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当泰戈尔回到印度以后，他发觉印度全国正处于不合作运动之中。

    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印度的自治。

    不合作运动包含的内容包括印度人不应在英国驻印政府中任职，不应接受英国授予的荣誉官职与官爵，不应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读书。而且假如英国驻印政府不让步，印度人民还要拒绝纳税。此外，还号召人们抵制英货。

    当不合作运动的浪潮汹涌全国之际，印度各个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一些邦的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全印度充溢着不满的情绪。目睹不合作运动的景况，泰戈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赞成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获得自治，但是面对运动中带来的苦难，他的内心非常忧虑。当他看到在焚毁外国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绪激昂的人群，他感到这番举止过于冲动；当他目睹学生们离开官办学校，丢弃了学业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时，他分外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不能接受放弃先进的机器，却崇拜手工纺纱的论调。

    由于深感不合作运动中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发表了题为《文化之汇合》的公开演讲。他赞扬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认为那种精神不是出于蛮力，而是源自勇敢、坚忍和客观面对现实的能力。他认为，印度与西方应当在知识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他的讲演招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当时孟加拉的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为了回答泰戈尔的讲演，撰写了《文化之对立》一文。泰戈尔还在加尔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为《真理的呼声》的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群众的盲从将导致自由名义下的灵魂的真正不自由。为此，甘地专门著文反驳，认为诗人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

    不久，甘地亲自来到加尔各答，在泰戈尔家中同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见解不同并未动摇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在两人单独会谈之时，支持甘地的群众聚集在泰戈尔的住宅外面，狂热的人们从附近商店弄来的一捆捆外国布匹，然后置于露天的院子里焚烧，以表示对泰戈尔的不满。因此，当甘地强调整个不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则之上时，泰戈尔反问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什么？他们从商店里抱来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里焚烧，就像狂热的教徒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么？”

    泰戈尔一向尊敬甘地的个人品质，于是他放弃了与甘地及其追随者进行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争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从加尔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这个自己喜爱的孤寂之方，退居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执。回到和平之乡的他在孤独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个微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边游戏着的孩子们的天地里，在那儿，我和你在一起。”

    于是，他继续拿起笔来，创作出一系列优美的儿童诗，并于第二年以《小湿婆天》为题出版。其中的诗歌对儿童内心的引人入胜的探索和优美、活泼的抒情格调，不由使人回想起他20年前所创作的《新月集》。

    诗人曾在写给甥女的信中提起，之所以写这些诗，是为使因成年人的责任变得疲惫的身心得以解脱和休憩。他盼望自己能像孩童一样，在世界这个广大的游戏乐园中愉悦忘情地嬉戏。

    《小湿婆天》这首诗是最能体现这部诗集特色的作品，这是献给一个永恒神圣的孩子——湿婆的赞歌。诗篇文笔优美，富于哲理，现引录如下：

    呵，我的孩子，我的小湿婆天，

    忘我的，

    在你狂舞的每一步伐中万物动摇而崩陷，

    你聚敛的东西都散掷了，

    一阵破坏的旋风，

    把你踩碎的玩具的屑片扬到空中。

    从荒凉到荒凉

    你的世界得到它的解脱；

    你的游戏的泉水永远流穿你的玩具的裂缝；

    在缺陷中欢乐，

    你用零件建造出你的创作，

    紧接着只为一个任性又把它忘掉；

    以天空为你的衣袍，

    你从身上抛掉了一切的衣服。

    在你身中隐藏着财富

    你住在一个完全没有耻辱、卖弄和自私的世界里，在永不会使你困穷的贫乏中，

    尘埃也不会玷污你的纯洁，

    你自己舞蹈的飞掠

    永远把自己拂拭得雪白。

    呵，湿婆天，这婴孩，

    你认我为你的情人，

    你的舞蹈的生徒，

    请教我以不羁的智慧，

    和破坏玩具的游戏，

    教我怎样引导我的步伐

    来应赴你的脚拍，

    怎样撕裂我们织成的网束来自由地活动。

    作品流露出诗人那对童真和随心所欲的游戏的渴望之情。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正式成立了。这是泰戈尔多年来教育梦想的实现，亦是他从青年时代就艰辛创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晶。早在1916年，泰戈尔出访日本和美国时，他就对将来桑地尼克坦学校发展的宗旨有了明晰的构想。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学校拓展成一所国际型的学校，既向别国人民奉献印度最优秀的文化，同时也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粹。和平之院的口号就是：让全世界成为一家。早在1912年12月在桑地尼克坦召开的一个专门座谈会上，泰戈尔即提出了这一设想并加以阐述。他在多次演讲和多篇文章中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教派应当团结起来。应该创办一所机构以便让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的人们汇集在一起。在国际大学中，有泰戈尔从其他国家请来的客籍教师，他们都是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且他在印度率先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系。泰戈尔希望和平之院不去摹仿欧美的名牌大学，而是广采它们的长处，然后按照自身情况加以综合利用。泰戈尔为使理想变为现实，不惜把自己桑地尼克坦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通过一个信托公司交付给和平之院，并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和以往所创作的孟加拉文著作的出版权，以为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全部慷慨地献给了国际大学。

    尽管泰戈尔为着和平之院的工作而忙碌不已，但他仍然关注和思虑着自己祖国的政局。在1921年底到1923年初，因为不合作运动的狂澜已越来越猛烈，所以当时的印度政治形势相当严峻，除了甘地以外，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差不多都已被捕，有3万名政治犯入狱。作为关心祖国前途的印度子民，泰戈尔思绪万千，于是将自己心中的想法，通过一个象征性的戏剧《摩克多塔拉》戏剧性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