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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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乱岁月
    1. 时局很快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

    在1936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了。西蒙·波娃和萨特从心底里支持“人民阵线”,但拒绝了投票,他们只做一个旁观者。

    这年夏天,他们去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9月,回到巴黎后,很快就被西班牙内战吞没了,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内,它一直主导着他们的生活。

    人民开始以巨大的热情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从报上以及费尔南多等朋友传来的消息得知,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工人们冲击军械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农民拿起了谷仓里的老枪、散弹枪;新兵们拿起了棍棒,以代替稀缺的枪支;大量妇女走入了他们的行列,和男人一样渴望参战。西班牙的普通百姓,怀着十足的英雄主义,赤手空拳去阻止私有制、寺院和大企业勾结起来向他们发起的进攻。

    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史诗般的斗争!

    一次,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一个餐馆吃饭时,一个西班牙姑娘突然从她的桌旁站起,朗诵一首歌颂自由、歌颂祖国的诗篇。尽管他俩听不懂其中的词意,但那位姑娘的声音和表情十分动人肺腑。在场的人纷纷起立,高呼着:“西班牙共和国万岁!”所有的人都相信共和国会马上取得胜利,对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是坚信不疑。

    但是,与人们的热情相悖的是,法国的勃鲁姆政府以令人作呕的中立主义立场,拒绝让共和国得到法国武器。9月5日,由于守卫者弹尽粮绝,伊伦失陷了。马德里战役打响后,费尔南多不能再安心待在巴黎了,他决心去战斗。西蒙·波娃和萨特全力支持他的决定,去车站为他送行,送行的人中还有斯特芬和他的许多朋友。

    2. “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写进作品?”

    西蒙·波娃终于成了巴黎的教师,执教于莫里哀中学。于是,本来得到里昂师范学院预科班教职的萨特,便改为接受拉昂的一个职位了。西蒙·波娃每星期两次去诺尔火车站迎接从拉昂来的萨特。他们的新聚会地是“圆顶咖啡馆”,在那些由流放者、失败者、空想家和落伍者充斥的场合中,常常能看到丰富多彩、稀奇古怪的幻想作品,增添一些光怪陆离的生活乐趣。

    1937年初,西蒙·波娃因肺充血而平生第一次病倒了。有两天两夜,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地躺在特别护理病房里。在这以前,她总以为疾病、事故、不幸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现在,她也无可避免地成了“别人”了。可见任何一桩事情无论有多独特,它都可能发生到世上任何一个人头上来……

    萨特每天给她写信。他的小说《墙》在《新法兰西评论》7月号上发表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墙》用晦涩的语言描写了精神异化、变态和“不诚实”的生动形象。法国文坛元老纪德读完这篇小说后,给伽里玛出版社的总编辑波朗写了一纸短笺,称它为“杰作”。他写道:“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高兴的作品了。告诉我,这位新冒出来的让·保罗是什么人?当可寄厚望于他。”

    这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小博斯特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此后,萨特终于也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执教了。

    再也用不着火车旅行以相聚了。

    再也用不着在月台上徘徊以翘首了。

    他们搬进了一家旅馆,从此她有了吸烟室和书架,有了一张的确舒适的工作台。萨特住在她的上一层楼。他们享有合伙生活的一块地基了。

    妹妹“小娃娃”把西蒙·波娃的《精神的优势》打印了出来,这样,萨特就能把它同自己的最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一起交给帕兰。10月,伽里玛出版社决定出版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恶心》问世后,反响尤为热烈。又在波朗的敦促下编选一本短篇小说集。

    这是一段充满忙乱和爽快的时光。成功壮了萨特的胆。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圆顶咖啡屋”讨论她的写作,他突然激动地对她说:

    “为什么你不把你自己写进你的作品?你比所有这些叫勒内、利萨什么的家伙有趣得多。”

    她的热血猛地涌上脸颊。这天,天气很热,咖啡馆里嘈杂声声,烟雾腾腾。她感到仿佛有人往头上猛击了一掌。“我将永远不敢这样做。”她回答说。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写进一本书,暴露自我--不,她不能这么做,这观点实在令人惊恐。

    “鼓起你的勇气吧。”萨特对她说。

    她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萨特的话显然已经把她打动了。其实,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无所顾忌地藐视传统,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轮到用自己的个性的内容滋养文学时,又有什么值得可怕和犹疑的呢!

    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她不断回忆着萨特的建议。他使她鼓足勇气,思索她已经断断续续考虑了至少四年的题材。

    “我缺乏勇气,不敢直接潜入我所选择的题材的中心,不敢坦率地研究正当30岁的女性--我。其实,我间接地这么做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在技巧上还不成熟。我决心让女主角有‘根’。……于是,我打算根据我自己来塑造人物(我给她取我母亲的名字‘弗朗索瓦兹’),并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线索来讲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并不用她的口讲我真实的往事,对她的叙述,我再一次采用了从约翰·多斯·帕索斯那儿借鉴来的风格。我又拿起了曾在《精神的优势》中以尚塔尔为媒介来探索过的那个题材。我试图揭示少女们为获取名利而得心应手的那种欺骗伎俩。我给弗朗索瓦兹安排了一个朋友。我把她叫做伊丽莎白--她与扎扎没丝毫关联。我以自己的一个15岁的学生为原型描写她的外表特征:微灰的金发,紧身的黑衣使她看上去像个女妖。伊丽莎白以一种挑衅性的自信开始生活。这种自信使朋友弗朗索瓦兹觉得咄咄逼人。我又一次写一个异化人格的幻影似的侧面。……我不惜笔墨,勾画了弗朗索瓦兹与一个年轻的艺术史教师(他有点像埃尔博)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最后,与皮埃尔·拉布鲁瑟熟识,并发展了亲密的关系。伊丽莎白强烈地--但并非双向地--爱着哥哥,一开始,她嫉妒弗朗索瓦兹,后来,她自己也为弗朗索瓦兹的魅力所折服了”。

    西蒙·波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下了这本书的头一部分。其间,在法国人民阵线又支撑了几个月之后,终于随着社会党人从贝当政府中逐出而宣告崩溃。左派在遭到失败,法西斯则得寸进尺。在他们的家门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忙着征服西班牙。在纽伦堡,希特勒面对30万纳粹党员和100万左右的其他听众,发表了迄今最富侵略性的演说。随后,派军队进入了奥地利,完成了德奥合并。接着,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风暴仿佛在突然之间消散了。萨特认为“不能无限制地姑息希特勒”,而西蒙·波娃则说:“即使是最坏的不公正,也比战争好。”

    一缓下气来,她就马上投入了写作。在布里斯·帕兰和萨特的建议下,她删除了女主人公往事的部分,还把她与皮埃尔相遇并共同度过8年光阴的情节抛弃。这些故事都被放在背景中交代,故事就从一个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生活写起。她构思了粗线条的提纲:“三重奏”的开始,格扎维埃逐步达到理性的自我理解,弗朗索瓦兹由于初期的嫉妒,走向犯罪。她想卑鄙地介入皮埃尔和格扎维埃的关系之中,格扎维埃对她作了激烈的斥责,为了自卫,弗朗索瓦兹把她杀死了。

    这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萨特提出建议:为了强调弗朗索瓦兹重视自己与皮埃尔所建立的幸福,在第一章中让她为了皮埃尔放弃某些东西,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引进了热尔贝尔,并让弗朗索瓦兹为他的青春和魅力所吸引,目的只是为了写她抛弃这些。以后,当皮埃尔赢得格扎维埃的爱情时,弗朗索瓦兹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她谋杀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这种背叛。新加上的复杂故事使情节更紧地交织了起来。这样,就可以让伊丽莎白担当更准确的角色了。

    显而易见,这部小说是添上了谋杀案的他们俩自己的故事。皮埃尔就是萨特,弗朗索瓦兹则是西蒙·波娃自己,那个年轻姑娘格扎维埃就是奥尔加。在弗朗索瓦兹这个人物身上,她调动了她自己生活经历和情感,并经常站在弗朗索瓦兹的角度看问题。卓有才华、不从习俗和永不满足的弗朗索瓦兹之所以走上谋杀的道路,是她让皮埃尔在自己一生中占据了主要的和无上的位置的同时,以失去她自己的鲜明个性为代价。于是,当另外有人窃取了她的世界,侵犯了她的人格,并损伤了她的内在自我,她虽经过努力而这种努力落空了,为了打碎这种魔力,弗朗索瓦兹在最后的较量中铤而走险,偷偷打开了格扎维埃房内的煤气。以谋杀来消灭背叛,是故事发展到后来的惟一选择。

    她为自己终于着手写一本坚信不仅能写完而且能找到出版者的书而兴奋不已。当她一章一章往下写着的时候,萨特就是如此向她不断保证的。她又一次体验到那年秋天在贝尔雷潭边所产生的欢乐情绪。

    3. 想到战争的无常,她那颗善感的心弥漫着愁绪

    战争,终于爆发了。

    1939年的9月2日凌晨1点,英法向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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