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回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又被开除出党，这时越飞的震动比任何人都大。他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深感不平，如今又意识到自己病入膏盲，更觉痛苦。越飞预感到，革命的命运到了关键时期，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参加斗争。脱离斗争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他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这时托洛茨基已不住在克里姆林宫内，而是住在他的朋友别洛勃罗多夫家。别洛勃罗多夫名义上仍是内务人民委员，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发动工人与斯大林宗派小集团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往越飞家挂了电话，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自己接了电话，因为电话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不平常的东西——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稍后才感觉出来的。他要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一趟，但一些事情耽搁了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没能立即就去。在斗争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同志们不断地来到别洛勃罗多夫家，同托洛茨基商议各种紧迫问题。大约一两小时以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托洛茨基：
“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床头柜上有一包给您的东西。”
别洛勃罗多夫家日夜有几个带枪的反对派成员值班，托洛茨基在市内走动时，他们也陪同着他，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匆匆赶往越飞的家。他们按了门铃又敲了门，里面有人问了托洛茨基的名字，隔了一会儿才把门打开：
显然屋里在进行什么事。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安详地倒在血迹斑斑的枕头上。克格勃的一个姓万的头头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床头柜上没有纸包。托洛茨基要求立即把越飞给他的信交给他。万嘟哝着说，什么信也没有。几分钟以后，朋友们从各地纷纷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党机关的代表在反对派成员包围中显得十分孤立。一夜之中，有好几千人来到越飞的寓所，信件被掠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也在电讯中报道了这件事。要隐瞒这件事再也不可能了。最后，有人把信件的照相副本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为什么写给托洛茨基的信要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是一张照相副本，托洛茨基无法解释。
越飞试图用自己的死来最后为自己为之奋战了一生的事业作出贡献。他用他那只半小时后对着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的手写下了作为一个证人的最后证词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在自己的诀别信中所说的话：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同您共事几十年，有着十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使我有权在永诀时对您说一说我认为是您的错误的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您知道，我从 ‘不断革命’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同您一起度过了二十多 年。但是，我总是认为，您缺少列宁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决不让步的毅力，以及在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即使是孤军一人也决不后退的决心。从1905年以来，您一直是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我亲耳听列宁说过：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在临死时是不会说谎的，我现在仍然愿意对您再说一遍……然而，您常常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为的是达成一个被您过高估价的协议或妥协。这是错误的。……
越飞的葬礼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内举行，为的是不让莫斯科工人参加。
然而，仍然有将近10 000人参加了葬礼，并把葬礼变成了一次反对派的盛大示威游行。
此时，斯大林集团正在准备召开党代会，迫不及待地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
季诺维也夫及其一伙看出，这次会议是要使十月革命10周年时街头开始的动乱带上政治色彩；也懂得，斯大林官僚们眼中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梯队的反对派，而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反对派基本核心。于是他们就开始寄希望在15大期间同托洛茨基决裂的方式来赢得对手的好感，至少取得他们的原谅。他们没有估计到，政治上的第二次叛变，给他们带来的是毁灭。
15大决定将所有反对派统统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全部交由克格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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