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传

    1. 战争脚步声

    早在1935年，德国威胁尚不明朗时，南斯拉夫政府奉行亲德政策。

    这个时期，它过去的一些小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利益都被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在与罗马—柏林轴心的交易中出卖了。它陷入孤立境地，不得不依靠德意法西斯来加强自己。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战火已烧到家门口，政府却还在欺骗人民，要相信德国保证南斯拉夫不受侵犯的承诺。南斯拉夫却针锋相对，揭露德国的阴谋，谴责法西斯的强盗行径，提醒人民注意当前形势，警惕希特勒“指向东方”的传统野心。南共还谴责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脱离它的伙伴，投靠法西斯是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为法西斯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南斯拉夫民族具有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压迫的精神，南共的态度反映了人民的心情，尽管政府奉行亲德政策，但是举国上下却是一片反对法西斯的呼声。

    1938年10月，因为苏台德地区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德国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门前，自愿要求保卫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是由于英法的纵容，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德国势力进一步东进。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面临日益严重的局势。保罗亲王看到了先前政策的危险性，决定把斯托亚迪诺维奇作为替罪羊，另选德拉吉沙·茨维科维奇代理首相，他是个无党派的人，但是政策与先前毫无二致。而南共却提出了这一时期的正确主张：“组成一个能够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的政府，……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南所有的健康的民族民主力量，坚决改进城乡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立即恢复南各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兄弟关系，广泛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南同所有准备和德意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联系，首先是和苏联的联系。”南共的口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铁托赴莫斯科汇报南国内工作，这是年初就约定好了的。

    铁托经由巴黎，在法国乘船去列宁格勒。在赴苏的西伯利亚号轮船上，铁托获悉了两件重大事件。其一是，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二是，9月2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铁托一到莫斯科，即去共产国际。现在时局起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爆发了战争；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条约，那么其他的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与之适应呢？巴尔干书记威廉·皮克交代铁托就此问题写份报告。同时，马努伊尔斯基把各国的代表召集一起，让大家根据新的形势，各人为本国写一份宣言，为今后的活动制定方向。这真是一项复杂而又难办的任务。面对互相矛盾的事情，大多数人不知如何表态。不过铁托的思想是明确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归根结蒂，法西斯主义始终是一切进步人类的主要危险。他认为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在他行将在欧洲的征战中保持中立，而苏联则希望能为自己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这不应当对各国的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铁托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夜工夫就把宣言写好了。第二天，当所有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相会时，惟有他是带着写好了的稿子的。其他人要么没写一个字，要么只提出了一些论点，大家都感到不知说什么好，担心犯错误。铁托念了自己的稿子，马努伊尔斯基很高兴，称赞了他。为使大家了解情况，马努伊尔斯基又说，苏德签订协议是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向本国人民负有责任，如果法西斯发动进攻，必须采取一切步骤动员本国人民进行抵抗。铁托正是采取这一基本观点写了宣言。宣言中没有提苏联，只是提到南斯拉夫面临的危险。南斯拉夫并不准备去做苏联做过的事情。当时共产国际确实也不要求各国党与苏联奉行一致的政策。只是后来，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有一段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变了观点，又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即：当前主要不是反法西斯，仍然是进行阶级斗争。

    铁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办完，生了一场病。1939年底，才踏上归程。

    由于战争，西方的路不通了。他乘火车到敖德萨，然后再乘轮船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这是一艘土耳其的船，船上惟有铁托是外国人，他手里拿的仍是那张加拿大工程师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船到伊斯坦布尔，一群土耳其记者围了上来。听说他从俄国来，请他谈谈对俄国的印象。铁托告诉他们，他不是俄国人，而是加拿大籍的南斯拉夫人，作为加拿大一家公司的代表在俄国负责兴建一座工厂。记者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想打听俄国工人的工资多少、生活水平高低、人民情绪如何？铁托说：“我是专家，对这些事情从未注意，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得的钱不少，都是用美元付的。”记者们只得悻悻地走了。

    铁托拿着加拿大护照，对当局说，他是要去纽约的，船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启航，因此，他得走陆路去意大利赶船。

    实际上他计划乘“东方快车”中途在南斯拉夫下车。这样就必须要得到有关国家签证。他在保加利亚领事馆办签证时，无意中听人说起：

    “这家伙不像个加拿大人，而像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办签证遇到了一些困难，铁托不得不在此地停留了三个月。等候国内派人给他送一份伪造的签证来。借此机会，他游览了这个欧亚名城，并用身上的钱买了枚钻戒，战乱年间，这东西比钱保险。不过这枚戒指后来他一直没有变卖的机会，就一直戴到战后。

    国内先后两次来人给他送来伪造的证件，但都制作得太粗糙了，不能用。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一张去纽约的船票，自动解决了签证问题。他乘上去意大利的火车。车到萨格勒布，便赶紧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意大利的那条船没有等这位斯皮里敦·梅卡斯上船，就启航了。铁托在萨格勒布看到报上登了条消息说：在直布罗陀，英国人拦住了这条船，寻找一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乘客，查无此人，他们说那可能是个化名。美国乘客提出了抗议，说轮船可能因英军拦截而晚点，云云。看了这则消息，铁托暗自好笑。

    局势一天天紧张，战争脚步声更近了。而此时，党的工作最大难处在于，要跟苏联保持一致，为苏德条约作解释，又要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这根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但铁托有他自己的主意：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将要利用这次战争作为革命的跳板，大干一场。

    1941年2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接着侵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已处在德意势力的包围之中。德国人趁机施加压力，迫使保罗亲王参加轴心国。南斯拉夫内阁在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签署条约。

    加入轴心国是完全违背南斯拉夫人民意愿的。条约未签字之前，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即向保罗亲王提出警告：如果加入轴心国，他无法保证部下不发生哗变。但是保罗亲王及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宁肯得罪国人，也不敢得罪德国，仍然签订了条约。果然，条约签字后，政局立刻不稳起来。3月27日，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发动政变。政变的组织者，空军准将米尔科维奇找到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西莫维奇表示不参加政变，只有在政变成功后，他才能同意负起领导之责。

    政变是成功的，可以说几乎是不流血的。保罗亲王被废黜，遂移居国外。新国王彼得接位。西莫维奇出任新政府首相。那位被强拉上台的彼得国王从电台听到一个冒充他的声音在向全国发表演说时，心里异常气愤，然而也无可奈何，他成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谁都明白，这次政变是对着轴心国来的。但是新政府又不敢公开得罪希特勒，他们决定不去谴责前届政府加入轴心国一事，只是悄悄地展开与盟国的外交。但是希特勒岂是用蒙混法骗得过的人。在他心里，南斯拉夫要么成为盟友，要么成为敌国。

    政变当天，全南很多大城市群众示威游行，高呼“宁愿打仗，不要条约”，将卐字旗点火烧了，一些德国商业机构遭到石块袭击。最开始，希特勒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传媒搞错了或是开玩笑，等事情得到证实，他立刻血涌脑门，当晚下令，陆军司令部准备向南斯拉夫进军，要使其在军事上不再成其为国家。进攻计划代号“第二十五号”，由陆军元帅利斯特率部执行。希特勒将他的决定深夜通知意大利。凌晨4点，德国驻罗马大使向希特勒报告，墨索里尼赞成并支持德国的计划。接着其他仆从国也向希特勒表了同样的态，他们决定，意大利从背后攻打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从北面进攻伏伊伏丁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提供进攻部队的基地。此外，保加利亚还负责警戒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提防土耳其的干涉。

    希特勒的火冒三丈是有原因的。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化打乱了他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计划，而不得不将“巴巴罗沙”计划推迟。因此，他决心狠狠地惩罚南斯拉夫。

    此时此刻的南斯拉夫政府却还在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这些政府成员原本就是临时拼凑的，一夜之间进了内阁，根本不可能有明确一致的行动计划和决心。它含糊其辞地声明，新政府承认所有原已承担的国际义务，以此表明效忠轴心国。后又派了个代表团去意大利向墨索里尼表态，同时还派了个代表团与苏联商讨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西莫维奇以为这样一来可缓和局势，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战争。战祸临头，他还在筹划派代表团去柏林的事。更可笑的是他把他女儿的婚礼安排在4月6日早晨进行。正是这一天，德国空军猛攻贝尔格莱德。而这个日子，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馆武官瓦乌赫尼克上校早在4天前就已知道并报告了国内。

    4月2日夜间2点，上校的电话铃响了三次，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

    他如约在一个车库的墙缝中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会议已经结束。

    对南斯拉夫的进攻定于4月6日，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围攻。愿上帝保佑和我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与你同在。”

    瓦乌赫尼克通过三种途径将情况传回国。但贝尔格莱德未予重视，他们根本不相信武官的情报来源。实际上，瓦乌赫尼克上校的情报是从与他联系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反间谍处头子卡纳里斯的助手那里得来的。

    与政府的作为相反，战争爆发前夕的南斯拉夫没有睡大觉。

    早在1940年10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党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式，以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使之在全国遍地开花，迅速扩展自己的活动，并明确指出了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号召人民不要存在幻想。党同时还意识到，要抓军队，从1940年冬起，党就在军从中物色人物，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战争爆发的前几天，铁托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的兹林斯基兵营活动，争取获得武器，武装工人。此外，南共还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谋求建立一个国内的统一阵线，他们与伊万·里巴尔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和其他独立的民主党派进行了接触。正是这些有组织的行动，使得南共在战争一开始，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越战越活跃，越战越强大。

    2. 全面抗战

    4月5日深夜，南斯拉夫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尔格莱德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街头，拥护这个条约。但是欢腾的人群还未散去，4月6日清晨，德国空军的飞机突然飞临城市上空，希特勒对南斯拉夫不宣而战。

    第一波机群飞过，南斯拉夫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战斗力就被消灭。下一个目标便是无限制地对着平民和公用设施狂轰滥炸，无论是民房、医院、学校、教堂……遇到什么炸什么。第二波在上午11点开始，全城再一次面临死神。猛烈的爆炸声中，贝尔格莱德市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到处是浓烟滚滚，一些人趁火打劫，肆意抢劫商店和民宅，贝尔格莱德动物园成了一片火海，野兽从笼子中窜出来，在大街上乱跑。整个城市乌烟瘴气。

    贝尔格莱德被炸的当天，《铁托传》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正在贝城，他目睹了这场浩劫，记述道：

    当进攻开始时，我和爱德华·卡德尔正在城里。我带着他穿过燃烧着的街道走向城外，到一个我们的支持者家里，想在那里为他找一个避难所……有个年长的妇女从某个地方跑过来，她披散着头发，脸吓得发白，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一直住在这里，离我们的学校很近。当她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里抱着什么东西，拼命吻它：

    “啊？米拉，我的女儿……”

    母亲哭喊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是茫然的。她抱的原来是她女儿的手臂，仅仅几分钟前，她的女儿被炸得粉碎。

    离那里不远，有一种放任的歌声，实际上是痛苦的尖叫声，一个脸上长着疙瘩的小姑娘和一个身体强壮的中年搬运工人拥抱着坐在炸毁一半的酒馆门槛上。当第一次轰炸开始时，他们就在这里避难，并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现在坐在门槛上，醉醺醺地尖叫着，第三次空袭警报拉响了也全然不顾。卡德尔和我从市中心逃出来。来到郊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尔格莱德在空袭中遭到的破坏之惨重，可列入欧洲城市的前几名。那天炸死了大约一万人，光是墓地安葬的就有三千多，大多数尸体被埋在瓦砾堆中。

    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南斯拉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政府在第一次冲击时就已逃离现场，最高司令部陷于瘫痪，南斯拉夫已没有一个保卫祖国的指挥中心了。

    战争开始的这一天，铁托在萨格勒布。他的住所位于城郊，那是他用斯拉夫科·巴比奇工程师的假名租住的。他从邻居那里得知德国人开始进攻了。邻居是从德国的广播中收到的。贝尔格莱德的电台一清早就断了音。

    一经获悉开战的消息，铁托立刻进城找同志们联系。他了解到人民群众要抵抗的决心。因此，他立刻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驻军的司令部去，请求该部发给工人武器，武装自卫，抵抗德军和乌斯塔沙 （克罗地 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二次大战前建立的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从克罗地亚赶走塞族和其他民族。大战期间成为与德意勾结的反动武装，残害南共游击队和平民百姓，其首领是安特·帕维利奇），驻军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并驱赶了他们。

    4月10日，德军坦克驶入萨格勒布，并一直往南，全境横扫南军。

    几天之后，西莫维奇政府投降了，国王彼得和政府放弃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4月15日，他们远走高飞，先往希腊，后去了中东，临走却没忘记从国家银行带走大量黄金，并留下旨意，派代表与德国人谈判，签署投降书。

    几周之内，意大利人占领了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匈牙利占领了巴奇卡平原；保加利亚取得了马其顿和部分塞尔维亚；德国人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克罗地亚由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建起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塞尔维亚由德国指定的奈迪奇将军建立的卖国政府执政。法西斯军队和卖国贼在南斯拉夫横行。

    国难深重，所有的旧政党都保持沉默，他们的领导人有的随同国王跑到国外了，留下的人或是在观望，或是叛变投敌。惟有铁托领导的党，在萨格勒布陷落的那一天，4月10日就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谴责侵略行径的宣言，并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由铁托任主席。接着4月底他们又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明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铁托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解释，他指出王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卖了祖国，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和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要取消过去的政府，而代之以人民的政府。这次会议为反侵略斗争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后，党的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传播出去，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打破了希特勒铁蹄下的一片沉寂。南斯拉夫是当时挺身而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惟一政党，也是赞成南斯拉夫统一的惟一政党。在万马齐喑的时刻，以她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铁托把党的决定从设在萨市的电台发往共产国际。当时南共有二座电台，一座设在萨市的一所别墅里，一座设在贝尔格莱德一所医院里。

    贝市的这座电台在4月6日的空袭中被炸毁。萨市的电台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科皮尼奇操作。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女人跟他一道扮作夫妻回国，电台就设在他家中，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科皮尼奇办事很机械，以共产国际大员自居，为人傲慢不逊，铁托不怎么喜欢他，但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他倒一直留在国内，担任一家最大企业的负责人。

    南共的宣言和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苏联需要的，他们此时生怕得罪希特勒。但同时，莫斯科对南共的所作所为又颇不在意，他们根本不相信南共能办什么大事。那些宣言之类的东西不过是种姿态，不会对苏德关系产生很大的危害。

    萨格勒布已成了德国人和乌斯塔沙的天下，他们对革命者的反抗镇压特别凶狠。南共在这里已很难呆下去。铁托已被乌斯塔沙的警察盯上了。这位穿着讲究的工程师巴比奇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同志们叫它“米老鼠”，是为了方便地下工作特意买的，警察不会怀疑有私车的人。但是当德国人进入萨市之后，他们要征用所有的机动车辆。铁托没有交出他的汽车。中央决定离开这里后，他把党的文件档案装在一只汽油桶里埋在地下，把他保管的一部分黄金藏在烟囱里，然后找了两个工匠为他盖了一座车房，门也用砖堵上，把“米老鼠”藏在里边。不料其中一个工匠将此事报告了乌斯塔沙。警察随后来到他的住所，幸好他外出未归。

    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事情不好，便派她的小儿子出去找铁托。孩子到处找人，最后在一个车站找到了铁托，铁托正好上车，他从车上认出了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孩子对他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必须转移了，最好是去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虽然城市遭到重创，破败不堪，但那里各种势力却相对较弱，王国政府跑了，傀儡奈迪奇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伪政权。人活动较为容易。当天晚上，铁托离开萨市前往贝尔格莱德，他拿着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上面用的是捷克斯科达工厂的代表，工程师斯拉夫科·科拉尔的名字。他和一个姑娘同行，每到一个关卡，便由这姑娘先上前过关，试探德国人是否换了新的通行证。就这样，他们一道道地过了关卡。结果很顺利地到了贝尔格莱德。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有两处住所，他在茹约维奇街住的时间较长，那是一位工程师斯韦塔的家，工程师家离德国占领军的军事长官家很近。

    为了安全起见，铁托在那所房子中建了个密室，当要打印文件时，就把百叶窗拉上，再扯起两层窗帘，蒙上一块毯子，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密室的入口与浴室相连，他把那个浴盆改装了一下，利用两根铁棒做滑轨，浴盆装在滑轨上，推开浴盆，一条通道一直通往屋顶下方，便于脱身。

    铁托在密室里藏了16枚手榴弹和两把左轮手枪，是应付紧急情况用的。

    斯韦塔还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一家人跟铁托相处很好，主人的小女儿叫铁托“米卡叔叔”。有一天斯韦塔的朋友博迪罗格要到家里来做客。他是党员，留在伪军宪兵队里当军官。让不让他来呢？斯韦塔回来征询铁托的意见。铁托说：“当然要他来，他是宪兵，能不能请他弄套军装来？我看这样会安全些。”斯韦塔把铁托的请求告诉了博迪罗格。博迪罗格起先不肯去弄那身“卖国贼的衣服”。斯韦塔告诉他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给一位党的负责人弄的，他这才去弄。

    博迪罗格在斯韦塔家住了几天，他和铁托住在一起，时常聊天。但他遵循地下工作的规矩，什么也不打听。战后，在一次集会上，他认出了铁托就是曾跟他住一起的“负责同志”。他责怪斯韦塔：“好啊，你当时根本不告诉我，他就是铁托！”斯韦塔其实也不知道铁托是谁，他说：“我的老兄，我当时又怎么会知道？”“那就是说现在站在台上的就是那位在你厨房削土豆皮的人了？我有时看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原来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翻过个啊？”

    党中央除了康查尔等同志仍留在萨格勒布外，大部分都在贝尔格莱德。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国的联络网。情况表明，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地区进展顺利。特别是门的内哥罗，在南斯拉夫军队溃散时，很多武器落到了起义者手里。同时铁托还抓紧与伊万·里巴尔等人联系，协调各方人士的关系，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统一阵线。此时的形势就好像柴火已经准备好，只等点火了。

    早在5月初，铁托就从一个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德国将进攻苏联。

    5月中旬，德军在巴尔干的军队调动频繁，逐渐向罗苏边界转移，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向一个流亡的白俄透露，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铁托得知消息后，5月底通过电台报告了季米特洛夫。遗憾的是未能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侵苏战争。南斯拉夫虽然早就着手准备起义，但毕竟碍于苏德关系，总有掣肘之感。

    今天，事已至此，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南共就更不会坐等观望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郊区一所房子里决定，立刻宣布起义。铁托亲自起草了一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

    火，已经点燃了。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6月23日，贝尔格莱德通向萨格勒布的铁路被破坏，继而，德国人的宣传品被烧毁、电线被割断，单个的德国兵在街上遭袭击，军车被毁。德国人的反应也异常坚决。在伪警察的帮助下，德国人开展了大搜捕，他们的惩罚手续极其简单，只要一经人指认，立刻就地枪杀。同时还实行了宵禁。

    南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城市里开展的抵抗运动虽然很活跃，但困难很多，成果有限，战争将是长期的，要真正夺取胜利，必须建立能长期打击敌人的基地。6月27日，中央又开会，决定建立最高统帅部——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成员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某些地区的军事首长。同时，中央军委宣告停止活动。政治局任命铁托为游击队总司令。

    7月4日，最高统帅部开会，会上大家都认为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斗争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内地，斗争将是全民的，而不应采取孤立主义路线，实际处于统一阵线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指定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吉拉斯在门的内哥罗，伏克曼诺维奇在波斯尼亚，还有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维奇等人分别在塞尔维亚东部、舒马迪亚等地组织游击队。而铁托自己则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他要在那里建立中央根据地。建立根据地实际上意味着否认旧政权。摧毁旧政权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军事的需要。

    1941年7月7日，比塞尔维亚西部的瓦列沃城附近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正在庆祝民间节日，警察在维持秩序。当警察看到游击队员拿着枪出现时，立刻朝他们射击。这时一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新闻记者在人群中猛地掏出左轮手枪，打死了两名警察，其他的警察都跑了。这一次袭击是游击队与德国人在塞尔维亚第一次公开交手。此后在南全境，游击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当门的内哥罗宣布与意大利合并后，自发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发给武器打击敌人。两天之内，整个境内除三个城市外，都成了游击队解放区，甚至意大利两个师都被游击队俘获，他们的装备得到大大的充实。

    在克罗地亚，虽然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搞的民族迫害特别残酷，但是他们遇到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强迫当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谁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消灭。有一个村子正面临着这种威胁的时候，一支游击队派人送了一封警告信给教区的传教士。教士读了信，吓得话也讲不出，加上天热，立刻中风倒地，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死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在城市里，游击队的骚扰弄得乌斯塔沙不得安宁，不是电话被切断，就是小队伍被袭击。

    但是德国人也在疯狂报复，在贝尔格莱德，他们进行了大搜捕，电台每天播送处死的人名，恐吓市民。街上他们竖了4座绞架，将绞死的4名游击队员吊在上面示众。

    中央委员兰科维奇的妻子已经被捕，他本人也险遭不测。

    那是7月底，兰科维奇等人策划炸掉敌人的电台。这天，他去与电台的工作人员秘密联系。不料此人是个叛徒，当兰科维奇前去与他会面时，预先埋伏的警察一跃而起将其击倒在地，逮捕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斯塔西尼奇的身份证，兰科维奇不肯招认身份证的主人是谁，也不肯招认自己是谁。警察始终没搞清抓到的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听那个电台工作人员说起一个不明来历的人想炸电台。审讯中，兰科维奇一言不发，警察便对他大打出手，最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他晕过去了，当晚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医院在市中心，由盖世太保和伪警察看守。恰巧，米特拉也拘留在这个医院里，她设法把她丈夫的情况写在一张字条里捎出去。

    铁托得知兰科维奇被捕的消息，立刻组织营救。营救计划制定出来后，他们组织了一个40人的营救队。

    第二天上午，营救队员身着便服，每3人一组，分别接近了医院。

    其中9个人押着一名戴着手铐的“犯人”径直朝医院里面走去。医院地形，早就由这里面一个医生画给他们看过。他们装成押送犯人的警探。

    在大门口没有遇到阻拦。但在走廊上，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游击队员当机立断，一枪将他打死，迅即冲进了兰科维奇的病房。兰科维奇并不知道营救的事，当他听到走廊里一声枪响之后，立刻反应过来。病房内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男护士和4名警卫。门被一脚踢开，5名突击队员举着手枪命令警卫举起手。这时兰科维奇早已从床上跳起，突击队弄清他就是要救的人时，两个人将他夹着带出了病房，其余人在后面警戒。他们没有从来路撤回，而是走到墙边，翻墙而过。街上两名盖世太保见到后，朝他们开火。两名突击队员负伤。其他人过来将盖世太保打死了。

    按计划墙外本应有辆摩托车接应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来。这时医院附近已是一片混乱。兰科维奇迅速脱掉了医院的长衫，解掉绷带，换上突击队员带来的衣服。这衣服他穿着太小，只好就近找了户熟悉人家重新打扮一番，这才上街，雇了辆车离开了。

    兰科维奇历险记在贝尔格莱德轰动一时，战后竟成了各类战争影片竞相模仿的题材。

    全国各地，斗争的形势每天都有新发展，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指挥着全国的起义，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公报。所谓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当时只有铁托一人留在一座孤独的别墅里。同志们都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了。外面的消息是留在贝市的兰科维奇等人传递来的。他在贝市卓有成效地组织了情报网。就是从这个简陋的统帅部里，铁托定期发布公报。

    第一期公报在8月10日发布，那上面有铁托以缩写名tt署名的文章 。

    公报是一张很小的传单，它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从这张小纸片中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正是从这份公报里，人们了解到，祖国大地上的反抗运动有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中心，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3. 乌日策

    贝尔格莱德在德寇占领下，作为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显然是不行的。

    铁托仔细考察了全国的地形，他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山峦起伏、森林密布的地区作为指挥基地。

    9月16日，铁托在一个东正教神甫和一个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的陪伴下离开了贝市。路上又同两个姑娘结伴同行。他们坐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后，就不能再走了。他们步行到恰恰克，再从恰恰克雇了辆马车到解放区去。几个钟头后见到了解放区的第一个岗哨。哨兵们对这一行人产生了怀疑，一个是衣冠楚楚的工程师巴比奇，一个是神甫，一个是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哨兵扣留了他们。铁托要求带他去见指挥官。在指挥部，人们认出了铁托，哨兵才知道抓错了人，连忙表示歉意。铁托却赞扬了他们。

    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等人早几天到的解放区。铁托到后，最高统帅部在斯托利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除了马其顿以外，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指挥员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大部分是从各自的解放区走路来的。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也坐火车来了，令铁托感到特别高兴。

    会开了好几天，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使许多分散的游击小队易于协调配合行动，决定在各个省建立总司令部。原总司令部改为最高司令部。

    二、各地要建立新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取代旧政权。

    四、游击队建制要扩大，要有相当于营以上的兵力，以便能与敌人同等部队遭遇时对抗，同时要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

    五、继续与切特尼克会谈，争取他们一致对敌。

    关于与切特尼克联系的事，在会议之前就已进行。所谓“切特尼克”，是塞族语，有带武器的人，或者绿林军的意思。这个词从反抗土耳其人的年代就有了。德国入侵南斯拉夫，30万南军迅速崩溃。但有部分塞族士兵在一些军官率领下进入了深山老林。他们有时出来骚扰一下敌人，也确实给德军造成了一些麻烦。这些人员中，最出名的要数陆军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是与南共游击队同时组建的，这时大约有5000人，而游击队大约有15000人。两个组织的人员很不同，参加切特尼克的都是一些胡子兵，拖家带口的，平时他们留在村子里，住在自己家里，不过时常集合进行操练，是个带有民兵性质的准军事组织。队伍总的说比较松散。有的部队开始时确实在打德国人，多数部队则在地方养精蓄锐。当外界获知在希特勒坦克碾压下的欧洲还存在着这样一支抵抗力量，人们无不为之鼓舞。铁托也想争取他们联合抗敌。

    9月19日，铁托在两名副手和15名游击队员陪同下，骑马亲赴米哈伊洛维奇的驻地。米哈伊洛维奇这个人是个爱虚荣、目光短浅、有点小聪明、喜欢玩弄阴谋诡计的人，是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但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却很好，铁托觉得他是“一个态度和蔼、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典型的正规军官。”米哈伊洛维奇则以为铁托是俄国人。对克罗地亚人，他肯定骨子里是痛恨的。会谈中，铁托提出将自己的部队交由米哈伊洛维奇指挥，联合抗敌。但他拒绝了，他强调德军还很强大，现阶段无须进攻，否则会遭致德军对塞尔维亚居民的大肆报复。实际上，这时切特尼克与英国人和流亡政府有联系，他宁肯静观，也不愿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