机场上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准备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那场面很像是两个国家的元首在会面。杜鲁门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麦克阿瑟亲切握手并说道：“我很早就期望见到您，将军。”他们握着手，麦克阿瑟说：“我希望不久以后能再见到您。”
总统和麦克阿瑟首先单独会谈了一小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的谈话内容从未完全透露出来。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形势。将军向我保证已在朝鲜赢得了胜利。他还对我说，不会进攻，日本准备签订和平条约。我概略地向他谈了加强欧洲的计划，他表示理解，并肯定1951年1月可以从朝鲜调1个师去欧洲。他重申已经赢得了朝鲜战争，参战的可能性很小。”随后，其他人员也参加进来，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主要讨论对日和约、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防务、重建朝鲜等问题。对总统最关心的苏联和中国是否可能介入的问题，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可能还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也不必再必恭必敬地对待他们了。中国在满洲（即东北地区）的部队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经有了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他们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在会上布莱德雷将军提问：“到1951年1月份，第2师或第3师是否能抽出调往欧洲？”麦克阿瑟爽快地说了两段以后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认为，战争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在朝鲜北方和南方的正规军抵抗都将终止。”以及“我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将第8集团军调回日本。调哪个师到欧洲，那就看你们的了。”
这时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兴高采烈地谈论，朝鲜战争就要胜利地结束了，可以抽调兵力加强欧洲的防务，杜鲁门总统更是感到高兴。
为了这次会晤，杜鲁门总统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品——4.5公斤布隆糖果，请将军转送给夫人。为了挑选礼品总统还专门找助手商量，才去买这种在日本买不到，而他们全家又都爱吃的布隆糖果。临别时，总统把一枚服务优异勋章授予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没有预料到的。
这次会晤，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双方的人品、性格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将军对能有机会同我交谈似乎感到很满意，我发现他是个精力充沛，非常有趣的人。我们的交谈是很友好的，比我预料的要友好得多。”但是他对麦克阿瑟的装束却很不满意，他说：“当时他戴着那副臭墨镜，衬衣也不系扣子，帽子上挂满了牌牌。我真不懂，都那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何况还是位五星上将，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扮得像个19岁的少尉呢？”
6. 中朝人民的胜利
“联合”和韩队越过三八线，进展顺利。1950年10月10日，在东线作战的韩国第1军攻占了元山，17日攻占了咸兴。美军第10军奥立弗·史密斯指挥的陆战师于10月26日在元山登陆，美军第7步兵师在元山以北240公里的利原登陆。在西线，沃克的第8集团军于10月19日攻占了平壤。
10月20日，为切断北朝鲜政府官员和军队主力的退路，麦克阿瑟命令最近刚从美国赶到的第11空降师第187空降团，在平壤以北48公里的石川和顺川实施空降。像7年前在纳德扎布一样，麦克阿瑟在伞兵空降时坐着他的专机在上空飞行。后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降落，他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说：“我们出其不意地实施了空降作战。估计北朝鲜军队约3万人已被我们包围，这大约占他们总兵力的一半，敌人面临着或投降，或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别无选择。这次行动，表现出水平高超的军事艺术，敌人已陷入绝境。”事实上，因为伞兵空降时间太晚了，人民军早已撤到了安全地区。
这时，麦克阿瑟认为胜券在握了，为尽快完成“收尾”任务，他于10月24日发布命令，指示沃克和阿尔蒙德“用他们所属的全部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这一命令显然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禁止在北部边境省份使用非韩队和在东西两线之间要建立一道防线的指示。当得到消息后，华盛顿方面感到震惊，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重申了既定方针外，还委婉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你发布这些命令无疑有你的理由，由于你的行动为这里所关注，他们希望能了解这些理由。”
麦克阿瑟用他那典型的冗长的信件作了回答，其大意是：他取消在边境地区使用美军的限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他争辩说，韩国人既无经验也无领导才能来完成歼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他还说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不是“最终的”，此外，马歇尔9月30日的信已向他授了权。麦克阿瑟说，更为重要的是，“整个问题在威克岛会议上已进行了讨论”。（实际上，会上并未涉及此事。）
到了这个时候，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言行，美界首脑本该站出来说话了，却没有人说什么。正如柯林斯说的：“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战果辉煌，他的威望随之大增，以致军事首脑们对他后来制订的计划和决策，本该提出意见的，而不敢再提了。”马修·李奇微后来写道：
“在五角大楼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不同凡响的军界人物。……有些人认为，要想劝阻他，不但是毫无用处的，反而会使他更加一意孤行，以回敬对他的批评。”当时，眼看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仍未见中苏两国介入，华盛顿也认为迅速造成占领整个朝鲜的既成事实，也许就能消除中苏介入的危险。收到麦克阿瑟的答复后，华盛顿方面并未要求他撤销命令，实际上等于默许了。于是，总追击的命令马上得到贯彻，多路部队纷纷渡过清川江，向鸭绿江挺进。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战区开进。根据敌军兵力分散，东西两路大军之间缺口宽达80多公里的弱点，志愿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围歼冒进之敌的方针。10月25日，志愿军与韩国第2军遭遇，经过几天的战斗，志愿军重创第2军，韩队全线溃退，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沃克的右翼。这时，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的大部队已入朝，命令部队继续向北推进。志愿军利用敌人侧翼暴露的有利时机，采用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于11月1～3日，在云山地区重创美军第1骑兵师的一个团，并迫使沃克的第8集团军退到清川江以南。沃克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他遭到“组织有方、训练有素的生力军的伏击，其中有些是正规部队”。这一战役，美军伤亡1.5万人，我军伤亡1万余人。
麦克阿瑟一心一意想尽快消灭人民军，攻占全朝鲜，让士兵回家过圣诞节，同时他仍然主观地认为中队不可能大规模介入。在11月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复电中，仍坚持说中苏全面干涉的事情不会发生。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兵力远比他估计数大得多的时候，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公报中说道：“目前的战争形势是，最初与我们交战的北朝鲜军队有的已被歼灭，有的已丧失了战斗力……现在与我们作战的是一支生力军，它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后勤补给。敌人的后方近在咫尺，资源补给垂手可得，但却处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限定范围之外。这些后备部队是否会增援正在作战的部队，它会向前推进到哪里，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待我们根据事态的发展作进一步观察。”
这时，麦克阿瑟在战术上犯了错误，这是他漫长军事生涯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一方面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空军的阻击能力。他命令他的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动员全部空军力量投入对敌作战。麦克阿瑟命令：“如果必要，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一切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
自从“联合”进入北朝鲜后，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一直谨慎地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作战，以免激怒中国人或俄国人。他们不得越过两国的边界，如果遇上敌机，可以在北朝鲜上空对其开火，但不许越过边界“穷追”。他们不能轰炸鸭绿江沿岸的水电站或水坝。
在麦克阿瑟向斯特拉特迈耶下达的其他命令中，有一项是轰炸新义州和丹东之间的鸭绿江大桥，这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是连接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麦克阿瑟于11月6日，向华盛顿方面报告了这一计划。
这一消息再一次激怒了华盛顿官府，这是麦克阿瑟又一次抗上行为：违反了不得轰炸距边境8公里以内地区的规定。杜鲁门当即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复电：如部队未受到“严重威胁”，轰炸暂缓进行，并询问为何突然下此命令。当麦克阿瑟收到复电时，离轰炸机起飞时间只有1小时20分了，他气得暴跳，认为这是“在保护敌人”，是“强加给战场司令官毫无道理，糟糕透顶的命令”。他马上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再谈中国不会干涉的话，而是心情激动地提出抗议：
“敌方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正通过鸭绿江上的桥梁从满洲（中国东北）源源不断地运来，这一行动不仅对我指挥的部队是个威胁，而且还使其面临被全歼的危险……摧毁这些桥梁和北部地区的军事设施，是制止敌增援的惟一方法……我执行你们的命令，暂停这一攻击，但我提出严重抗议，你们这样限制我的行动，将在物资和精神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一点，我想无论我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我认为贯彻你们的指示将导致一场大的灾难，我希望能提请总统注意事态的发展，而我对这一点是不能承担责任的。”
面对这一封带有威胁性的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屈服了。11月7日，麦克阿瑟得到指示：“如你认为采取这一行动，对保护部队安全确属必要，你有权按计划轰炸边境地区的目标，包括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但仍不得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及发电站。”空军的一位爱开玩笑的人嘲弄地说：“你说说看，半座桥该怎么炸法？”
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于11月8日开始轰炸，海军的飞机后来也加入了。这时，志愿军已在大桥附近布置了防空部队，迫使美军飞机在6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刚刚组建的志愿军空军，还出动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在这一地区上空巡逻，对轰炸机进行攻击后就退到边界那一边的安全区去了。结果是，美机轰炸桥梁不仅迟迟不能奏效，而且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了斯特拉特迈耶将桥全部摧毁时，鸭绿江已经封冻了，美国人空忙了一场。
斯特拉特迈耶发动的空中攻势，看起来很壮观，北朝鲜上空成群的美军飞机横冲直闯，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燃烧弹的火光冲天，城镇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两周的空中攻势结束后，美军在北朝鲜境内未发现志愿军的踪迹，11月6日发动的试探性进攻也没遇到激烈的抵抗，麦克阿瑟以为志愿军被猛烈的空中打击吓跑了，11月9日，他又乐观地向华盛顿报告说，空军完全有能力阻止中队渡过鸭绿江，他的部队不会再受到威胁了。同时，他进一步建议于11月15日再次发动攻势，向北推进以彻底消灭敌人，并声称：“这次行动如果顺利的话，将一举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使‘联合’能迅速撤出。”根据这一报告，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全朝鲜，除不得轰炸中国东北之外，麦克阿瑟有行使一切军事手段的自由。会议还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试探，以保证中国的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中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
可笑的是，在麦克阿瑟对形势作出乐观估计的时候，志愿军的大部队早已带着充足的补给品进入了北朝鲜，美军空中攻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些经验丰富的士兵轻装前进，利用夜间行军，白天则小心地隐蔽起来。斯特拉特迈耶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杀死了无数老百姓，但对中队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他们大多数都躲在冰天雪地的山区，等待北京发出痛击‘联合’的命令。”
因为受到重要盟国英国的压力，华盛顿方面对实施进攻计划仍有许多顾虑。那时，英国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香港同中国进行着有利可图的贸易。假如联合国部队（包括英国部队）同中国在北朝鲜发生公开冲突，中国人也许会用夺回香港来进行报复。英国人建议，起码要在边境附近建立一个“缓冲区”。另外，中队似乎在全线撤退，其战略意图是很令人怀疑的。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谨慎地告诉麦克阿瑟，消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可能要重新审查，进攻可能要放弃。
麦克阿瑟在答复中又毫不掩饰地放了一炮：“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国家，这是联合国的既定政策，我认为任何偏离这个政策的言行，都是极端错误的。”他坚持发动进攻，“任何不实施进攻的计划都将彻底瓦解部队的士气，它在心理上的消极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样势必使我们在北朝鲜困难的防线上，长期地保留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南朝鲜人民心中将产生反感，以致他们的部队要么垮台，要么可能掉转枪口打我们”。他还用下面的话恶狠狠地痛斥了关于“缓冲区”的提议：“在中国的侵略面前，如放弃北朝鲜的任何部分，都将是自由世界在近代最大的失败。如果我们真的采取这种卑贱的立场，那将破坏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形象并削弱我们的影响，使我们失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他最后说，如果“我们的决心不背弃我们”，彻底的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再一次地，华盛顿没有人敢于同麦克阿瑟较量。尽管有种种忧虑，进攻计划还是被批准了。艾奇逊后来回忆说：“这样，我认为，政府失去了阻止在朝鲜向灾难进军的最后一个机会。总统的顾问，不管是文职的还是军事的，都知道这件事是大错特错了，但是错在什么地方，怎样去认识错误以及采取什么措施去纠正错误，他们也搞不清楚……我遗憾地感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其中特别是我自己，真正地为他（杜鲁门）效了劳。”
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11月24日，感恩节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同全家人共进感恩节晚餐。在朝鲜的部队，在战场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第二天，麦克阿瑟飞到新义州附近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沃克仍然严重缺乏补给，但是进攻已不能再推迟了。麦克阿瑟随后前往第1军司令部，他兴奋地对米尔伯恩军长说：“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在圣诞节把孩子们送回家了。”
部队发起进攻后，麦克阿瑟及其一行登上专机，由几架战斗机护航，飞回东京。当他们升空后，使大家惊愕的是，麦克阿瑟竟命令飞行员飞往鸭绿江口。惠特尼和其他人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但命令没有更改。麦克阿瑟打算“亲自侦察”一下地形，并寻找敌人行动的迹象。到达鸭绿江后，麦克阿瑟命令飞行员转向东，以1500米的高度一直飞到俄国边境。幸运的是，没有米格飞机向这一编队发起攻击。
回到东京后，他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联合”已开始发动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一份给安理会的“特别报告”中，他说：“空军已完全控制了纵深地区，左翼部队向前推进只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右翼部队在海空军和地面部队支援下，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当两翼完全汇合的时候，那就是战争的结束时候。”当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兵力到底有多少时，麦克阿瑟脱口而出：“大约3万正规军，3万志愿军。”他还说，一切都将非常顺利，损失也会非常小。
在同一天，华盛顿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电报，指示他在鸭绿江下游以南数公里外即应停止进攻，立即占领附近的制高点，在东北方面的部队不得越过清津江，以免过分刺激中国。麦克阿瑟对此挖苦说：“我认为，中国人的计划决不会因为我的胆怯而改变。”
在发起进攻时，“联合”一线地面部队的兵力为22万人，作战飞机有1200架。他们自以为胜利在望，充满自信地快速向北推进。沃克的第8集团军，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36个小时内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
美国作家小克莱·布莱尔这样写道：“……11月25日天黑不久，大难临头了。约20万中国人通过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溃败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的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在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队攻击了第10军奥利弗·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队穿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联合’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召集他手下的指挥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沃克和阿尔蒙德飞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在美国大使馆商谈到深夜。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已派精锐的正规军入朝参战了，兵力估计为20万人（实际已达38万人）；部队必须后撤到平壤至元山一线，或干脆撤到各自的防御阵地，待战局稳定后再说。接着，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说，他的部队现在“必须由进攻转为防御”，他还说“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队是大量的，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任何以志愿或其他名义进行小规模支援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战争”。
收到麦克阿瑟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对朝鲜的战局很担心。他们要求把部队尽快从楚山水库地区解救出来，并建议（没有说命令）将东、西两线的军队会合起来，在横贯半岛中部建立一条新防线（这一建议，麦克阿瑟后来以防线太单薄，补给困难为由拒绝接受）。
随后，麦克阿瑟又提出增派援兵的要求，他说：“我所指挥的小部队……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还建议与台湾当局联系，把国民党军队“调来划归联合司令部指挥，以增强我们在朝鲜的战斗力”。他还对英国在使用原子弹问题①上从中作梗感到恼怒，说他们胆小怕事。
①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麦克阿瑟从未公开承认，但战后解密的美陆军档案资料证明，1950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曾提交一份“迟滞目标”清单，他估计需要26枝原子弹；其中4枚原子弹用来轰炸“进攻部队”，4枚原子弹用来袭击“敌人空军的重要集结地”。
为研究东、西两线军队后撤问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乔治·马歇尔、霍伊特·范登堡、马修·李奇微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参谋长们再一次向麦克阿瑟屈服了，后来他们给麦克阿瑟回电说：“我们认为当前主要考虑的是保存你的实力，赞成在防御阵地加强部队。”那天散会后，李奇微问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该干些什么。范登堡回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呢？他是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李奇微大声说道：“你们可以撤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不是这样吗？”李奇微回忆当时范登堡的反应时说：“范登堡脸上的表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大张着嘴，以一种既困惑不解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我。”
这时，“联合”仍在向南溃退，损失惨重，志愿军大举追击，游击队也不断出击。美军第2师和土耳其旅被歼，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25师受到重创。中朝军队于12月2日攻到肃川、顺川和成川一线，平壤已近在咫尺，东线美韩军队正在拼死突围。
一般人在打了败仗的时候，都会明智地保持沉默，可这时从东京“一号大楼”却不断发出来玩弄词藻的公报和火气很大的答记者问。话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麦克阿瑟没有冒失地闯进中队的伏击圈，他们那一套他早就知道，他只是派出一支“武装侦察部队”，他的部队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另一个话题是，“联合”此时之所以被压缩在一块狭小的地区，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强加给他的“特殊禁令”。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谈话时，麦克阿瑟公开指责对“穷追”和轰炸中国东北的禁令，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麦克阿瑟说的这些话，显然是冲着杜鲁门政府的，杜鲁门再次被激怒了。杜鲁门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克制力。后来他写道：“我在当时完全可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不愿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因进攻失利而被撤职的。我从来不愿意在别人倒霉时落井下石……”
12月6日，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将领，在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事先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这命令无疑对麦克阿瑟是个警告。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麦克阿瑟好像故意挑战似的，立即傲慢地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一份谴责华盛顿的公报，要求批准发表。公报主要内容是，他的部队已成功地完成了战术撤退，并正在等待“由于中国参战而需要重新作出的政治决策”，并说“广泛流传的，部队被击退或遭到惨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还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失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越界飞行的限制。这时华盛顿方面对他已开始失去耐心，表示不同意发表这份公报，并告诉他，以后公开发表言论时，只能谈已完成的军事行动。
12月4日，麦克阿瑟下令放弃平壤，部队向三八线退却。麦克阿瑟的大溃退在国际、国内引起一片哗然。英国等西欧盟国指责美国刺激了中国出兵，它们认为现在约束美国比约束中国更为重要，而这一看法又得到了以印度为首的“亚非集团”的强烈支持。仁川登陆后，曾经把麦克阿瑟捧为军事天才的美国国内舆论，现在却批评他军事上无能。《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次溃退是一次“严重的军事错误”，它表明麦克阿瑟“已不再是军事领域里的最高权威了”。关于麦克阿瑟的问题，李奇微后来写道：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之所以不顾后果地在朝鲜全境分散部署，就是因为麦克阿瑟拒不承认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事实……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会面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情还坚持自己错误的看法呢？”
12月23日，沃克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根据麦克阿瑟的推荐，华盛顿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圣诞节后，李奇微飞到东京拜会了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体育教官，他们早就认识。他写道：“从那时起我就敬佩他的领导才能。他思维敏捷，能巧妙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并进行通俗易懂的说明，即使反应迟钝的人也能得到要领。尽管他也有一些弱点，但他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有魄力的领袖……我为能有机会同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再次共事而感到高兴。”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广泛的。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抱怨部队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空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援作用，特别是他在战场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找出路。他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他希望“使敌人遭到严重的失败，保住南朝鲜”。他要求李奇微守住汉城。他还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小瞧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他们总是插入我们的纵深部位然后发起攻击，他们步兵手中的武器比我们运用得更要充分一些”。最后，李奇微问道：“如果我觉得战局对我有利，您不会反对我发起进攻吧？”麦克阿瑟似乎对发起攻势失去了信心，他说：“第8集团军归你指挥，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当天下午，李奇微就飞到朝鲜就职去了。在汉城，他向李承晚保证：
“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在这里的。”在其后的几天里，李奇微视察了部队，他感到：“这是一支惊慌失措的部队，对自己、对上司都失去了信心，不清楚自己来干什么，老是盼着能早日回家。”
这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开始担心起来，特别是得到情报说，中朝军队正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随时可能南下，他们就更加坐立不安了。如果第8集团军被歼灭，那不但朝鲜保不住，连日本都没有力量保卫了。特别是，他们认为美国的重点在欧洲，担心在亚洲陷入一场不能自拔的持久战。
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制定的政策是：把战争局限在朝鲜。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顽强防守，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直至使其筋疲力尽，放弃战斗为止。如果能达到目的，就寻求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前的状况。如果不能奏效，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华盛顿方面的意图电告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麦克阿瑟感到非常沮丧，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已丧失了在朝鲜“取胜的信心”。12月30日深夜，他拟了一份冗长的回电，敦促华盛顿采纳他的下述4点建议：1.强化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同时对中国沿海实施海上封锁；2.用空军摧毁东北和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交通枢纽、补给基地和部队集结地；3.接受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4.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朝军队发起了全线进攻，迅速突破敌军防线。1月3日，李奇微被迫命令部队向汉江南岸撤退。1月4日中朝军队攻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这一仗以中朝军队歼敌1.9万人而胜利结束。
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称正在考虑他的建议，认为目前采纳这4条建议的条件尚不成熟，仍要求他按12月29日电报指示精神办，并重申：“在确保部队安全和能完成保卫日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杀伤敌军。当你认为，只有撤退才能避免惨重损失的时候，可以撤军至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1月9日的电报是个“圈套”，是否遭到“惨重损失”要由他来判断，这实际上是把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因此，他马上回电，要求华盛顿明确答复，美国在朝鲜究竟要达到什么军事目的，是坚持打到胜利，还是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撤走？他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这个总司令就无所适从。麦克阿瑟的逻辑是：如不扩大战争，那就只有撤出朝鲜；不撤出朝鲜，就会面临“惨重损失”。艾奇逊说这份电报的用心之一是，一旦形势恶化，能为自己开脱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其采纳他的4点建议。
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电报，14日，杜鲁门的信件以电报形式发给了麦克阿瑟，电报和信件的中心意思都是：要尽可能在朝鲜坚守，实在无望时才可以考虑撤到日本。得到这些信息后，麦克阿瑟对手下的人说：“先生们，现在关于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不存在撤军的问题了。”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发动了攻势。到2月11日，西线“联合”推进到汉江南岸一线，并占领了永川和永登浦等地；东线进抵至砥平里和横城。这期间，麦克阿瑟曾两度带着助手和记者团到前线视察，以此炫耀自己的实力。
7. 从巅峰跌落
1951年2月21日和3月7日，“联合”连续发动了两次新的攻势。3月15日，“联合”攻占了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华盛顿决策者认识到，把中队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现在面子已保住了，如不利用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的机会实现停火，以后就再难得有这样的好时机了。因此，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同联合国有关成员国协商后，起草了一份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现停火，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被赶出去，近日国务院准备请总统出面宣布，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之前，应为和平解决争端作进一步的外交上的努力。”
停战和谈，对于渴望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如罗斯福在当时对他说的那样：“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全然不顾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认为战争不是胜，就是负，不败不胜的局面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承担同战败一样的后果”。
为了破坏停火和谈，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决定向杜鲁门政府公开挑战，为了拆杜鲁门总统的台，他已不管自己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了。3月24日（东京时间），麦克阿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与政府观点对立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使华盛顿方面感到吃惊和愤怒。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训令，是公然抗上的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为恶劣的是，声明的内容和挑衅性的语句，听起来好像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似乎在暗示战争将会扩大。这声明似乎是为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故意泡制的。因此，声明发表后，华盛顿即收到英、法等许多国家的照会，纷纷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政策？”
这时华盛顿的被动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发表和平呼吁的安排。后来杜鲁门写道：“非常不幸，我们细心作的准备，全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所作的长期努力，都因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再无别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到白宫去开会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艾奇逊写道，这一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写道，杜鲁门“那时处于虽然十分冷静，却又强压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写道：
“我那天惟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对与麦克阿瑟相处会遇到的困难，我从未低估过，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起码能尊重总统的职权……现在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杜鲁门没有马上这样做。他知道，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麦克阿瑟，解除他的职务只能使自己的政府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况且，当前朝鲜战局正是进展顺利的时候，如不向人民充分说明麦克阿瑟的主张有多么危险，贸然撤除他的职务，那人民心里会不服的，杜鲁门是以异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文，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若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务必注意不得违反12月6日的总统令。
总统还指示，一旦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便得到指示。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月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在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辩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很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很受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您本人持怎样的观点。
我认为从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这一点十分必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同时，不要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2月1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派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如果能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不管是以机密的还是别的形式，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您的崇拜者成千上万，您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您在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认为“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询问”。于是，他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回信，他没有在复信上标注“机密”二字。
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众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把一位伟大而可靠人士的观点告诉美国人民”。麦克阿瑟在那封复信中写道：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之后，我已把我对局势的看法和建议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能理解的，那就是采用传统的做法，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队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与传统做法也无矛盾。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不能正视这样的现实：阴谋家们已经把亚洲作为他们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我们为粉碎他们的企图，已在战场上同他们进行了较量。我们在这里已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了，可是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了，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我们若是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要赢得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这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坚持不夺取胜利决不罢休的信件一经披露，杜鲁门推行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杜鲁门的台，激怒了盟友，并把中国人置于如果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的境地。”杜鲁门后来写道：
如果说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不符传统的了……麦克阿瑟贬低我们的外交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是有意义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他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还要向政府的政策挑战，公然背叛他的总司令。
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到白宫开会。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除他的职务。艾奇逊和布莱德雷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还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意见要一致……如果您免去他的职务，您的政府要准备经历一场恶战。”杜鲁门在会上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些问题，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的往来文件，以寻找麦克阿瑟犯有过失的记录。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述人员再次在白宫会晤。马歇尔报告了查阅来往文件的情况，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杜鲁门仍未作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这一天，还是那几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除了杜鲁门未表态之外，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时杜鲁门才说：“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在会议上还决定，麦克阿瑟原来担任的职务均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会议还决定，让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林·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1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为了避免麦克阿瑟难堪，没有使用陆军通讯系统，而是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穆西欧大使发出命令，让他把指示传达给佩斯。因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佩斯没能及时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奥马尔·布莱德雷急忙赶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4月11日上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麦克阿瑟得到消息，他可能反戈一击，可能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好办了。杜鲁门现在要把他解职，而不是接受他提出的辞职。这时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去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一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肖特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总统命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你的指挥权应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此令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到达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客人有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威廉·斯特恩斯。他的副官锡德·赫夫得到消息后来到大使馆，他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见这情景，就悄悄地走上前去询问，赫夫把听到的消息跟琼说了。琼回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然后俯身轻声耳语起来。
在场的人都能听到麦克阿瑟的声音：“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他的将军。
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公布后，那些对杜鲁门政府不满的人，借机发泄他们的心中怨气，他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表示沉痛的悼念。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或信件，许多人骂杜鲁门是“白痴”、“猪猡”、“小政客”，要求弹劾他。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集会上骂杜鲁门是“狗崽子”。当晚，杜鲁门在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对朝鲜政策辩护，但被群众喝了倒彩，这是极罕见的。民意测验表明，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69%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
盟军总司令部也深受震动。虽然许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但是没有想到麦克阿瑟会因此而受处罚，当然就更未想到会被撤职。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华盛顿方面或许会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现在争吵以麦克阿瑟惨败而告终。
那天下午，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去“一号大楼”拜会麦克阿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将军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极力控制感情，以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热泪滚滚而下。当我们在常坐的旧沙发上落座后，麦克阿瑟递给我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燃。有好一会儿，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后来我说道：‘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您是一个远比我们出色的战士’……麦克阿瑟对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家，心情沉重地说了一些嘲弄的话。他阴郁地说：‘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这样公开的侮辱’。他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的话，哪怕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言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对这种解职方式表示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官方关于命令未能及时送到的解释，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由于解职令立即生效，他无法举行例行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无法按常规向部队发表告别演说。后来李奇微谈了他的看法，可能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粗暴的罢免方式，不必要地伤害了将军的自尊心。”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在军队里，司令官历来都是经常调换的，有些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但没有哪一次比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申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功绩……给我的解职令是那么严厉，连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按惯例应有的礼遇都不给了，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仆人，也不会被这样绝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麦克阿瑟那时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他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使见到他的人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4月16日早上，麦克阿瑟一家离开住了五年多的美国大使馆，前往厚木机场。那车队简直像去参加国葬，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市民站在街道两旁为他们送行。群众挥着手，高声呼喊着，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情景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后来他写道：“像这样，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以前敌国的司令官能表现出这样的崇敬之情，恐怕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显要人物都来到机场为麦克阿瑟送行。7点钟，麦克阿瑟的车队徐徐开来，乐队奏起乐曲，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他走下汽车，首先检阅了仪仗队。然后，他来到高级官员们的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脸上现出微笑，并不时地说一两句寒暄话。告别是令人难过的，许多女士当众掩面而泣，一些身经百战的男人也难以抑制热泪长流。
最后，琼离开了告别人群，在麦克阿瑟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舷梯。在机舱口，他们转过身来同告别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时，军乐队奏起了
“美好的往日”，响起了19响礼炮，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列队从空中飞过。他们夫妻俩先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出十分感伤的样子，然后进了机舱。麦克阿瑟的私人座机“巴丹”号起飞了，绕富士山盘旋一周后向东飞去。
“巴丹”号途经檀香山向旧金山飞去。为了避免机场上拥来过多的欢迎群众，麦克阿瑟故意把飞机在旧金山着陆的时间安排在深夜。17日夜，当飞临灯火辉煌的旧金山，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时，满怀激情地对13岁的儿子阿瑟说道：“好了，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回到家了。”飞机着陆后，他们意外地受到沃伦州州长等官员、记者和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站在道路旁向麦克阿瑟欢呼。22公里的路程，他们的车队行驶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他们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周围，人群“挤满了一个街区”。
这次麦克阿瑟回国，许多人都认为他会参加1952年总统竞选，如能击败杜鲁门也算出了口气。第二天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麦克阿瑟说：“刚才有人问我，是否打算投身政治活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任何政治抱负。我不打算竞选政治职务。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我能从事的政治活动都包含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句话中——‘上帝保佑美国’。”
回国之前麦克阿瑟应邀定于4月19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4月18日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对讲话再次作了删改、润色。“巴丹”号于半夜0点23分抵达华盛顿，又出现了群众欢迎的热烈场面，前去欢迎的群众有1.5万人。建议将他撤职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他们是杜鲁门的代表哈里·沃恩、马歇尔、布莱德雷、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麦克阿瑟彬彬有礼地同他们寒暄，但是他已注意到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见到杜鲁门的代表沃恩时，麦克阿瑟板起了脸，弄得沃恩很难堪。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住在斯塔特勒旅馆，房间里放满了鲜花。
第二天，4月19日，将军身穿人们熟悉的军服偕同家人，像新当选的总统去上任一样，乘汽车前往国会山。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人行道上向他欢呼。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出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众议院大厅。这次破例规定，可以在众议院中使用电视摄像机。电视曾在1948年的政治集会中偶尔使用过，现在却是它拍摄下的第一个发生在华盛顿的重大“事件”。那天的电视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12点30分，当麦克阿瑟登上讲坛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态度严肃而又庄重。当掌声平息下来以后，他开始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远东形势，介绍了他建议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政策。演说非常出色、动人，在会议厅内和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听众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
我52年的戎马生涯就要结束了。当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时，我孩童时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虔诚的宣誓以来，世界已是几经沧桑，心中已不再有希望和梦想。但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曲中的两句，歌中非常自豪地唱道：“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离去。”
像那首歌曲中唱到的老兵一样，我是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悄然离去。再见！
麦克阿瑟的讲话历时34分钟，有30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讲演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喧闹的汽车游行，并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参加了。翌日，纽约市给麦克阿瑟以巨大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彩带飞舞的游行，观看的人有好几百万。抛向空中的彩色纸带、纸屑和飘带有上千吨。
麦克阿瑟作为陆军五星上将，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将永远保留“现役”，每年享受近1.9万美元的固定津贴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办事人员等待遇，在五角大楼还专门给他保留一间办公室。对这些待遇他并不看重。他把“巴丹”号专机交还给政府。他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和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退役后，留在他身边任文职助手。麦克阿瑟一家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亚饭店第37层宽敞豪华的套房里。室内装饰雅致，柜架上摆满了从远东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和工艺品，这里既是家又是他的办公室。在他回国后的初期，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次电话，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和电报。在这些函电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总统胡佛写给他的一封信：
您为美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您既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又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正是您的军事天才使我们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您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敌意。
麦克阿瑟被撤职，这是美国人民和舆论界关注的一件大事。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反对杜鲁门的民主党人士，坚持要对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进行彻底调查。参议院通过决议，由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秘密进行调查。但每天调查委员会都向新闻界散发经过审查的公报。
调查工作从1951年5月3日开始，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出席了听证会，委员们听取了他累计长达22小时的证词。马歇尔、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人员也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26名议员轮番提出问题，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麦克阿瑟再次宣扬他扩大战争以夺取胜利的主张，攻击政府奉行“失败主义”政策，他还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会议备忘录能证明参谋长们同意他的主张。参谋长们在会议上花了许多时间否认麦克阿瑟的说法。马歇尔则重点谈了麦克阿瑟被解职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政策与麦克阿瑟的主张是有根本分歧的，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政府方面则恰恰相反”。马歇尔又说，存在这种分歧其实并不新奇，“要说有什么新奇并使我们决定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官，竟然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直持续到6月25日听证会才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动感情的宪法危机”。听证会的证词有几百万字，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得到各自党派的支持。为避免引起混乱和党派之争，联合调查委员会只是把调查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会，而没有做出带倾向性的结论。杜鲁门政府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行为没有再进行起诉和审判，认为撤消他一切职务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后来国会为表达对麦克阿瑟的敬意，特意通过一项决议，授予他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 ，上面刻有：“澳大利亚的保护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听证会后麦克阿瑟全力投到他曾声称自己不感兴趣的政治活动中。他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演讲旅行。惠特尼称这次旅行是“一次使国家获得新生的远征，是一次用直言不讳的抨击对政府进行的讨伐”。他像所有共和党人一样把矛头对准杜鲁门政府，攻击他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对敌人软弱无能，对外政策“胆小怕事”……他在休斯敦讲演时说：“我们对外来的进攻威胁不感到担心，我担心的是那些从内部起破坏作用的阴险势力。”在退伍军人大会上，他声称他3月份发表的声明瓦解了美国政府首脑的“秘密计划”，说他们密谋把台湾拱手交给赤色中国，并想使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和平。在麦克阿瑟对政府“讨伐”过程中，杜鲁门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予应战，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奋起反击，说麦克阿瑟在说谎。
听证会上历时数月的大辩论和周游全国的“讨伐”，在政治上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好处。“大辩论”结束后，人们最动感情的时期已经过去，没完没了的争吵已使人感到厌倦，许多人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表示理解，人们需要和平，不愿意扩大战争。有些人甚至开始同情杜鲁门无端遭到污蔑和谎言的攻击的可怜处境。麦克阿瑟因违抗命令被撤职的真相和好战态度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他那顶“英雄”的桂冠已渐渐褪色，声望也开始下降。
1952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罗伯特·塔夫脱是争取195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共和党中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为首的自由派认为，塔夫脱是无法取胜的。因此，洛奇劝说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马。不久，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参加竞选活动，于是共和党内一些中坚人物开始为他组织竞选活动。这一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塔夫脱的竞选总统计划，他当选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了。
为了争取支持以便与艾森豪威尔竞争，塔夫脱于1951年底，到麦克阿瑟家里，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麦克阿瑟热情地接待了塔夫脱，并对他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您一直是共和党有力的领导人，大家都称您为‘共和党先生’，我认为，对我们党来说，如果现在不能团结在您的周围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那就像在将军指挥下已作好战斗准备，却在开战之际撤换这位将军一样，是难以想像的背叛行为。”
6月初，艾森豪威尔辞去了北约总司令职务，回国参加竞选，并在许多州击败了塔夫脱。这时塔夫脱又来请麦克阿瑟充当他的竞选伙伴，并许诺如果事成了，就让麦克阿瑟当“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麦克阿瑟同意了。
7月11日，在芝加哥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得614票，塔夫脱得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当选总统的美梦再次成了泡影，而他以前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最终在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
从此以后，麦克阿瑟慢慢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952年8月1日，麦克阿瑟听从了老朋友詹姆斯·兰德的劝告，接受了兰德公司的聘请，出任薪俸很高、挂名的董事长职务。一家人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旅馆里，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尼克松副总统应邀去麦克阿瑟家作客，他热情地拉着尼克松的手说：“你能来谈谈真是太好了。”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次交谈只是个开头，此后8年间我们两人进行过许多次有趣的谈话。我们通常谈美国政局和外交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是我当听众听他谈。胡佛同我谈论各种问题时，总是不时地问我有什么看法，而麦克阿瑟从来不征询我的意见。”有一次麦克阿瑟对尼克松说，当年在朝鲜时，如果手里有50万国民党军队的话，我就能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还有一次麦克阿瑟谈到，如果让他当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如何削减军费、整顿好五角大楼。但没有人想到这位妄自尊大又争议颇多的人，也没有人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心里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一次，说到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给他当副官时的往事时，他嘲弄地说：“只要你出题目，他就能作文章 ，既能宣扬一个主张，也能批驳这个主张，两样都能做得非常好。”也许这些不好听的话传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一次艾森豪威尔捎信给尼克松说：
“最好让这个老家伙立刻滚蛋！”麦克阿瑟对肯尼迪总统也没有好感。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失败后，他大骂肯尼迪有勇无谋，缺乏判断力。
1960年，年届80岁的麦克阿瑟害了一场重病，严重的前列腺炎差点使他丧命。
1961年7月，在隐居近9年之后，麦克阿瑟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携夫人前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15周年纪念活动。他穿着人们熟悉的卡其布军装、戴软帽和墨镜（只是没有再抽那玉米棒芯烟斗），接受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欢迎。在马尼拉吕内塔公园内举行的庆祝大会有100万人参加，是菲律宾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在大会后他前往国会发表讲演，还凭吊了昔日战场。看到昔日荒凉破败的战场，如今又恢复了生机，他不禁感慨地说：“多么光明美好的景象啊！”
1962年5月，他应邀来到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接受军校的最高奖赏——表彰为国服务优异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感人的演讲。他在演讲将结束时说道：
我现在已到了生命的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往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了。它们带着余辉，随着我往日对事业的憧憬一起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虽然饱含辛酸的泪水，却又是那么美好，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我徒然侧耳倾听着，渴望听到起床号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大炮在轰鸣，听到步枪在作响，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伤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耳畔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最后离去时，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你们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我向大家告别了。
1960年到1964年，即80岁到84岁期间，麦克阿瑟的生命力在衰退，然而到了1963年，他还在挣扎着写他那冗长的回忆录（有人说那是一部自吹自擂、“隐恶扬善”的回忆录）。1964年初，他更加力不从心了。3月2日，琼陪着他到首都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病。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们，见到的麦克阿瑟已是一个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老人，他穿着便衣，戴着灰色毡帽。经过包括摘除胆囊在内的几次手术后，麦克阿瑟于1964年4月5日下午2点30分去世了。
林登·约翰逊政府按着应有的规格为麦克阿瑟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纽约（第7装甲团大厅）、华盛顿（在国会山大厅）和诺福克供人们瞻仰。他的朋友们在诺福克的市政大厅中，为他建了一座巨大而宏伟的大理石纪念碑。4月11日，星期六，随着吹奏的熄灯号声，这位著名老战士的遗体被放进了墓穴，一个杰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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