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传

    1 莫斯科街头的混战

    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同年5月，任命托洛茨基为租借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是三个毫不相关的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下面的特殊考虑：使托洛茨基脱离党的工作，用繁重的公务缠住他，时时将他处于某种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他仍然开始埋头从事这三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工作。

    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器在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引起一阵复杂的幕后阴谋活动。他的实际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他所领导的部门几乎得不到必需的资金，工作人员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后来，他不得不要求免去他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研究单位的职务。至于那个租借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每一项特许都是由政治局直接作出的，所以并不总能给他们提供耍阴谋的机会。

    第15次党代会预定在1927年年底举行，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广大党员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处于极度恐怖之中，党员们还是渴望听到反对派的声音。要这么做，只有通过非法途径。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到处都在举行工人、干部和大学生的各种秘密集会，人数从20人、100人到200人不等，目的是要听一听某位反对派代表的讲话。

    有时，一天中托洛茨基要参加2～3次、甚至4次这样的集会。这些会议多在工人宿舍里进行。两个房间里全挤满了人，讲演者只能站在两间房子中间。

    人们往往就坐在地板上，有时，因为地方狭小，甚至站着谈话。格勃乌的人常常突然降临，要求立即停止举行这种集会。人们请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如果要破坏，就把他们轰出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这种集会，参加者达2万人以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反对派非常巧妙地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约有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多人只好站在大街上。行政当局企图阻挠大会进行，结果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顺便说一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三驾车”早在一年前就解体，他们俩先后参加了反对派的行列）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一份号召书，扬言要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各种会议。这份号召书只是一种掩饰，以便在格勃乌的指挥下，出动“工人战斗队”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斯大林想以流血方式解决这场冲突。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游行的组织者、纪念文章的作者和演说者，大多是在十月革命中站在街垒的那边的人，或者是干脆躲在家里，观望事态发展，直到革命取得稳固的胜利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当托洛茨基看了这些不要脸的食客们的文章 ，听了他们在广播中的演说，指控他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与其说痛心，不如说好笑。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有：“让我们向右开火——打击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执行列宁的遗训！”“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已被斯大林集团利用在同右翼斗争中，成了官方的正式信条。而在那一天，反对派的这些口号被夺去，撕碎，手持标语牌的人遭到专门组织的战斗队打手们的殴打。

    那些被雇来充当政府机关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志愿军都是莫斯科街头的歹徒，其中有些就是法西斯分子。有一个警察，假装鸣枪报警，公然朝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一枪。托洛茨基看见有人在用手枪给他指示目标。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跳到托洛茨基的汽车踏板上，一边嘴里骂着粗话，一面挥拳砸碎了托洛茨基的车玻璃。明眼人一望而知，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街头演出的这一幕，显然是一场热月政变的演习。

    2 越飞自杀

    11月6日，越飞自杀身亡。越飞是苏联驻日本大使，身患重病，虽经国外治疗，仍未见好转。党内危机使他十分痛苦，尤其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使他十分震惊。他有好几次要立即投入当前斗争。托洛茨基从他的健康着想，制止住他。越飞对于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点特别恼火。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用卑鄙的手段迫害很久以前就预见了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人。越飞对托洛茨基讲起了大约在1919年列宁同他关于不断革命的一次谈话。当时列宁对他说：

    “是的，托洛茨基是对的。”

    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托洛茨基竭力制止了他。托洛茨基能够事先想象得出，他们会掀起怎样卑鄙的狂澜来攻击他。越飞的身体日益衰弱。秋天，他被迫停止工作，接着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又提出要把他送往国外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