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战争中相当投入地工作，她的身体经常性疲倦，而查不出究竟是何病。她变得有些暴躁了。
青年时代那种突出的仁爱精神正在消退，头脑却更聪敏，眼光更锐利，意志更坚强，光明磊落、公平处世观念更纯真了。
早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身上消失不见了。
她身体还疲惫不堪，但在紧迫形势的催逼下，她渴望立即投入工作，必须趁全国上下对于克里米亚惨剧记忆犹新，赶忙采取行动。但是，她想作什么呢？
潘穆尔勋爵此刻正在苏格兰丘陵丛林中猎松鸡。
锡德尼·赫伯特也正在爱尔兰钓鲑鱼。
南丁格尔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赫伯特的回信却直率地说，他认为她兴奋过度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急得像要发疯。
拖延必将误事，鲁莽从事也是徒劳无益的。她意识到，她面临的困难是很特殊的。她身为女子，这已经很不利，而她如今又是举国闻名的女英雄，这就更糟。这两项凑在一起就使她成了当时英国官场决不会吞咽的一个药丸子。
南丁格尔小姐感到，不论她制定什么样的方案、计划、建议，都会被官方拒绝，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一切出自南丁格尔小姐。
因此，作为一种对策，她开始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声誉。
她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用我的名字大吹大擂，已经给我造成极大的害处。我决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显露自己。”
南丁格尔的决定暗合中国古人的“韬晦”之策。其含义是：当个人的名声行为会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不利影响，不妨淡化自己的名声，收敛自己的行动，化被动为主动，巧妙地寻求达到自己目的的动作。
南丁格尔深知浮名虚利的害处，所以她不再给出版物写文章 ，也不再作讲演。相反，她以极大的耐心和由衷的谦逊，一步步地去争取权威人物。
但，时机尚未成熟。
她等待着。
终于，神意眷顾，突然在她眼前出现了一个眩目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维多利亚女王出巡，驻跸苏格兰巴莫罗城堡。
据悉，女王很有兴趣听听南丁格尔小姐谈谈她的随军医护生活观感，不仅是作为公务，而且作为私人谈话。
机会，终于让有心人等到了。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能够听从南丁格尔的建议，那么，南丁格尔试图改变英国陆军下级军人待遇的计划就有成功的基石。
权力，在正直无私的人手中，会造就许多有益社会进步的事业。
南丁格尔同女王陛下的第一次会见历时约两个小时，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
南丁格尔住处离巴莫罗城堡不远，同女王御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住在同一个院落，而詹姆斯·克拉克正是她克里米亚时代的老朋友、合作者。
在詹姆斯·克拉克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多次奉召进出城堡，陪同女王一行去教堂，并数次参加便宴等等。
最重要的是，女王本人数次亲自拜访了她。有一天，女王突然自己一个人亲驾一乘小马车来到南丁格尔的住地，约她出游；又有一天，女王同样意外地到她的住所来，同她一起进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起先，南丁格尔听到女王要召见的消息时，她高兴地从沙发跳起来。后来，她愈发沉着冷静，将自己收集的一切资料整理好之后，带着自己成熟的计划去拜访女王。
南丁格尔向维多利亚女王建议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军队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
但要女王批准成立这样一个皇家机构，首先需有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的奏章 。这当然先要使这位大臣看到这一改革的必要性，而潘穆尔这个人却很难说服。
潘穆尔勋爵有一颗硕大的头颅，一头浓密的粗发，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野牛”。野牛为人虽然正直、高尚，却对公务相当粗疏，办事极其拖拉。
女王特意安排了南丁格尔在巴莫罗城堡同潘穆尔勋爵会面，会商起草奏章的事。
在这里，南丁格尔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的耐心、坚韧，像当年战胜那些醉醺醺的司务长、桀骜不驯的护士和多疑的官僚一样，又使潘穆尔大臣完全屈服了。
她好像无往不胜，一个皇家机构就要根据她的建议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她返回勃灵顿饭店同家人汇聚时，她感到前景是从未有过的美好。
她为这个皇家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名单，一一仔细掂量，竭力使文职与武官保持平衡。锡德尼·赫伯特当时身体已很不好，但在她的一再恳求下，最后只好同意出任该机构的主席。
11月16日，潘穆尔勋爵登门拜访，对南丁格尔小姐言听计从。这次会面中，南丁格尔小姐的主要目的——确定调查范围——也达到了。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将是全面的、广泛深入的，“应当包括陆军卫生部整个系统，以及全部英军及国外驻军的保健和医疗卫生现状。”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定几个星期内要成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却迟迟未建立起来。一切的努力仿佛在空气中被蒸发了一样。
这次令人痛心的失败，触发了长期以来的积怨，使南丁格尔终于鼓起勇气，向英国政府各部保守势力大胆挑战。
她在自己房里踱来踱去，愤怒之极。
她一方面写信鼓励她的合作者们继续战斗，一方面在冷静思索对策。
她敏锐的头脑终于识破了这位“野牛”的秘密。
她写道：“我们这位勋爵显然是凡人之中最无主见的一个！”
确实如此！
每次南丁格尔小姐费了很多唇舌说服了潘穆尔勋爵实行改革，但他一回到陆军部，那些反对派官员们很快又把他拉回到老路上去。
南丁格尔发誓说：“这件事情不办完，我决不让他安生！”
她同潘穆尔的个人交往仍那样友好，还经常互相通信问候并开些小玩笑。南丁格尔致潘穆尔的信件开头常戏谑地说：“我这个令你烦恼的女子又来了。”潘穆尔大臣则开玩笑地称她是个“专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而且常给她送来种种他打到的野味。
但到3月1日，南丁格尔实在忍受不了官僚机构的冷漠无情了。
她愤怒地写信给赫伯特：“从今天起，三个月之后，我将公开发表我在克里米亚工作时期的全部经历和见闻，以及我本人对于改革军队医护制度的基本设想，除非在那以前我得到一个将要进行改革的合理而切实可靠的保证。”
这一威胁果真使“野牛”大臣坐卧不宁。
公众舆论很快支持实行改革，潮流终于转向改革，潘穆尔也不是足以阻挡潮流的人。
5月5日，皇家委任命令正式颁布。一周后，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
正在南丁格尔忙于此项重大工作的时候，许多热爱南丁格尔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她。
当时在南丁格尔府邸帮佣的老妇人说：“那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整天为了招呼客人，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有的坐马车，有的是步行，什么身份地位都有，还有很多军人，他们大多是受南丁格尔小姐照顾过的人。不论是健全的或是失去手足、眼睛的人，全都要求见我家小姐。
但能幸运的见到我家小姐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小姐告诉我，如果是为了养老金来找她的军人，就请他们留下纸条，由我交给小姐，她会很快给予答复的。
小姐当然希望能和每个人见面，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但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客厅，连院子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何况我家老爷也不希望小姐抛头露面……”
偶尔有一次，人们听说南丁格尔接受政府邀请参加盛会的消息，便纷纷赶往那个集会。他们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围住一位妇女，硬指称她就是南丁格尔。
“请让我摸一下你的披肩好吗？”
“请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好吗？”
害得这位小姐百口难辩，不知如何是好！
这件事引发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好朋友——牛津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她：“从克里米亚回国后，你一直深得民心，如果你有意运用这种声望和本身的才华，恐怕早已是一位侯爵夫人了。”
然而，36岁的南丁格尔此时根本无心于婚姻，她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些下级军人。
7. 小陆军部
维多利亚女王曾在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晤谈之后夸奖她：“她的聪明才智很高，足可担任陆军大臣。”
现在，南丁格尔蛰居勃灵顿饭店，一心操持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朋友们都戏称南丁格尔小姐的住所是英国陆军的“小陆军部”。
南丁格尔的工作负担极重。三个月之前，她还是个虚弱的病人，现在却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她不仅操心着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亲自起草她个人关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机密报告。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她同家里人感情上的矛盾更大大地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
樊妮和芭斯都是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过，完全不知体贴别人。
当时，她们都住在勃灵顿饭店，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工作的惟一处所，是与客厅邻接的一个小套间。樊妮和芭斯在客厅里没完没了地接待宾客，而且她们兴之所至，随时进来，也就打断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工作。
她们还占用了仅有的一辆马车，弗罗伦丝出门常常得雇车，甚至搭乘公用马车，又慢，又累人。因而每次外出访问医院、兵营或疗养所归来，她都疲惫不堪。而且常常受到樊妮和芭斯的责怪——埋怨她不一起去参加宴会、舞会，等等。弗罗伦丝很明白，她们贪求的不是她的友谊陪伴，而是想借她的声望来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不久，调查团开始召开会议查询证人，她的工作更加繁重。这一年的夏天活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她的小屋子又暗又闷，天空总是那样昏暗、低沉，而弗罗伦丝却执意不肯离开伦敦。
她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周围工作的同事们自称是“一伙兄弟们”，而勃灵顿饭店则自然而然地被戏称为“小陆军部”。
是啊，既然女王都认为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做陆军大臣，那么她的工作场所为何不能称为“小陆军部”呢？
同事们热爱着南丁格尔，他们都亲切地称南丁格尔小姐为“总司令”。
南丁格尔搜集事实材料，字斟句酌地研究结论，并同大家一起拟定发言稿子。她教给锡德尼·赫伯特如何主持好每次会议，并对一个个证词都扼要作了摘记。无怪乎樊妮在给丈夫威廉的信中说：“这些人简直把她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她对人的要求有时有些异想天开。她要求有的同事处事更审慎，研究资料更细致，对于有些不合理的事实情况做出大胆的批评，哪怕在权限范围之外也不要顾虑。只要一切是为了士兵们的利益出发，只要一切是为了更有效地接近合理、公平、效率，就行。
而人们一经纳入她的工作轨道就不可能不着迷。
她对赫伯特的压力则更大。她再三说：“没有他，我是一事无成的。”
他的威望，他在下院的权力，使调查委员会终于具有头等重要性。
如果南丁格尔小姐能把他调动到这一事业中来，他们的能力将是无与伦比的。但锡德尼·赫伯特不断地抱怨身体不好。他此时精神不振，周身患病。其实这就是一场致命大病的先兆。
而南丁格尔小姐此时也是全凭意志带病上阵的，因此对锡德尼的诉苦也就不以为然。
作为一名相当杰出的女性，南丁格尔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她自己的身体愈来愈差，但她咬牙坚持，那种顽强的斗志是一个高度责任感的人的特点。
在她的严以律己的作风影响下，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都会忍住自己的伤痛，努力工作的。因为忍耐和劳动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行为，而毅力则是极具感染力的。
在南丁格尔白热化的工作热忱面前，锡德尼·赫伯特也不甘示弱。他俩的才干和能力，恰好相得益彰，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不过，他俩常常激恼对方，而很少彼此称颂。
仅从锡德尼·赫伯特每次便笺末尾“愿上帝保佑你”这句祝颂中，才可以看出他俩的友情。而这友情的纽带是十分牢固的。“我们真是完全志同道合”，弗罗伦丝在给克拉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俩的合作真可谓是无敌的。弗罗伦丝勤勉努力，干劲十足，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锡德尼·赫伯特特别能言善辩，沉着机敏，是个谈判的老手。
他俩配合在一起工作，简直攻无不克。
南丁格尔在日记中记述着：“他是我见到的头脑最敏捷的人，行动又快又准确，而又那么富于同情心。他的谈吐、态度就足以约束那些最难以对付的证人。在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整个儿时期，从未同任何人争吵或结怨。”
随着调查团工作的深入开展，随着查证会一次次进行，形势发展越来越明显。
他们不可能不成功。
改变英军的生活条件的提案得不到任何答复。
7月，最重要的一次查证会开始了。这次轮到南丁格尔小姐本人作证了。她是否要亲自出席作证呢？
她又应当如何掌握分寸呢？
锡德尼·赫伯特方面不愿“因挑起争论而结怨”，最后她决定不出席查证会，而只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材料，答复了有关问题。
委员们宣读了她的证词，并同意它是结论性的。
委员会报告长达30页，逐字逐句引自南丁格尔刚写完的《英医部门的效率及医院管理——以及影响士兵健康的各种因素的调查》。这份机密报告原来是写给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本人的，所涉及范围极广，全部论述热情激昂，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至深。
南丁格尔小姐在此文中，把克里米亚战役当作一场规模巨大的军队保健试点，全面分析军医工作对军队素养的巨大作用。后人评论她这部著述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走向成功的典范、全面总结了这支军队如何由于忽视卫生工作陷入痛苦和失败的悲剧：在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之后，这支军队又是如何恢复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如何提高了战斗能力的。”
她以六个篇章全面检查了克里米亚战役的惨痛经过，最后说：“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埋葬在过去吧！但是，难道我们不应当就此改革我们的制度，使我们的士兵今后能受到人道一点的待遇吗？”在此书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她又详尽地分析了英队营房在和平时期极端恶劣的卫生保健状况。她指出，这些状况如此恶劣，以致军队士兵的死亡率总是比居民的死亡率至少高出一倍甚至还多！她愤慨地说：“我们的士兵应征入伍到兵营里去白白送死！”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派的战斗口号。对这样一个挑战，任何政府都不敢不予理睬了。
南丁格尔小姐决定暂不向潘穆尔勋爵提交这份报告，因为所有这些意见、看法最终会反映在调查委员会8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潘穆尔勋爵可能把她的机密报告束之高阁，却压不住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当然，对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他是不会爽快采纳的。看来，还得对这头“野牛”施加些压力。
1857年8月7日，锡德尼·赫伯特写信给潘穆尔勋爵，以极温和的口吻指出，调查委员会已经掌握的材料肯定会轰动社会，而把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他建议政府争取主动，趁报告尚未提交给下院议论之前，赶快采取措施纠正那些亟待解决的弊端。
锡德尼·赫伯特还按照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草拟了一份改进计划。
计划中规定，由潘穆尔勋爵任命四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分会，分别负责：
1.整顿兵营卫生状况；
2.在陆军部建立统计机构；
3.组建一所军医学院；
4.彻底改组军医部门。
其中第四个分会，南丁格尔小姐称之为“扫荡分会”，因为改组范围很广，改革派由此可以在彻底清洗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组建军医部门。
8月中旬，潘穆尔勋爵正在猎松鸡，被迫南下回到陆军部研究改革军医工作的问题，这次他“逃脱不掉了”。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之后，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计划。
锡德尼·赫伯特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如释重负，马上又到爱尔兰度假钓鱼去了他在写给南丁格尔的信中说：“见潘穆尔之后我轻松了许多，但我仍很担心你的身体。”锡德尼·赫伯特的这封信还没寄到，南丁格尔小姐由于一直在勃灵顿的暑热中苦熬，健康就完全崩溃了。
她突然对芭斯叫喊起来：“我需要独自一人好好待一会儿，我已经四年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她拒绝回恩普利庄园，也拒绝护士看护。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去马尔汶就医治疗，但不许别人来打搅她。
她病得很重，大家都以为，这次她活不了了。
南丁格尔，这位以神的召唤而努力奉献的人，在竭尽全力之后，终于陷入了伤病。
亲友们都很担心。
这个意志如此坚强的人，此刻竟完全垮了。她在马尔汶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脉搏极快，高烧不退，头顶总要用两只冰袋。
直到9月底，她才勉强回到勃灵顿自己的寓所。
这次陪同她的，又是玛依姑妈。
1857年8月的这次健康危机，的确使南丁格尔小姐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
从克里米亚归来之初，她虽然也常常感到疲倦、多病，但如她自己所说，总还有力气“东奔西跑”。
当时，她辞去了一切公职，竭力避开抛头露面，但还可以在家里接待朋友。而这次病后，她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余力旁骛了。
长期生病也给了她一些方便，可以免除很多打扰。
例如，姐姐芭斯提议来伦敦，弗罗伦丝的回答：“……刚刚又发作了一次。”
父亲威廉坚持要亲自来看望她，她又说：“常常头痛、心悸、气短……”父亲只好退却。
根据玛依姑妈信中说，当时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生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攸关时刻”，同家里人见面情绪波动的确是很危险的。芭斯和樊妮只好让步，全家到伦敦参加秋季社交活动时，住的是另一家饭店。
南丁格尔疲惫地躺在软椅里，她试图提笔。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她就写作。
基于女王和众人的期盼，南丁格尔将她在远征中所遇到的事，以及自己对医疗改革的提议和感想，整理成厚达567页的《军医行政的效率》。
这本书以自费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和与此案有关的人士。
陆军大臣潘穆尔也曾要求南丁格尔写一本类似于护士工作手册的书，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就此写了一本《平时与战时陆军医院护士手册》，这是早先那本作品的续篇。
接着她又写了《1854年以来三年间，英国陆军医院之账目明细报告》。
诚如书名，她将踏入克里米亚远征的那一刻所有募捐开支项目一一列表详细记录，这本书仍然自费印刷。分送每一位捐款人，并公诸世人。
在报告书中，并附录克里米亚诸地区战时医院的详细地形图。
这些可能都是她每晚在“巴比伦高塔”的那个小屋中所整理出来的，如今再重新编排誊写的。
当这本书印行之后，那些信任她，并大胆地把募款交给她的人们，不但知道弗罗伦丝的行事方针，也明白了自己捐出款项的真正去处，因此都不禁对她处理公事的严谨态度，以及勇于负责的作风感到由衷的敬佩。
她的报告书，引起了统计专家的注意。
1858年，她制订账目明细表的优异才能，成为统计学会讨论研究的专题。
这一份需要耐心与定力才能完成的艰巨报告，却是弗罗伦丝在垂死的状况下由玛依姑妈陪伴奔走于各地疗养地时所制订出来的。
尽管南丁格尔在养病，但事实上她的笔一直没有停止。
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有一次，姐姐芭斯告诉朋友说：“弗罗想用工作来自杀。”
为此，朋友沙谢兰特博士曾写了两封诚恳的长信，劝南丁格尔养病，但南丁格尔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责怪博士的不是。
由于她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仅存的每一分钟，为世人多尽一分力量，她才能更安心地离去。
因此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斗争双方所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锡德尼·赫伯特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四项建议。
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治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
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社会公布军队内部的腐朽内幕。
于是她亲自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早期写成的小册子《英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顺便提一下，这本小册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图表形式显示统计材料的。据南丁格尔本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她的首创。
1857年底，潘穆尔勋爵让步了。
四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
有位合作者写信给南丁格尔，说：
“您对增进英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
阳光是那样的新；
空气是那样的清；
生命是那样的灵；
一切旧日随水而去；
一切新光随水而来；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胜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来。
南丁格尔所在的勃灵顿饭店“小陆军部”的套房整天熙来攘往，繁忙异常，像个蜂房似的。
南丁格尔把自己的寓所稍加布置，添置了地毯和窗帘，她靠在自己的卧榻上接待那些川流不息的高贵的来访者。
克拉琪，巴黎城中的才女和朋友，来看望她了。
一位新朋友道格拉斯·高尔顿也来看望她。
高尔顿同南丁格尔还有亲戚关系，他娶了漂亮的玛丽安娜·尼克尔森。
自从当年弗罗伦丝拒绝了玛丽安娜的哥哥亨利的求婚之后，玛丽安娜一气之下就同南丁格尔一家不来往了，现在又同她们言归于好。
只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去看她，只写去了许多热情的书信。
高尔顿对南丁格尔小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每天去看她，或写信问候。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与后世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印度已从东印度公司转由女王政府统辖。
许多来自印度的报告表明，那里的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吃惊。
南丁格尔曾一再敦请政府成立皇家卫生委员会调查处理，这次，看起来她有希望成功。因为负责处理印度事务的第一国务秘书斯坦利勋爵是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但是万没想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将传来。
8. 赫伯特之死
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情况恶化！
委员会四个分会的繁忙工作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
自1858年初开始，他渐渐地一日不如一日了。
赫伯特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关心。南丁格尔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早已不把一般的疾病放在心上。她拼命催促锡德尼·赫伯特迅速开展四个分会的工作；就连赫伯特的夫人也在催他。
丽莎·赫伯特非但不阻止他同弗罗伦丝的合作，反而极力赞助。在丈夫的全部活动中，这是她最欣赏、最支持的一部分，她极力接近南丁格尔，因为通过她，她与锡德尼的关系可以更为密切。
锡德尼·赫伯特这位才俊之士，犹如一匹骏马，渐渐地步入衰老期。
南丁格尔正因为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所以以对待自己疾病和痛苦的方式同等地对待他。
他俩像并肩作战的战士，互相援助；但他俩又像不同凡响的男女朋友，互相格斗，争执而不伤对方的心，都以要强的姿态投入工作，可能南丁格尔的准则更为严峻一些。
南丁格尔忘不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照顾不周而死去的伤病员，那些辗转病床的痛苦让她觉得不容置疑地应投身改革工作中去，因为那是在救助苦难中的人们。
她自己义无返顾，所以对锡德尼·赫伯特的逼迫毫不留情。
救护苦难中的人，是他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根本责任所在。
就这样，在踢马刺的驱逼下，锡德尼·赫伯特勉强度过了1858年。
第二年，他又被委任为陆军部大臣。
表面看来这是个胜利，现在身居当年潘穆尔勋爵的地位了，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呢？
但是，只有如今处在潘穆尔的地位，他们才更清楚地看到，军队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陆军部的行政体制本身。
若要推行改革方案，首先要彻底改组陆军部。
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必须对陆军部行政机构进行改组。
这样，锡德尼·赫伯特还得肩负起这样大的一项任务。
他又一次感到命运如此，义不容辞。
经与南丁格尔商议后，他着手“简化办事程序，取消责任不明的组织建制”。
南丁格尔参加了这一新的工作，但是处境艰难，几乎使她绝望。
早期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59年夏末，她再次病倒。但这次，她周围的人对她身体健康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形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已经“危在旦夕”达两年之久了。
玛依姑妈家里的人已不耐烦，催她回家忙自家的事情。由于克劳对她的事业的热忱，克劳家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使人担忧，克劳家里人也开始催他回去。
两家人都抱怨南丁格尔小姐。
南丁格尔小姐很生气。
因为，有玛依姑妈在伦敦，这里办事情就容易得多。
10月，玛依姑妈和克劳还在勃灵顿陪伴着弗罗伦丝，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大不如前。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了：克劳健康不良，玛依姑妈家里纠纷不断，陆军部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尤其严重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了。
但命运之轮拖着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前进。
若把南丁格尔为军队所做的事情总起来看，会使人难以置信。
任何人也不会强令自己去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书信，通通是她亲手起草的。这要消耗多少精力啊！而在1859年，这还只是吃力的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她是全欧洲惟一的一位既有平民医院经验又有部队医院经验的人。她的知识和天资，使她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公共卫生工作领域中去。
1859年，她出版了一本论述医院建设的书——《医院札记》。
该书共出三版，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直至今天对于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人也是有启发性的。
例如：降低一个医院的病员死亡率的办法主要靠改善通风、排水和搞好清洁卫生。
她写道：“说出来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一个医院起码应当对病人无害，这一点应当列为医院的第一条必要条件。”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就医院建设的有关问题向她请教，有的甚至从荷兰、普鲁士、印度、葡萄牙来征求她的意见。这包括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怎样用管道供水，到医院里墙壁的颜色——她建议用“最浅的粉红色”。她给铁器商、工程师、建筑师等写过数百封信，甚至还有一篇名为《论污水槽》的长篇报告。
她还倡导实行了对医院病人统一登记和疾病分类统计的制度，并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些示范性的表格。“使我们对不同医院、不同疾病的死亡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伦敦绝大多数医院后来都采用了这种登记表。
南丁格尔觉得统计“比小说更生动有趣”。她说，她专爱“啃硬骨头”，弄清事实。
她的好朋友希拉莉·博纳姆·卡特回忆说：“弗罗伦丝不管多么疲惫不堪，一看到一长篇数目字，对她来说，总是最好的兴奋剂。”
随着卫生事业的改进和发展，护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南丁格尔对这一事业的热忱丝毫未曾减退。
在1859年至1860年底，她筹办了护士学校。但是，时至1860年底，对她说来那项最最重要的事业，为了英队所做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终于完全垮了。
他病倒的时间是最糟不过了，因为，陆军部的改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任。“再打一仗吧，再打最后一次，最漂亮的大仗吧！”南丁格尔曾写信这样央求他，振作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答应让他退休，好好休息。
锡德尼·赫伯特的精力此时已将消耗殆尽。医生说，他患的是肾脏疾病，已到晚期，无法治疗。医生建议只有完全卧床休息。而这个意见不仅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夫人无法考虑，就连赫伯特本人也感到无法考虑，仍旧一味苦撑着。当改革运动同官僚守旧势力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他，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怎么能够躺倒休息呢？
到1861年5月底，南丁格尔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之后，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每天早上，他总是先靠在沙发上喝上两口白兰地酒，然后借着酒劲儿，“爬到”陆军部去上班。
这个坚强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去。
6月7日，他写了个便笺给南丁格尔，说明自己确实必须退休了。
南丁格尔痛苦地答应了他。
他能忍受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生气，却不愿使她感到难过。
他常常这样说：“可怜的弗罗伦丝，她舍弃的更多啊！”她也重病缠身，心忧国事，于是他又亲自去拜望了南丁格尔小姐。
一场严峻的谈话开始了。
南丁格尔本人的精神和健康也正被愁苦和辛劳消磨着，她当然不愿看到眼前又倒下一个战士、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而锡德尼·赫伯特想到，如果他不去承当这一切，那就等于断送了英队。再说，还有谁能比南丁格尔舍弃的个人幸福、忍受的个人痛苦更多呢？
这样，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病情，又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了。7月9日，他乘马车又一次来到勃灵顿饭店，向南丁格尔告别。他走路已摇摇晃晃，很吃力了，由别人扶着走上楼梯。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他支撑着回到了威尔顿自己的住所，这个他如此熟悉而喜爱的地方。
“我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宛若一个有灵之物，一个活人……”
三个星期之后，1861年8月2日的清晨，这位顽强的战士终于与世长辞了。他临终的话是对弗罗伦丝说的：“可怜的弗罗伦丝——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在南丁格尔忠诚无私精神的感召下，锡德尼·赫伯特临死也没有退出阵地。他死后，验尸的结果令医生感到惊奇：一个人病得这样严重尚能坚持工作一年之久，简直是奇迹！
又过了许多年，锡德尼·赫伯特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才逐步得以实现。
锡德尼·赫伯特的心血并没有付诸东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英军士兵的悲苦境遇也许还要延宕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的皇家卫生检查委员会也许并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但它的成立，它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一个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
锡德尼·赫伯特病逝两周后，南丁格尔小姐写成了一篇悼念他的回忆录——《锡德尼·赫伯特和他对英队的贡献》。此后，她永远地离开了勃灵顿饭店。她感到那像是一所“凶宅”，每当她凭窗眺望，总仿佛见到锡德尼·赫伯特就站在大街上。她又回到汉普斯村她的居室，完全沉湎在思念和悲哀之中。她十分哀痛，但并不悔恨自怜，她感到她忠实地履行了她的天职。回首往事，她问心无愧。但毕竟，在她的心中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锡德尼·赫伯特在世时，她感到，她是一只手，而锡德尼·赫伯特是这只手中的利器；而此刻，每当想起他，她就会感到锡德尼·赫伯特才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主人和“大帅”，而且在感情上与他似乎也更加难舍难离。她写道，“没有人像我那样敬仰他，追随着他，没有人像我那样地了解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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