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

    如前所述，歌德回到魏玛后，老朋友失去了，新朋友还没结交上，感到非常孤独，惟有妻儿做伴，给他不少安慰。

    但是，歌德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朋友，而且是生死之交。他就是席勒。

    歌德同席勒结交，走了很长一段路。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比歌德小10岁，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少年席勒进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卡尔学校”。席勒站在队列里欢迎他们。两年后，就是这个席勒写出了剧本《强盗》，它在曼海姆上演后，作者一鸣惊人。再过两年，他的又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轰动了德国剧坛。就在歌德第二次在罗马逗留时，席勒于1787年7月21日来到了魏玛。歌德回到魏玛以后，两位诗人在时隔8年多以后，才于178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第一次见面了。

    席勒后来写信给寇尔纳谈到这次会见时对歌德的印象：“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大大地冲淡了人们灌输给我的有关这位迷人而又漂亮的、那些提高了的看法。歌德中等身材，步态和动作都显得拘泥，面孔上看上去也挺古板。只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人们感到非常和善……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任何一点拘束。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所有的人因为都想和他接近而相互妒嫉，结果弄得我没能长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谈话所涉及的也只是最一般性的题目。……我觉得，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们已经注定不会再在途中相遇……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他对周围一切的看法明显地和我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时间就会证明：这一切都会发生。”①

    ①转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歌德传》第309页。

    席勒还写道：“歌德这个人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常常使我联想到，我的一生是多么坎坷。命运之神助他青云直上，而我直到此时此刻还得拼搏！我失去的一切已经无法弥补。”

    席勒对这次在伦格费尔德家与歌德会见大失所望。

    歌德对席勒著文批评他的《哀格蒙特》也感到不快。

    席勒这时住在鲁道尔施塔特，离歌德住处近在咫尺，但是两人交往不多。

    席勒逃出符腾堡似后，一直到处流浪。整整10年，一直过着漂泊不定、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也是接近“而立之年”的人了。他希望过着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这时他正在和伦格费尔德家两姊妹相好。后来姐姐为了妹妹的幸福，主动退了出来。1790年2月22日席勒与夏洛特·封·伦格费尔德结了婚。婚礼没有讲排场。

    席勒在魏玛没有工作，一直靠写稿的稿费度日。他去找歌德帮忙。经歌德大力推荐，他才在耶拿大学谋得一个教授职位。但是没有薪金，只能收取到学生交的听课费。

    从1789年1月1日起，席勒正式成为耶拿大学客座历史教授。他这位著名剧作家任教的消息引起了轰动。5月26日席勒首次讲授历史哲学的绪论，去听课的学生有480人，超过了当时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原定的教室装不下，不得不临时换一个大教室。

    但是，在学生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对《强盗》的作者的兴趣减少了。他的听众只剩下三四十人。他备课、讲课，花出了不少的时间。他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左右，他不得不向魏玛公爵申请津贴。公爵只给他每年200塔勒的赠金，这还不到一个舞女所得的零头。当时普鲁士国王给一个意大利舞女的年金就达到12000塔勒之巨。可怜的席勒由于每天积劳成疾，1791年病倒了。他得的是肺痨。他不能再教课了。正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幸亏丹麦王储解囊相助，连续3年每年给他1000塔勒的援助，让他补养身体。这才救了他一命。

    席勒作为回报，他给丹麦王储寄去了美学通信，由于王宫失火，这6封信被毁。席勒后来根据底稿整理而成《美学教育书简》（1795）出版。

    当时的历史学范围极广，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的历史。席勒研究历史是有成就的。他的《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都是富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历史巨著。同时他研究康德哲学。他深受康德的道德哲学和艺术哲学的影响，但是他也不完全同意康德的观点。席勒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把艺术看作是一个“玩乐和欣赏的快乐王国”，

    “由贫困国家到自由王国之路要经过美的形象王国”。这位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的自由战士却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得出了奇怪的结论：不是革命，而是美学教育才会带来真正的政治自由。

    席勒和歌德一样，起初都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及出现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他们被吓倒了。

    不过，席勒接受了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授予他的法国公民的称号。6年后他得到证书时对卡姆贝说：“他们授予我法国公民的称号。这份荣誉主要应归功于我的信仰。我的信仰衷心接受了法国的口号。”

    1792年至1793年歌德正在随军征法和美因茨。

    歌德和席勒除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收入等客观情况有明显不同以外，他们在思想方式、创作方法、文学风格、政治态度、个人性格都有很大的区别。歌德在1817年写的《我与席勒的初次结识》一文和以后他同爱克曼多次谈话，都揭示了他们二人的不同之处。

    概括地说，歌德研究自然科学，讲求具体实际，席勒醉心于哲学思辨，耽于言想；歌德注重描述现实，风格幽默，席勒追求某种理想，充满狂热；歌德好刻画一些卑微的人物，席勒喜欢塑造悲剧形象；歌德不关注法国政局，崇拜拿破仑，席勒反对法军入侵，要捍卫祖国。在日常生活方面，歌德衣着朴素，不戴假发，喜爱宁静和大自然，爱好运动，早睡早起，从不开夜车，字迹工整；而席勒讲究服饰，讲究排场，不接触自然，爱好哲学和历史，创作题材多来自书本，从不运动，夜间失眠，抽烟喝酒，饮食不正常，肺病缠身，抽屉里放着烂苹果，爱闻这种歌德称之为“有毒的气味”。

    1. 他俩交上了朋友

    这两位思想和性格各异、生活习惯大不相同的人怎么会交上朋友，而且成为生死之交呢？

    这带有一点偶然性。

    1794年夏初，席勒刚从自己家乡返回耶拿。他在6月13日写信邀请歌德参加合办《时代女神》刊物的工作。

    同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歌德和席勒都不约而同地去耶拿参加了一次自然科学研究报告会。会后歌德陪席勒回住处。两人边走边谈，歌德向席勒解释了他的植物变形学的理论。席勒听完后却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一种理念。”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歌德善于应对。他说：“我有理念，但我不知道它，却又能用眼睛看到，这倒使我十分高兴！”席勒也不想同歌德的关系弄僵。他反问一句：“难道会存在一种与理念相适应的经验？因为理念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在这第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承认，“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惊人的一致。

    就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这封信既剖析了自己，也剖析了歌德的思想和性格，歌德感到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作出过正确的评价。只见席勒在信上写道：

    “如果您是个希腊人，哪怕生下来只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从婴儿时代起，秀丽的大自然和理想化的艺术就已经把您包围起来，那么您的道路就会无限地便捷，也许这条道路完全成了多余的……但是您是个德国人，您的希腊精神在固守传统的北方人看来是一种多余，因此，您只能要么把自己变成一个北方艺术家，要么通过思考力的帮助来补偿因现实条件而想像力有所不足的那一部分，而这就等于从内部，通过合理的途径创造出一个希腊。……这样一来，您就不得不再去做一件工作，因为只要您从观察转向抽象，您就不得不倒过头来把概念转为直觉，把思想转为感情，因为天才只有通过直觉和感情才能表现自己。”

    席勒就这样粗线条地描绘出歌德的精神道路。歌德看过信后，非常钦佩席勒的洞察力。

    席勒在信里问歌德可否在他主编的《时代女神》上发表《威廉·迈斯特》，歌德立即首肯。他写信给席勒说：“在这一周里有我的生日，而对于我的生日来说，没有任何礼物能比您的来信使我更感快慰的了，您在信中用友好的手把我整个身心都吸引了去；您参与积极热忱地使用我的力量，这使我深受鼓舞。”①

    ①以上引文参看格尔茨著《歌德传》108-109页，商务出版社出版，1982年。

    然后应歌德盛情邀请，席勒到歌德府上商谈合作问题。经过了14天的讨论，双方弥合了分歧，拟定了一个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计划包括：创建《时代女神》刊物，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登载文学作品、组织作家队伍、培养后代新人的阵地和场所。两人约定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通信。

    从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始了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的新时代。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这个“世界的角落”，弹丸之邦的魏玛，成了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

    《时代女神》创刊于1795年5月。歌德的《罗马哀歌》、《文学上的无短裤党》，席勒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都发表在第一期上。令人遗憾的是，歌德的诗文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罗马悲歌》甚至遭到非议，赫尔德尔建议不要再版。不管怎样，歌德锁在抽屉里多年的文稿有了发表的机会。

    同时在刊物上撰稿的还有费希特、洪堡、施勒格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德国伟大的文化名人。

    歌德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占据一块较大的领土，一只手抵挡住敌人，另一只手传播我们的思想，远及大自然允许我们到达的地方。”

    歌德愤世嫉俗，早就想对德国的鄙陋状态、德国文艺界的昏庸和愚昧发起进攻和回击。因为他辛辛苦苦写出的8卷本《歌德著作集》印了4000册，订购者寥寥，仅售出了626册，这使歌德大为感慨。

    就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他写信给席勒，建议采用古罗马诗人玛迪亚利斯·瓦勒里乌斯（约40—102年）用的二行诗体《赠辞》。这种诗体适合于警句、格言、讽刺、训诫。两天后，歌德就把试作的12首这样的讽刺短诗寄给了席勒。席勒随即复信赞成。于是，两个诗人你一首、我一首，有时甚至两人讨论，共同创作，分不出是谁作的。

    老年歌德后来回忆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个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两行诗是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两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做头一句，我做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①

    ①1828年12月16日与爱克曼谈话。引自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在1796年的《诗神年鉴》上，他们总共发表了414首《赠辞》。因此，1796年被称为“赠辞年②”。

    ②1796年6月27日抄本为676首。1893年埃里希·施密特和伯恩哈德·苏芳增补178首，总数为926首。

    为了把这内容上互不连贯的二行诗串连起来，席勒煞费苦心，设想一个旅行家去参加莱比锡书刊博览会，遇到许许多多作家，见到各种各样杂志，来到德国许多江河之畔，最后去了地狱。全部以两次在幽冥世界的谈话而结束。

    席勒的好友寇尔纳回忆席勒与歌德共同创作《赠辞》时的情形，说他们俩作出几首《赠辞》后就高兴地说：“今天又够市侩们恼火的了！”

    他们的某些《赠辞》确实像匕首，似投枪，简短有力地刺向论敌的

    胸膛。例如有一首讽刺那位写过《少年维特之喜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古莱（第184首）：

    尼古莱仍在旅行，他将还要走漫长的路程。

    但是他永远找不到通向理智王国的道路。

    此外，还有歌德以前的朋友也得到了《赠辞》，例如作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哈特竟得到70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