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传

    1 基辅—彼得堡—芬兰

    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 （即少数派）的联系是短暂的。他 赞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插曲，尽快同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实行联合，而另一些人则把代表大会的分裂作为走向机会主义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冲突。冲突围绕两点，即对待自由主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托洛茨基主张对自由派争夺群众的企图予以坚决回击，并一再坚持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联合起来。1904年9月，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他从4月开始就没有参加它的活动。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为了远避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几个月。慕尼黑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富艺术性的城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慕尼黑美术陈列馆和《朴实人》杂志，还深入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在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整个俄国南部席卷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骚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大学也沸腾了。俄日战争曾短暂地扼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又很快成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报界更敢于说话；恐怖行动更加加剧；自由派在觉醒，并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1904年11月，俄国许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请愿书。

    就在这时，1905年1月23日①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传到德国，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腾了。

    ①　1905 年1 月22　日（星期日），彼得堡大批工人在加邦牧师带领下，手执教会旗帜和沙皇肖像，来到冬宫前广场，向沙皇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游行队伍遭到军队镇压，工人及其妻儿死伤达数千人。近代史上称这一天为“流血的星期日”。

    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已经结束，后来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只能单枪匹马地干了。托洛茨基通过大学生们弄到一张护照，同妻子（她已于1904年秋再次来到这里）一起来到慕尼黑，然后又转到维也纳。此时大批流亡者纷纷准备回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流亡者筹款，弄护照，还要联系落脚点……请来一个化妆师，就在他家为托洛茨基化妆，因为俄国在国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

    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辅，以便安排住处和接上关系。他也于2月携带一张退职陆军准尉阿尔布佐夫护照来到基辅。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住处，起先他们在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律师那儿住了几天，后来转移到一个理工学院教授家，最后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寡妇那里。还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躲在一个眼科医院里，这是一个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医师所作的安排。护士并不知道缘由，很认真地替他洗眼，点 （无害 的）眼药水，还严格禁止他看书，怕他多用眼力，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从事双重的地下工作：背着她偷偷地起草论文和传单。

    当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它的四周发生过无数次搜捕，它仍然在宪兵鼻子底下活动了许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写的不少传单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不过较大篇幅的号召书之类他就交给他在基辅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 。克拉辛①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 高加索掌握着一家设备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厂。托洛茨基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他们把每份传单都印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地下印刷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① 克拉辛 （1870—1920）： 1903—1907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党中央战斗装备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驻美、法全权代表等。

    克拉辛给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几个在彼得堡的接头地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特肯斯家，命运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他和他的家人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正是坐落在后巴尔干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学校大楼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军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门卫的眼前来到主任医师的住所找他。军校下级人员对老医生很好，从来没人去告密，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个党员，在奥尔洛夫省搞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为神经过度紧张，一病不起。小儿子叶甫格拉夫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米亚被匪徒杀害。

    托洛茨基以一张名叫维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证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当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组织上他没参加任何派别，但实际上托洛茨基继续与克拉辛一起工作。他这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符合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所以他们才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仍然与孟什维克的彼得堡地方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也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因而就与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个绰号叫“戴金边眼镜的尼古拉”的叛徒出卖的。这个人也认识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参加五一森林集会被捕，他必须暂时隐蔽。于是托洛茨基在夏天来到芬兰。

    在芬兰得到喘息的机会，托洛茨基开始发奋投入文字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活动，搜集各种材料。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了他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时托洛茨基这样写道：

    俄国面临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政权将由领导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财的阶级和政党来掌握，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革命的舞台由无产阶级所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的行动使农民接受它的领导，这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早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以后，不能停留在民主主义纲领上，必须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力量内部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在同自由主义者争取农民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是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来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在芬兰的住处，四周丘陵环绕，苍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气晶莹清澈，一片秋日的气息。这种环境很难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断发展。9月末，托洛茨基迁往芬兰腹地，在一处湖边林地找到一家孤独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叫“劳哈”，在芬兰文里是“平静”的意思。因时值秋天旅游淡季，偌大一个旅馆几乎没什么人。四周一切真是“劳哈”（平静）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活的生灵，没有一点儿声息。他继续写东西和散步。晚上邮递员送来一卷彼得堡报纸。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这些报纸犹如窗外吹来的一阵狂风。

    罢工浪潮正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这宁静的旅馆里，翻阅报纸的沙沙声传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际，就好似雪崩的轰隆声。看来革命正全速发展。托洛茨基让旅馆领班结了账，请他雇了一辆马车，就离开了那“平静”，走向暴风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并在理工学院大礼堂做了讲演。

    十月罢工并不是按原计划展开的。它开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动，后来很快平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本来决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时展开一次决战。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兰避难地写东西。但一次本来已渐趋低落的罢工突然波及到铁路工人，于是它立即迅猛地发展开了。

    罢工从10月9日一开始就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且迅速从莫斯科扩张到全国。这种全国性总罢工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不过总的来说，十月总罢工还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转变为武装起义。可是没想到政权却惊恐万状，仓皇退却，于10月17日（公历30日）发表了立宪宣言。当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手中还保存有国家机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维特的说法，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胆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么说，革命终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胜利，毕竟统治阶级做出了众多的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