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还对阿里斯达路克斯说过：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不妨把心里装着的事说出来，让众人为你分担，这样或许减轻你的压力。”
阿里斯达路斯回答说：
“啊，苏格拉底！我感到非常困惑，自从内乱开始以后，很多人跑到比里斯夫，剩下的亲戚都是妇孺及老人，却全都逃到我这里来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已经侵入阿提卡了，而且已经攻到了距雅典10.6公里的地方，雅典人眼看自己的家园就要遭到对方蹂躏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继波希战争后的又一次战争。对于青年来说，他们尚未经历过战争，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此毫无经验，他们的心灵可能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尽管大多数的人都想起来奋战，却都被伯里克勒斯阻止了。他不让这些人开火，原因是怕雅典的市民们感情用事。作战是要求严格的纪律的，要不就难以取胜。这样，伯里克勒斯要大家暂时忍耐，当心平气和后再全力反击。如此的心理分析及所作出的战略部署，华夏古代军事家曹刿有过相似的论述与运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关于“曹刿论战”在我国典籍《左传》中有记述。
3. 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勒斯在雅典执政期间，即从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间，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时期，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在此之前，先是梭伦的政治改革，然后经过克里斯梯尼斯到厄菲亚尔特，及至伯里克勒斯，雅典的民主制度臻于完善，嗣后达到巅峰。在伯里克勒斯执政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巩固发展前人的成就，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并使之成为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制。
2.扩大民主的基础，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广大的下层公民能参与政治活动。
执政官伯里克勒斯十分重视提高所有雅典公民的素质，充分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对学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予以大力扶持，以便雅典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勒斯之所以如此运作，因为意识到，如果公民的素质差、旧观念重，就容易被贵族首领所愚弄。所以，他不仅有上述的举措让更多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大力兴办雅典的文化事业，实行观剧津贴，并促使外邦人到雅典办学和传授知识，为此他还创造了不少条件，而且还有保障。当时的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戈拉斯、德谟克里忒斯、普罗泰戈拉斯等哲学家和悲剧、喜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在雅典的文化领域中都十分活跃。于是雅典人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此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及文化诸方面，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对此，柏拉图在其《申辩篇》中有过叙述：
“……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
伯里克勒斯这位雅典的执政官、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既推行帝国的经济政策，又将雅典的政治完善化；二是他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潮流，对公民的精神生活及人的培养予以了最大的关心，而且采取了有力的举措。
伯里克勒斯在军事上，不仅指挥作战沉着勇敢，在内政上，也卓有见地。现以他的一篇演说为例。大家推举他在国葬典礼中致辞，当时他已60岁，而苏格拉底那时才36岁。在致辞中，伯里克勒斯首先感谢列祖列宗，其次赞美创造雅典的神，然后再谈到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领导人物应该具备何种条件。苏格拉底所认同的法治及自由则是本于伯里克勒斯的政治精神的，伯里克勒斯说道：
“我们的政体并非学自他国的制度，更非追随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让别人以我们为楷模，效法我们。民主政治非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为多数人所共有。在我国，依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若其一个人的才能超出众人之上，那么，我们则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谓平等观念，而要特别任用他，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假若有某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他出身贫寒，也不能因此阻塞他的仕途。
“不要害怕别人用怀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自己，只要你的生活并没有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那么，你天天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则只有用法律来约束。因此，要唤醒众人知廉耻之心，虽然是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但大家仍必须遵守。”
以自由的理念为基础是贯穿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的。但自由并非是按次序的，而且是有法律为其保障的，所以要享受自由就必须守法。在当时，雅典的民主主义虽是反映民众的意志，但也是富裕阶级的政治。这一政治有其特色，就是由民众来选择政治领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政权，这是一种限制。但是伯里克勒斯所谈的民主政治，即雅典民主主义的理念，即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格拉底就是在伯里克勒斯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他对克里同向他提出的逃走计划不予赞同。这是因为苏格拉底认同伯里克勒斯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理念。所以他没有听从克里同的劝说逃走，而甘愿饮鸩就刑，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了苏格拉底有关王道及假民主主义的看法。苏氏认为王道是用国法来治理，使人人顺从；假的民主政治是不顺从民众的意见，是一种没有法治的独裁政治；贵族政体是依照传统选出执政者；富者的政体是依照财产额来授官；民主政体是从所有人中选出贤能者委以重任。柏拉图在《克里同》中论述过。雅典的审判官曾就此告诉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啊！现在你心中打算要做的事，是不正当的，我们生你、养你、教育你，又把好的分给你，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理想中的雅典人，更何况你曾对雅典发过誓。现在你已经成人，已经了解国家的情况，及我们的法律，如果我们的处理、我们的判决，不能使你感到满意，那么，你可以带走你的财产，到你所愿意去的地方去。其他的人若是有这种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殖民地或别的国家去，我们是决不妨碍和禁止的；要是你们没有离去，仍留在我们这里，即在我们国家里，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判决，了解我们如何处理国政；也就是愿意遵守我们的法律，接受我们的约束，否则等于犯了以下三重罪；
1.我赐给你们一切，但你们没尽到义务，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
2.不顺从生你、养你、教育你的雅典。
3.你愿意顺从我们，但未能切实做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的话，你应立即提出改革的建议及具体措施，以便使法律知道其错误；而这两者之间，你却不做任何选择。”
要明确指出的是苏格拉底一心要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而雅典法律对他也有极大的影响。他之所以不离开雅典，这是其中理由之一。虽然，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勒斯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苏格拉底热爱自己的祖国，即雅典。当然，这并非单纯的感情，而是包含着对雅典自由、平等的挚爱。
4. 热情洋溢有说服力的演讲
公元前492—公元前449年间的波希战争结束之后，雅典进入鼎盛时期。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间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奴隶制城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其间，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散文在演讲辞、哲学及历史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为什么演讲辞在当时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这是因为演讲那时在古希腊，特别是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演讲辞则是古希腊散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希腊世界上，演讲是随着古希腊城邦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共进的，同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确立，尤其是在雅典这一城邦，为演讲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在希腊世界的各城邦中，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最为完善，因此，演讲在那里也最为发达。当时，政界人士在公民大会、在城邦的主要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都需要直接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政见和主张，说服听众，赢得听众的拥护和支持，因为，演讲的效果直接关系演讲人的政治活动的成败。为此，要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演讲家，而演讲辞的质量又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政治家本人首先要有演讲的才能，其次训练自己的演讲技巧，还有一项最主要的，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演讲辞。雅典最繁华时期的执政官，民主派的领袖伯里克勒斯就是一位很杰出的、威望极高的演讲家。在当时，演讲分为三类：政治演讲、诉讼演讲及典礼演讲。政治演讲系指在公民大会、议事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上的演说而言。诉讼演说系指在法庭上的控告辞和辩护辞而言。由于当时诉讼频繁，因此有大量的诉讼演讲辞流传下来。典礼演讲通常系指在重大节庆或葬礼时发表颂辞或悼辞而言。
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时期，古希腊文化艺术鼎盛，但文化或思想并非一天就可以形成。这是在风土、人情加时间和血汗浇灌的基础上慢慢孕育出来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生、成长起来的。当时，他在雅典，那里思想、道德观念纷繁，有时几至崩裂，战乱也很频繁，而他却能保持着崇高的哲学素养和精神，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在那段时期里，雅典城邦有一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崇尚自由的风气特别浓。这是因为雅典人深信，如果人们都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精英，国家就会因此而繁荣的。希腊人追求的是“波利斯”，即指城邦，含雅典、斯巴达……等，并使这种理想能够显现。有了“波利斯”，市民的活动就更为广泛了，生活也将自由自在。这一方面要培养自由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企盼认知性与思想的成熟。因崇尚自由而孕育出自由的思想，崭新的文化也随之而出现。这种新的文化的内涵是：勇敢、正义、德行、认知性等。苏格拉底则正是这种新精神、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统治下，雅典出现了盛世。伯里克勒斯是盛世的政治代表，而思想、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当首推苏格拉底。当时，虽然战争与灾难也十分频繁，但由于伯里克勒斯的文治武功，文明的种子依然萌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文化繁荣的局面依然呈现。伯里克勒斯其功是不可没的。
首先介绍一下雅典当时的现实情况，即是看战争给雅典带来的影响：公元前430年的5月初，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再度侵扰阿提卡，不久雅典流行瘟疫，不少人相继死亡，这时苏格拉底将近40岁。这场瘟疫是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入侵时发生的，两相紧迫，雅典人感到惴惴不安。这是因为雅典人内有瘟疫的威胁；对外，他们开垦的土地及庄稼遭到敌人的蹂躏。这双重的灾难使雅典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在这种祸不单行的境地里，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政治生涯受到挑战。伯里克勒斯的同僚军事指挥官哈陆隆所率领的4000名雅典的重甲兵，因患上瘟疫，一下子就减员1500名，无法，只得返回雅典。由于雅典人面临两重威胁，即内部的瘟疫和外来的侵扰，使家园遭到破坏，于是开始责难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勒斯。他们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追溯根源，认为是伯里克勒斯的专断独行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为此提出了与斯巴达媾和的建议。虽然派出了媾和的代表，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雅典人对伯里克勒斯更加不满，伯里克勒斯为了要挽回雅典人对他的信任与尊敬，首先必须使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使他们有自信心，并鼓舞他们的士气，他召开民众议会，站立在台上对所有的雅典人讲话。伯里克勒斯说道：
“诸位！你们已经被目前恶劣形势压倒了吗？你们若是因此而责备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是否为你们对我的责备找到适当的理由了呢？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城邦的安危，这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假如你个人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城邦，即祖国，却危在旦夕，那么，你的幸福也是不会存在长久的，终究是会消失的。假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而国家很强盛，那样，你迟早会得到解救的。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你们应该下决心为城邦牺牲奉献；而且决不可以为个人利益而背叛城邦。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同心协力守护住我们的城邦。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城邦，我与它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金钱是无法引诱我背叛它的，利益也无法使我动心。一个人如果对事情有良好的判断力，但却不能具体去实践，这就犹如纸上谈兵。一个人既能正确判断，而且又能付诸实践，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人要是反对其城邦的话，就会给他们的城邦带来更大的祸害。今天，有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崇尚道义，但背地里却收受贿赂，只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今天，要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要相信，谁都是不愿打仗的，但是，目前只有两种途径可选择：其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其二是即使是要冒最大的危险也要去争取胜利。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依我看，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数十年来，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至今，我也不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未开战之前，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但战争开始以后，你们却又后悔了。这是受你们自己薄弱意志的影响，于是怀疑起我的立论来了。
“战争的残酷清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它引起的苦恼，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但是战争的成果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瘟疫的蔓延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城邦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城邦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诸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却好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能长出来。所以，不要感到难过，只要保有真正的力量，确守我们的自由，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要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回来。
“各位的列祖列宗，并非平白地得来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要守住城邦，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带来的耻辱比抢不到带来的耻辱，更使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足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雅典人听了伯里克勒斯上述有理有据、出自肺腑的演讲辞终于被说服了，于是雅典人遵从伯里克勒斯的意志投身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去了。可是事隔不久，伯里克勒斯由于劳累与忧愁过度就下世了。人总是要死的，尽管伯里克勒斯如此优秀、卓越、果断、勇敢、无私，但也无法逃过死这一劫数。他是公元前429年12月逝世的，那时他动员雅典人参加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仅仅才开始两年零六个月。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27年，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方结束。伯里克勒斯与世长辞那一年苏格拉底大约41岁。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公元46—120或127年）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并列传记》中说伯里克勒斯是因为染上瘟疫死亡的，他的政治生涯当然也因此结束。普卢塔克说，伯里克勒斯担任雅典执政官十几年，他制定与执行的政策比较保守，但他的作风较为稳健。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伯里克勒斯的统治地位就较为巩固。总而言之，在伯里克勒斯执政期间，他的政治生涯是一帆风顺、平静，他所执行的政策主要放在民主自由方面。
伯里克勒斯的演讲辞及辩论充分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见：其一，他对雅典所有的人怀着诚意；其二，他对自己的城邦无限热爱，并将自己与城邦合为一体；其三，他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权力使自己受到腐蚀。以上是伯里克勒斯所具备的三条优点，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希腊世界中恐怕只有伯里克勒斯才具备这样的条件。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雅典就急速地衰弱落后了。当然，在伯里克勒斯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有一小撮政治家专门在伯里克勒斯的后面搞小动作，反对他的主张。这些人不顾大局，专门在暗中捣鬼，他们是一群急功近利，只注意蝇头小利没有远见的人。当然，有些本来是小事情，也可能酿成大祸，应防微杜渐。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对此是不能忽视的。此外，政治家必须统揽全局，洞悉未来，拟定计划则是要将国家引向富强。可是，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在雅典所有的政治家都难于望其项背了。这些后来的政治家才能都较为平常。关于伯里克勒斯，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宙斯；又由于伯里克勒斯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辞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从相反视角来审察人们对伯里克勒斯的评论，是敬畏他，其中含有颂扬的成分。
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自伯里克勒斯死后，雅典几乎都吃败仗，只有一次打胜仗的记录。雅典过去的光荣与声名一去不复返了；雅典过去灿烂的黄金时代已经不能再现了。但过往的光荣都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方面开花、结果，这就表现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内。就哲学领域而言，苏格拉底出现在雅典由极盛转入衰微期，随后又出现了两位哲学家，即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由于这三位学人在哲学方面的建树，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应的是自伯里克勒斯死后是雅典处于日薄西山。伯里克勒斯在文治武功方面的积淀与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是有密切关系的，苏格拉底是亲聆伯里克勒斯教谕的，他是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的学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高足，当然继承其师的衣钵，也可以说直接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及他的那个时期。至于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高足，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他当然受到伯里克勒斯的余荫。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而言，是得益于前一代的哲学，伯里克勒斯时代，还有雅典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宝贵经验。这些所有的都加起来，才使苏格拉底等学人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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