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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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护校的诞生
    1. 建立护士学校

    自1859年起,南丁格尔以4.5万英镑的南丁格尔基金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筹备开办一所护士学校。

    这个计划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苦斗时就已诞生,现在她更是从长计议。她坚持要以最佳的投入来建立护士学校。

    筹办学校的时候,她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专供一般妇女使用的《家用护理手册》,这本书后来成为她最著名、行销最广的著作。

    《家用护理手册》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护理常识和简易的护理方法,主要是提供给家庭主妇,告诉她们如何维护家人健康。书中的用字遣句活泼生动,毫不刻板,所列事项又缜密翔实,故此书十分受欢迎。

    这本专门以卫生护理为主题的书,在当时可说是划时代的著作。

    在1859年12月一出版,就空前畅销,又增印好几版,甚至有人将之翻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影响深远。

    读过南丁格尔所写的著作的人,都能很清楚地感到,南丁格尔是个慈祥和蔼、体贴入微的护士。她不但能了解病人的身体上的痛苦,连精神上的痛苦,她都很能体会。

    她写道:“不可忽视病人内心的烦恼,而一味地促其病愈。”

    “病人经常犹豫不敢说出心里的要求。”

    “一般都认为,护士只会照顾病人的身体,事实上,护士也应该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信心和鼓励。”

    南丁格尔称出色的护士为天使。她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如果只是在病房中巡视一番,统计着从昨夜到今天一共死了多少人,而一点也不伤心的护士,那就不是天使了!”

    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是具有绝对的爱心,没有爱心,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南丁格尔还说,当病人被安置在不能由窗户向外看的地方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当病人收到一束色彩鲜艳的鲜花时,心情一定是愉悦的;护士走动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引起病人的焦虑;而病人在得到抒解之后的安详感,护士应予以及时肯定,表示理解。

    “小动物也会成为病人的朋友,在笼中的鸟儿,很容易成为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的人所喜爱的宠物。”

    南丁格尔很喜爱孩子,她也鼓励孩子去探望病中的亲人,因为孩子的天真无邪,常给病人带来欢愉和生机。

    她也提到饮食对病人的重要性,医院不当的饮食,每年就使得好几千名患者因此而死亡,牛奶和蔬菜是必需品,量的多寡也很重要……

    在这本书出版六个月后,护士学校的设立,也即将实现。

    1860年初夏,兴办护士学校的计划获得批准。起初,这个意见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医界的某个很有影响的协会认为,兴办这样一个学校只会侵犯医生的工作范围。

    在圣·托马斯医院内部,医院的高级顾问、外科医师甚至也认为“护士工作无非是侍女的工作”,只稍学一点如何制作罨敷剂之类的事就可以了,云云。

    坚决支持这项计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医院舍监沃博太太。

    沃博太太是一位资质高雅的妇女,42岁时孀居,还带着几个孩子,以后从事护士工作,曾在医院病房里学习过,她后来应聘担任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在她任职的27年中,贡献很大。

    南丁格尔评述她说:“沃博太太具有鲜明的个性,过人的能力,好像凭直觉就能理解事物和做好工作。”

    这所护士学校的宗旨,是培训护理师资,使她们能为大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训练出合格的护士人才,而不是培训私人或特约护士。

    在这一新事物周围,随时都会遭受到反对派的挑剔。所以,学员和办学者必须步履谨慎,使自己无懈可击。

    护理事业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青年女子的良好表现了。

    为此,接受训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的,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十分容易找到。

    曾跟随沃博女士多年的克露沙兰老师在一次聚会中,对学校的入学资格,做了下面的说明:

    “普通科学生,年龄限25—35岁之间,对象是上流社会的佣人,以及佃农、商人、工人的女儿,她们必须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基本的教育知识。

    此外,还必须绝对服从医师,并且能对患者做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报告。

    而且,在接受命令后,马上付诸行动,动作和思考都非常敏捷。

    要有健康的身体、自愿奉献的爱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耐心,以及身体力行的精神才有资格接受普通科的卫生教育,成为正式的学生。

    另外,对于特别科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是这样的,她们必须是专家、牧师、军官、医生、商人或其他中层以上以及上流家庭的女儿,年龄约在26—37岁左右,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还必须是聪明和善良。

    特别科是专为培养医院各部门中优秀的护士长而设的,所以要求比普通科严格。因为,特别科的学生不但要完全了解并熟悉普通科的各科知识和技巧,还要更进一步地精通其他相关的各种知识,以便胜任领导的现任。

    这一科的毕业生,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时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最高尚的职业,但绝不可因此自负,必须具有谨慎谦虚的服务精神,以身作则,进而领导他人,以感化的力量代替专横、压制和喋喋不休的斥责。

    事实上,这是女性从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要成就完善的事业,绝不是外在强大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知识、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对事理的判断力也就越明确,因此使学识和经历相结合,绝不可以理论来代替实际,或以知识来取代爱心。

    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生命的意义,愿意服务人群,愿意体验护士生活的可贵的女性,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才有资格进入特别科。”

    这的确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具有这等资格的女性,不仅受到“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欢迎,也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重视。

    这正是南丁格尔的理想——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绝对无法成为一个理想的护士。

    凡是前来报名的人,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的审定考试,因为她能很正确地分析每个人的品格优劣,因此评语也异常苛刻而允当。

    1860年6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只有15名,培训期一年。学员一律住宿在圣·托马斯医院楼上的“护士之家”里面。

    每人一个房间,一律穿棕色制服,白围裙,白罩帽。食宿、制服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提供。

    培训期间,每人有10英镑的生活津贴,这个标准在当时是空前优厚的。女孩子们都很勤奋,每天按时上课,由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医护人员讲课。她们还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准备笔试和口试,并按期到医院病房作实习护士,在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实习临床护理工作。校长沃博太太亲自观察学习和实习情况,并每月填写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归档备考。

    当时,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训练是完全必要的。南丁格尔的护士们必须在这个过去被公认为名声不佳的职业中,以良好的行为来扭转人们对它的偏见。规定学员们不准恋爱,否则立即除名。不准单独离校,外出活动必须有两人同行。不过,有位当年的学员说:“当然,我们一同走出大门后,一转弯就互相分手了。”

    比较起来,学校在生活习惯与行为品行方面的要求,比对学科的要求高出许多。

    沃博夫人在严密督导学生之后,每个月要写一份“个人评鉴与学习评估”的报告书。

    这份由南丁格尔亲自设计的报告书,内容项目繁多,非常细致。它分成“道德记录”和“技术记录”两大项,前者再分为六个小项目——守时、沉着、自信、品行、清洁与病房整理,后者再分为14个小项目,又各自再分成12个细目。由沃博夫人对每位学生,在每个项目都评有等级,还做有秘密的人物报告。

    南丁格尔和沃博夫人常常利用通信或当面晤谈,讨论每一个学生的表现,即使遭到退学的学生,也必定经过她们的再三研讨和考虑。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逐渐以清洁、温柔、操守良好、行为端正的面貌出现在病房实习中。因此,学校的形象逐渐由逆厄中站了起来,南丁格尔成功地纠正了一般世俗的眼光。在数个月之后,许多医院开始预约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1861年底,“南丁格尔基金会”又开始了另一项新的尝试,那就是设立“助产士培训学校”,这也是南丁格尔的夙愿之一。他们得到剑桥大学金斯学院的协助,在产科病房添加设备,而该院的产科医生也愿意提供六个月的训练。

    “在国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种培育助产士的国立学校。我相信在英国也能够实现这个期待已久的愿望,为成立这类学校,打开一条道路。”南丁格尔如是说。

    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不仅在医院中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也有人成为一般家庭协助妇女生产的训练,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有钱人,也都自费送来一批女生来培训,以后学成回乡,成为自己家乡的助产士。

    这所学校经过二年多的时间,有许多成功的贡献,一直到后来产褥热流行,才告关闭。

    在这期间,经过克劳介绍,南丁格尔结识了牛津大学传奇式人物,著名的希腊语教授本杰明·乔伊特。他们的相识很快发展成亲密的友谊。不久,乔伊特教授极力向南丁格尔求婚,但被南丁格尔拒绝了。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南丁格尔在许多事务中都依靠着“我亲爱的乔伊特”的忠诚协助。

    但是,当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她又承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亚瑟·休·克劳在意大利病逝。这次打击竟使南丁格尔木然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了,”她写信给道格拉斯·高尔顿说,“最近五年中与我一道工作过的人,只剩下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真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

    2. 陆军部的忠实顾问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造就了不少功劳。

    但是,如今锡德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

    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便一一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10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1857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因此政府就很快地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月3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种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登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子愈来愈衰弱。

    1861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六年,她一直缠绵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建议她住到李哈斯特或恩普利庄园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在伦敦市郊住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

    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她曾在一年内换了四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希望她能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借给她。此后,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

    她还指导了军营和医院的兴建和改造,这是所有工作中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她却还能偶尔幽默一番来调剂气氛。

    有一回,道格拉斯次官送来骑兵队军营的计划书,征求她的意见。

    南丁格尔在众多建言之中,还提上了这样一条:不妨打开窗子,让马也能透透气。

    她说:“这是马儿告诉我的,如果关置它们的小屋中,有扇窗子可以透光透气,看看外面的景色,对它们的健康有好处,也有益于它们的情绪……”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她肩上。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1858年充满希望的那一年,她同锡德尼·赫伯特要求成立考查团时,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像样子的资料能考察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甚至跑遍伦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印度事务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1859年,她会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年至1861年,这些调查表陆续从印度寄回,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泽兰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博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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