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长时间以来，他就在探索一种方法--能够根据他所看到和接触到的物体来描述它们，并从这个描述过程中得出哲理。他急于了解胡塞尔的理论。他决定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研究。阿隆在信中建议，让萨特接替他成为1933-1934学年柏林法兰西学院的研究生。
3. 这回他第一次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1933-1934年度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院方通知已予接受，这就意味着萨特可以整整一年不教书，而去柏林从事哲学研究。
在法兰西学院，萨特生活得自由自在，同学之间充满友谊和真诚，这是他自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来还从未经历过的。不久，他还轻松地涉足了一件风流韵事。姑娘叫“玛丽”，是当地一位学者的妻子，笑起来很甜，还好幻想，有迷人的丰采。
1934年时，现象学是一场尝试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类与其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运动。现象学希望不是用解释或分析事物，而是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本原，并从这一限定的思想观点出发，对我们的存在感觉得出新的、更直觉的了解。现象学意味着还原，意味着悬置所有的判断，意味着试图用一种原始直觉去了解事物和观念。正如胡塞尔所云，它意味着认识到我们能够直觉地反映三四种事物，即便我们能够“想起”上千种。现象学想问问苏格拉底：“我们究竟确切地知道什么？”想问问康德：“知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
现象学全盘摒弃惟理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但现象学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摒弃，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唯心论。现象学尚未确立，它正在发展。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先驱。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由内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发现了一种可作为作家工具的、描述这种内在地探究现象和情绪的方法。萨特感到，胡塞尔在把主观性分离出纯粹意识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尔那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应读作“我疑故我在”。
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到巴黎过了10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玛丽”的存在。2月中旬，西蒙·波娃极想去一趟柏林，但萨特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显然，这伤害了西蒙·波娃。
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学校请假，她谎称自己精神崩溃，医生爽快地给了她两星期假。两星期内，萨特没有丢下她，带着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与“玛丽”见面了。会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静的。西蒙·波娃后来在《盛年》中略带夸张地说，她丝毫没有嫉妒的感觉，“然而，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可是，这件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就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她的50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让松却说，西蒙·波娃并非如她所说的那么不动声色，从萨特与卡米耶、与“玛丽”、与奥尔加、与“m”的关系史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懂得嫉妒。
4. 萨特试图建立“三重奏”关系
奥尔加，一个反动的白俄罗斯人的女儿，西蒙·波娃以前的学生。这位少女的活泼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没无常，使西蒙·波娃着迷，也使西蒙·波娃烦恼。奥尔加是“真实的”，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乐。当学生时，她暮气沉沉；退学后，她天天生活得热情洋溢。因为她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都想宠着她。
一年来，萨特已给奥尔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护理员了。开始，他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西蒙·波娃发现，她和萨特在一起时，萨特从不会这样去做。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对奥尔加越来越被萨特感兴趣并不在意，她宁可看到他去设法博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不是再次陷于意志消沉，更何况萨特显然不打算与奥尔加在上有任何体验。
然而，尽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现出一种体谅、理解与豁达，而在事实上她不无苦恼。在她意识到萨特已成了奥尔加的情人之后，在她意识到他们将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后，她觉得不能再满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见解和情趣，因为这些见解和情趣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她自己的相抵触。正如她以后告诉弗朗西斯·让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如果a和b一起度过某种生活，而b开始与c过同样的生活，a显然会觉得受到了排斥；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与b共同生活时的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遭到了破坏。”
这种试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三重奏”，最终因失谐而消失了。但这称“三重奏”的生活经历，却为西蒙·波娃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客》提供了主题，也为萨特日后创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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