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事烦忧中的她
南丁格尔在52岁的时候，曾经自己暗下决心，要住进圣汤玛斯医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病人。也许是她的基督教徒的思想使她不愿烦劳更多的人。
当时，她的病依然存在，但并无恶化或死亡之虞，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她，是自克里米亚回国后的16年中最坚强的时候，亦或许是她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一位朋友——牛津大学乔伊特教授时，乔伊特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并回信说：“你是一位享誉欧美的女性，是女王器重的挚友，又曾是政府顾问，如今却想隐退在医院的一般病房中，过着病人刻板乏味的生活来度过你的余生，干涸而终，请你三思！”
一封好友的来信，一番诚恳的劝告，打消了南丁格尔的念头，她接纳了乔伊特的意见。
即使她曾有过隐退的念头，但她却也一直没有想要终止在圣汤玛斯医院的工作。
这家医院后来迁移至伦敦蓝贝斯新建的房子中，而新添置的各种设施都是以她的构思与计划为蓝图具体实践的。任何设施的细微处，她都十分重视。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此时也产生了一些危机。由于南丁格尔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校的事情，等到她回头注意时，她原先建立的体制与规章 ，已经逐渐在瓦解了，所以她有必要尽快重新组织学校，加以改善。因此，她亲自制订计划，并决心要将自己全部的生活奉献给学校和医院。
然而，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注定了每在有所决策之时，总有些阻碍。
1872年夏天，她必须返回老家。经过了这些年，父亲威廉和母亲樊妮都已是日落西山的老人了，加上身染重病，77岁的父亲与83岁的母亲已不能负荷管理家产与房子的工作。
南丁格尔虽然不愿就此搁置手边的工作，但她非得回到恩普利，陪伴在二老身边，作家族的代理人不可。
南丁格尔虽然身在恩普利，但是伦敦方面的工作，她一直放心不下。1872年，她焦虑了一整个冬天，春天一来，她再也按捺不住，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伦敦，于是她不得不带着母亲一起去。
一到伦敦，南丁格尔就埋头于护士学校的重建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护士技术的训练，列出标准，并要求学生配合专任教官可洛夫所规定的“读书报告”，接受不定期的检查。数日之后，可洛夫向南丁格尔报告说，学生各项考试与过去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
另外，南丁格尔认为护士所受的训练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也可以说，前者是技术、知识的演练与学习，而后者则是人格品行的培养。
为了改进磨练人格的方法，南丁格尔特别在学校新设了一个新的职位——homesister，以她作为校长的辅助者，同时也是学生的朋友，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并随时鼓励学生，规范她们的言行。
然而，学校中各项教学的影响力，都比不上南丁格尔本身的影响力，她是学校一切调度的支配者。当学生结束了训练，南丁格尔都会与她们面谈，也利用这个机会，作学生个人的人格评估，并附在学科考试成绩单上，面谈内容十分重要。
由于她再度如愿以偿地接触了她热爱的工作，她感觉自己正在又一次的充实起来。
后来，因为樊妮的病情恶化，她又回到了恩普利。等到她在1874年1月再度回到伦敦时，却又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威廉是在早餐前，由二楼不慎滑倒，当场去世的。南丁格尔与威廉父女情深，但为了处理许多繁琐的事情，反而将她深切的哀痛驱远了。
为了母亲和琐碎的家事，又搬回了恩普利。数周后，经不住樊妮的要求，就带着母亲回到李哈斯特，而南丁格尔的生活也随之沉闷起来。
樊妮的精神状况不好，眼睛也瞎了，时常像个小孩一样，有许多无理而固执的要求，而南丁格尔也不忍拒绝。樊妮有时也搞不清楚身处何地。
“南丁格尔在哪儿？”有一天她这么问，“是不是还在医院？”然后又叹口气说：“唉！这孩子是不是不想结婚呢？”
南丁格尔一生中，好几次遇到行动被牵制的逆境，可是像1874年夏秋之际，住在李哈斯特时尤其苦不堪言。不过，她还是利用了每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写信和回想过去。
母亲的衰老的确严重。有时，南丁格尔来探望她时，她会说：“你是谁啊？哦……你就是弗罗吗？对，对，我知道了，来，快过来！跟我在一起，不要再走了！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每天都会很快乐的……可是……不行呀！你有你的工作……你不能陪我……”她口中总是念念有词，自言自语。
那段时间，她经常感到失意和良心不安，不能顺心的工作，对她而言像是遭受无情的失败。
她也常想念过去一起共事的朋友，那些支持她的同道人。如今想来，她觉得自己的过去，甚至现在都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我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人世，离开了我，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
虽然如此，她仍然把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监督工作做得很好，只要一有机会来到伦敦，她一定会见学生或校友。在校学习的人，每个人都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也常和毕业的护士通信。很多学习期满即将毕业的护士，都舍不得离开她。南丁格尔不允许她们在固定工作之外兼差。受过她督导的护士，也都进入她所推荐的医院工作，后来还常接受南丁格尔的指教。
南丁格尔对待护士们都非常亲切慈祥，她有时设宴招待学生，也有时差人送去大批的食物与鲜花给学生。当有的学生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她总不忘用鲜花去迎接；如有的学生生病了，她就做好特殊的食品送去；有的学生工作情绪或精神不好，她就出钱让她们去散散心；她还准备了一间客房，供她们作客时使用。
她所表现的无微不至，就是要让护士知道，南丁格尔永远都在支持她们。她经常写信告诉学生，护士的职业是神圣的，上帝时时都在眷顾着她们……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爱，都已深深烙印在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中。
南丁格尔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那些护士也一直领受着她的勉励。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护士来信称呼：“亲爱的老师”、“我所敬爱的恩师”、“我挚爱的朋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已完全将南丁格尔个人的风格融入其中。
188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庆。南丁格尔也把这一年看作是自己的大庆，因为这一年也正是“上帝的声音”召唤她整整50周年。到这一年英国国内至少有16所医院的院长都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南丁格尔护理学校培训出来的护理监督们还带领护理师资到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锡兰、印度、瑞典、加拿大。在国外，按照这个学校的样板，又建立了四所这样的学校。至此，可以说，她已经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沟”般的社会底层地位提高到它应有的高度。从1880年起，南丁格尔就致力于地段护理工作，只因为缺乏经费，未能普遍推广。这个难题后来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解决了。女王把全国妇女作为“妇女节礼品”的捐赠资金的大部分拨给了南丁格尔，专门用于贫民家庭的护理工作。
“妇女节护士协会”成立了，这是对女王，也是对南丁格尔的纪念。生命的秋天正步步踏来，1880年2月2日，母亲樊妮结束了92年的生命，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2. 我愿搭上天国的船
南丁格尔的一生中，有超过40年的时间都在痛苦的煎熬中挣扎。她一直到60岁才获得身心的自由。
她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误解在晚年得到冰释。原先因为得不到她们的体谅，南丁格尔内心一直存在着怨怼。这个感觉扩大了与母亲、姐姐之间的鸿沟。然而，当母亲愈来愈老，渐渐地像个孩子，眼睛瞎了，行动也迟缓了；而芭斯的健康是越来越坏，经常久病在床。对于生重病的人，南丁格尔总是深感怜悯，故而南丁格尔的不平之怒，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
这些内心的变化，使得她恢复了“慈祥”的个性，比以往更温和且心存宽容。
她也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有失败感：“我真的这么一无所成吗？为什么非要这样胡乱地指责自己呢……”更不再以悔恨的心情对过去的事情作无谓的喟叹，她知道自己还能做许多事情，必须勇敢地向前方看。
1884年戈登救援队被派到埃及时，政府委托南丁格尔推荐护士。她就亲自考选了一批护士并签订合同。想到当年她曾到埃及旅行以摆脱苦闷，她感到那段痛苦的回忆仿佛是一场梦。
这批护士的工作表现相当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使也有过与当地看护兵发生冲突或医疗用品补给中断的事情，但当局仍然十分善待她们。
南丁格尔的健康慢慢好转过来。天气好的日子，她就到伦敦的公园坐马车兜风。马车的窗半掩着，她还是生怕有人认出她。她的生活依旧以工作为重，时常工作到夜深人静的时分。虽然有时她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至迟暮，或是因感叹老友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自觉孤寂，但是她的生命之火始终在燃烧着。那火啊，不曾熄灭。
渐入老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发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地追求完美。所有的都已化作宽容的心。现在的南丁格尔，犹如沉浸在初春的阳光下，愉快而自得。
1886年，有议员提出一个提案。提案是关于受训护士要给予公认的资格，并经由确立的标准为依据，颁发护士执照。全国医院联盟委员会主张邀请一些与任何护士学校均无关的人士组成考选委员会。经过考试合格后的护士，就核发执照并公布名单。
南丁格尔不赞成仅以考试来评断是否合于资格，因为护士本身的人格条件也是极重要的一环。奉献精神、亲切、同情心……都是护士应具有的特质。但这一切又岂是一场考试可以裁定的。
另外，护士协会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主张只要受过训练的护士，就可以登记执照，而所谓的资格，即以在医院中有三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首要条件。后来护士协会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向女王请求，要求发给特许执照，不过并未受到普遍的支持与认可。
这场纷纷扰扰的风波令南丁格尔无暇回顾。她的确是老了。虽然精神仍然很好，但她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年老的她开始和近亲们往来，保持一定的联系。
如果说南丁格尔的大半生受尽苦难与折磨，那么她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已获得了补偿。因为很少有人在晚年像她一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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