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铁托明显地感觉到了，这里没有南共的地位。
果然有一天，季米特洛夫问他：“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原来他是从南共的报告中感到南斯拉夫国内没有党的组织，而只有一个在维也纳的中央，同时，这个中央又不团结。这确是叫人瞧不起的。铁托回答他：“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维也纳的领导来判断我们党。我们国内，在基层存在党的组织，党员在尽其所能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收到了报告，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诉你，国内的党组织对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派人联络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国外去的人被捕后表现很差，由于他们的原因，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因此，国内组织对现居高位的领导无法信任。”铁托的话使季米特洛夫大吃一惊。他想到必须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是国际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提出了组成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问题。各国运动从孤军奋斗转到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路线上来，它给国际共运带来了新的活力。
不过，从筹备这次大会，到大会的召开，铁托也感觉到了这个机构内部存在的问题。
南共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本来是提名瓦尔特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可是，一天乔皮奇突然向代表团成员通报，共产国际对南共提名的候选人不满，认为这是对南共书记戈尔基奇的不信任 （其实戈尔基奇自己也 投票选瓦尔特）。而戈尔基奇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么，这也是对共产国际不信任。代表团不得已，只得表示，瓦尔特与戈尔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意改变提名。这事令铁托尤其难堪，其实他并没有任何背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共产国际是如何干涉一个党的内部事务的。
共产国际要求提名戈尔基奇可能是执委会书记、俄国人马努伊尔斯基建议的。他与铁托本人并无任何恩怨，只是他们不太熟悉。后来相处日久，他们之间关系才比较融洽。可是当时的铁托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而戈尔基奇声望要高一些。
戈尔基奇被提名也不过只当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其他的南共领导则一个也未进执委会，这反应出南共的地位，共产国际将南共当成一个弱小的党，它还没有资格进入执委会。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很少上街游逛，他的活动天地几乎限于马霍瓦伊街的办公室到卢克斯旅馆的路上。过去在国内难得有在莫斯科这样的条件看书学习。坐牢时，监狱中有时间却没有好书；出狱后即使能弄到书也没时间。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有了。他不想去参加党校的正规学习，认为自学可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铁托首先选学了经济和哲学，同时也对军事理论产生了兴趣。伏龙芝、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著作他都深感兴趣。铁托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在这段时期的学习中增进不少。为他后来领导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七大结束后，铁托随同代表团游历了苏联的部分地区。他们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看到了某些阴暗面。无疑这些事情给他的印象对他今后在南斯拉夫的做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起参观的还有3个南斯拉夫人。他们对所看到的现象感到失望，尤其是在集体农庄，看到那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还差，不能不使他们感到迷惑。但是铁托还是劝他们回去后不要谈这些事。他曾经回忆说：“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许多事情是错误的，我亲眼看见许多个人野心和排挤打击的事情。我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时注意到当他们想讲些什么的时候，互相轻撞胳臂示意，吞吞吐吐。当大清洗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莫斯科，但是甚至在1935年，逮捕还没有结束，而那些逮捕别人的人后来自己也被捕了，一夜之间，人就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逮捕甚至降临到季米特洛夫头上，他的姐夫伏尔科·契尔文科夫怕被逮捕，躲在自己家里逃避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在那时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情，只是原因还不像今天这样清楚，那时，我的革命职责是不予批评，不去帮助外国的宣传来攻击这个国家。这是惟一实现了革命的国家，在那里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也许会指责我缺乏勇气。不，我认为没有人会这么说，那时，我们许多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要损害国际共运的进一步发展。我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内部问题，它会逐渐澄清的……对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内心感到厌恶……”可以说，这就是铁托后来在南斯拉夫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的思想根源。
1935年5月，亚历山大国王被刺后，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选举，由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组成新一届政府。新政府对的迫害并未放松。从1935年底到1936年3月，它在国内逮捕了大约1000名人，党的各个省委几乎全体成员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都被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
斗争形势加剧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中央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乔皮奇等人在维也纳（后移到布拉格）开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戈尔基奇和铁托因在苏联，没有参加。会议的决议表明了，南共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没有真正的理解，它还在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共产国际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干预，废除了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改组南共中央，任命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定戈尔基奇为总书记，铁托为组织书记。新的中央决定派铁托回国，在国内为组建国内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并对国内党的工作负责。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铁托心里明白。要改造党，还有三项工作必须去做：第一，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应回国；第二，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指示；第三，必须摆脱外界在金钱上的援助。铁托把自己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想法跟季米特洛夫谈过。对第一点，季米特洛夫赞同铁托的建议，而马努伊尔斯基等人则只部分同意，结果就让南共政治局一半成员，以铁托为首回国工作，以总书记为首的另一半成员则留在巴黎。对第三个问题，季米特洛夫完全同意铁托的看法。铁托认为，党的领导必须与党员群众保持接触，如果从外界得到钱，从莫斯科拿津贴，只会使干部堕落。党得到这笔钱不是用来搞宣传，而是发工资，钱在上层就分掉了，工资还相当高，一个中央委员一月2000法郎。身居国外，拿着高薪，又不冒任何危险，这些钱成了党内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
铁托说：“没有一件事比从外面得到金钱更挫伤斗争锐气的。”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断绝外界资助，意味着南共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4. 清洗污秽
1936年深秋，铁托取道波兰回国。回国前他已经熟悉了党内派别斗争的那一套，因此，他不能不提防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他回国的护照是戈尔基奇给他准备的。戈尔基奇早就跟他有分歧，因此，铁托没有用这个护照，也没有按他指定的路线回国，而是自己另搞了一本护照，走了不同的道路回国的。后来，从戈尔基奇那里得到护照的其他同志在过南境时被捕了。
回到萨格勒布，党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整个克罗地亚地方委员会的一百五十多名委员全都被捕。铁托的重建工作不得不与从贝尔格莱德召来的同志商议，密洛凡·吉拉斯就这样被派到萨格勒布来与铁托接头。
吉拉斯回忆说：“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路上提防着警探的跟踪。我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瘦而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
吉拉斯感到，这位中央委员的相貌好熟悉，但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铁托问了吉拉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向他宣传了自己的组织纲领。为了避免过去那种建立组织——遭到破坏——重建组织——又遭破坏的结局，铁托指示，应该在工厂、车间、学校受到当局信任的人中选择党的干部。而不应该再在民主运动中知名的人士中培养干部了。党的干部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青年工作上，青年人与过去党内的派别较少有瓜葛。按照这条方针，在后来形成的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中，除了铁托本人外，其成员都是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人。
铁托要吉拉斯从贝尔格莱德挑选一名同志来领导青年工作。
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吉拉斯竭力回想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中央委员。终于他想起是见过这个人的一幅画像，对了，是莫沙·皮雅杰画的一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们同时坐牢时画的。皮雅杰曾告诉他，那个人叫约瑟夫·布罗兹。
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找到了兰科维奇，与他一起商定，派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洛拉·里巴尔去萨格勒布。洛拉·里巴尔后来成了最受铁托赏识的革命家之一。几天之后，吉拉斯带着洛拉·里巴尔来到萨格勒布。
吉拉斯对铁托提起画像的事：“同志，我早就见过你。”铁托一怔。吉拉斯继续说：“那是你坐监狱时，莫沙·皮雅杰给你画的一幅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
铁托笑着，挥了挥手，表示不要谈这些事了。他们一起讨论了组织塞尔维亚志愿军赴西班牙。当时，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愤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威胁已逼近了南斯拉夫，人民把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当做对法西斯威胁的回答。
组织大批人到西班牙去，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为了直接领导输送志愿军的工作，铁托在1937年曾多次到巴黎，这里是去西班牙的必经之地。
有一次从法国返回南斯拉夫的途中，他又一次险遭逮捕。这次是在德国：
离开巴黎之前，有人给他弄了个新的护照。由于太疲倦，他竟没有仔细看看这份护照，熟悉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上火车便打起瞌睡来了。当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后，希特勒的边防警察开始检查护照。一个警官拿过铁托递来的护照，问他叫什么名字，铁托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护照主人的名字。德国警察紧追不放，一再重复问他：“ihr name？（你的名字）”铁托一时语塞，干脆装起傻来，听不懂德语。磨了老半天，他终于想起来，那是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这才用捷克语问旁边的一位乘客：“警察要什么？……哦，我的名字……”就这样总算过了关。
组织志愿军的动员工作相当顺利。志愿军人数在不断增加。但这给输送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总书记戈尔基奇决定花70万法郎从马赛租一条船到南斯拉夫跑一趟，接运滞留在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一千多名志愿者直接去西班牙。戈尔基奇请管道工出身的阿道夫·穆克负责输送工作。这实际上是一次偷渡，可又一点没注意保密，在马赛，这条船的使命简直尽人皆知。
当“科西嘉”号抵门的内哥罗海域时，那一千多名偷渡者正等在海边的山上。夜幕降临时，船上发出了讯号，志愿军人员可以划小船登上远离海岸的大船。但是那晚的风浪太大，小船不敢远行，大船又不敢靠近，登船行动只好推迟一天。第二天，正准备按计划执行时，警察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大船停止向预定的地点前进。警察登上船来进行搜查。
阿道夫·穆克在船上，他扮成个法国水手。警察的出现把他吓呆了，他本来可以跳入水中逃脱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船上束手就擒。后来他出卖了策划这次行动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岸上的志愿军也被警察包围，多数人被捕。
共产国际要求南共中央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戈尔基奇在责难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内战中作出了很大牺牲，一干五百多名志愿军约有一半人战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伤，350人在共和军失败后被俘，关入集中营。后来他们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为二次大战中南共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军队的高级将领，4人成为4个集团军司令。铁托说，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军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
1937年夏天，设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让戈尔基奇去一趟莫斯科。这个时候正是苏联进行又一次肃反的。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尔基奇的一本小册子。随后又听说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兰妻子以间谍罪名被捕。几个月以后，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撤销南共总书记职务，由铁托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铁托因此转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捕，共产国际已觉察了他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向共产国际递送假情报，他的情报来源主要是从一个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那里赶制出来的，无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册子。戈尔基奇跟国内联系的都是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而在党内则妨碍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季米特洛夫还通知铁托，已任命他为临时总书记，南共中央委员会应全部更换。
铁托感觉到了，共产国际将问题看得很严重，南斯拉夫有被解散的危险。
铁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后，迫切希望回到国内领导工作，自从他去年8月离开国内后，还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去指导过工作，而国内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关押在狱中的党员中存在的派别活动等问题，加之国际形势，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临近，等等，都在等着解决。这个时候，恰逢《联共〈布〉党史》出版，铁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项新的任务——翻译这本书，翻译工作起先是由他和乔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编译小组进行的，可是，译完第一章后，乔皮奇和另一个人就被捕了，铁托不得不一个人译完这本书。翻译工作花去了他三个月的时间。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尔基奇被捕了，接着几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够找到的只有乔皮奇和一位塞尔维亚教师。莫斯科什么人都怀疑，铁托也曾在这里工作过，但那段时期他除了办公室和旅馆外，哪里也不去，有时间就看书，与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没有特殊的联系，正是这一点，没有招致莫斯科的怀疑。但是现在，他也差一点遭到别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员，宗派主义分子。在国内被警方逮捕后，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纠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边，跟莫沙·皮雅杰这样一批老革命家闹对立，给狱中的党组织制造分裂，并竭力将这种宗派活动扩散到狱外。他们的做法遭到了铁托的反对。铁托应召到莫斯科时，他出狱了。巴尔干书记处的一批保加利亚人设法将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国人，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在写东西揭露铁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说他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塞进了托洛茨基的私货。铁托闻讯后即去找巴尔干书记处的保加利亚人。
那些人说，米莱蒂奇已经向他们交了报告，他们将讨论这份报告，并允许铁托出席讨论。铁托气愤地说：“我当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况就变了。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已被捕，苏联内务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细，出卖了很多人，而警方则把他打扮成的英雄，更便于为警方效力。果然这次他又在内部陷害铁托，但是没有得逞，内务部连同他的报告一起收走了。铁托心满意足地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可他还一点不知情，显得很高兴。等铁托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他才吓得一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肯定知道，这人是他弄来的，在莫斯科，这将要牵扯他到什么程度。
这一切过去之后，铁托去见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国。他说，领导必须在国内，而不应在国外。季米特洛夫说：“什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经解散）。铁托深切感谢季米特洛夫对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没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护了他。
1938年初，铁托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了，不是去国内，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个加拿大护照，用的是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麦警察用英语询问铁托。铁托的英语并不好，刚开始学。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个加拿大人，便笑着对他说：“同志，下次用加拿大护照之前，要把英语先学好。”铁托也笑了起来，幸好这名警察是位社会民主党人。
到达巴黎后，铁托开展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改组中央。对改组，铁托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设在国内，这一条，他曾多次向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写信，阐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应由国内的同志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应由工人占多数 （国外的知识分子他只推荐乔皮奇和马斯拉里奇两人）。在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铁托对巴黎的原中央委员逐一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大多数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坚定地认为，党的领导工作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也为了便于公开活动，这些干部都应是与旧中央较少联系、在警察局还未挂号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是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里巴尔、拉德·康察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莫沙·皮雅杰等人。
在中央未迁回国内之前，铁托就已派人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已经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塞尔维亚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要城镇已建立了党组织，伏伊伏丁那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机关报 《无产者 报》也正在准备复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党组织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只遭到过两次破坏。而两次破坏都与米莱蒂奇的活动有关，这跟以前党组织不断建立、不断遭破坏已是大不相同了。
这时的欧洲，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由于南共在对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整个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运动正在热烈地开展，南共在国内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机构是团结的。表壮不如里壮，一个党，内部团结一致，坚强如钢，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铁托以后将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
1939年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铁托的汇报后，决定由南共领导发表一封致全体党员的信，向他们介绍领导班子最近发生的情况，号召全党同派别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党的团结。接着，3月和6月，南共召开了两次会议，进一步肃清了宗派主义的影响。
从此以后，党的力量得到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铁托任总书记之初，南共有6000名党员，一年时间，发展到12000名党员，人数翻了一番。
青年联盟在里巴尔的组织下，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党的最高领导层，除了铁托、皮雅杰几人外，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与昔日的派别斗争没有渊源，与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没有那种老于世故、工于心计的“成熟”，他们生气勃勃，与国内的斗争血肉相连。这个领导层对铁托有一种特殊的亲敬；他们都称他为“stari”（老者、年长者，相当于中文“×老”）。
1940年10月，南共五大在萨格勒布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05名。
这次会议是南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南共从此是一个巩固的、团结的政党，派别活动已经消灭。同时它既是一个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又是个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革命组织。这次会议不仅对全党，而且对全国人民准备好迎接行将发生的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顺利召开的事实本身也证实了南共已在内部清除了污秽。会议是在警察眼皮底下举行的，可是，开了几天会，又办了三周训练班，一连几十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党的领导人竟无一人被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幢房子，解放后改建成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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