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坚持认为，即便是为着合理的爱国的目的，也不应采取过激的暴力主义与恐怖主义。因为为镇压暴力需要倚仗暴力，而为平息仇恨会导致更多的仇恨，他痛恨以刀斧去开启野蛮之锁，于是公开表示反对暴力。因此，诗人与爱国者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尽管如此，对遭到英国政府镇压的勇敢青年们经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泰戈尔绝不会无动于衷，置之不管。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他，在自己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仍旧想尽了方法力图营救被捕的爱国志士。不过，与革命者们主张的不同使他的心情紧张而且烦闷，以至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身心的疲乏增添了他的重负，而他最宠爱的大女儿贝拉又于当年5月不幸病重而亡，更使他的情绪极其低落。巨大的痛苦又促使他拿起心爱的笔继续进行创作。
虽然教育和政治活动使得泰戈尔十分忙碌，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孟加拉文作品——故事诗集《难获之物》。
以诗文写就的故事《难获之物》，以朴素、自由又坦率的诗风和起伏跌宕的情节引人入胜。故事尽是生活中的悲剧，主人公多与拘束在闺阁中的女子相关。
一个婚后任劳任怨20余年，却不幸未及中年就病重的临终妇女的独白，构成了《解脱》的内容，此外还有一则打动人心的故事《欺骗》：
23岁时就身染绝症的妻子，听从医生易地休养的建议，与丈夫一同外出旅游。常年累月身系闺阁的她，在途中的一个车站上，为搬运工人妻子讲述的悲惨际遇所打动，请求自己的丈夫赠给那女人25个卢比。丈夫答应了，然而实际上他只给了两卢比。两月之后，妻子弥留之际，为丈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是曾为满足她的请求，慷慨地赠钱给那陌生的女子的事，十分感激他。妻子去世了，丈夫的良心却极为不安，于是归途之中，他又来到了那个车站，想弥补这个过错，却发现搬运工人的妻子早已无处可寻。他只有带着心上永久的遗憾离开了那里。
1919年3月，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通过了所谓的“维持治安法案”，即臭名远扬的“罗拉特法案”，它规定政府拥有不经起诉即可逮捕人的权力，还规定警察有权制止公众集会。法案的颁布引起了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抗议之声。阿姆利则群众集会、示威与罢工此伏彼起。4月13日，正当群众在查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之际，军队向两万名手无寸铁的参加者开枪射击达10分钟之久，人们无处逃生。大屠杀中死亡1000多人，受伤2000余人。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殖民当局严格禁止新闻报道，妄图掩盖事实真相。几周之后，惨案的消息才得以传出。泰戈尔惊悉之后，万分不安，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赶到加尔各答，希望能约请各界人士举行抗议集会。然而，人们慑于新颁布的“罗拉特法案”的威胁，无人敢起来响应。万般无奈的他毅然单独采取了行动。
1919年5月29日深夜，他事前未向任何人透露，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告诉，就写信给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声明放弃英国政府于1911年授予他的爵位。信中沉痛而恳切地写道：
……我为我的国家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自己把这一切结果全部承担起来，把数百万吓得目瞪口呆的同胞的抗议表达出来。已经是时候了，荣誉奖章使所受的屈辱摆在一起就会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此，我要去掉一切特殊荣誉，站在我的同胞一边。他们据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应该接受那种同人类这个称呼不相称的待遇。由于上述理由，我不得不遗憾地请求阁下取消我的爵士称号……
这封信于几天之后得以发表。泰戈尔在当时高压政策下的这一英勇举动给了同胞们极大的精神鼓励与声援，并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在英国统治者看来，这种行为不能原谅，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个人敢于拒绝英王陛下所授予的荣誉称号，故而英国官方感到极其愤慨。
为了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泰戈尔本来打算1919年前往日本和美国以期筹款，后来未能成行。于是他开始在祖国各地旅行：先在南印度广泛游历，并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宣讲他的教育理想；随后他又前往印度西部漫游，而且曾在阿赫姆巴德担任古甲拉特文学大会的主席；并且他还在他新建的别墅里，与圣雄甘地会见，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
1919年6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①作为和平运动领导者，认为泰戈尔是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于是便寄信给诗人，邀请他在《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这一宣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曼·罗兰代表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起草的，旨在号召各国的知识界人士团结起来，为着消除各种形式的偏见而努力，并呼吁世界各国知名人士签名。一向坚持为保卫和平与自由而大声疾呼的泰戈尔，在这份宣言书上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①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杰出作家，著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作品，1915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1919年泰戈尔创作了孟加拉文的《小品文》，这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作品均以散文体裁写就，然而因为出自诗人之手，便充盈了优美的诗意。不过文章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描绘式的，有的则侧重叙事；有些表达了哲理，有的则偏于讽刺，其间更有回忆性的美文。
小品《鹦鹉的故事》别具一格，它借鸟喻人，揭露了呆板教育制度对学生的伤害：生性喜欢唱歌和游戏的鹦鹉，被大臣们关进鸟笼，不给水和米，只给它从书中撕下的成堆的纸片。可怜的鸟儿最终郁郁而死，肚子里盛满了糜烂的纸片。这篇讽刺的小品文实在写得精彩，它栩栩如生地传达出作者尊重儿童天性的心声。另一篇《马儿的灾难》亦是意蕴深长：陷入自私泥淖的人类想让所有的生物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神明警告人类释放马儿，威胁说不然就要赋予马儿以老虎般的牙齿和爪子。
人则依靠雄辩说服了梵天，而且声明是为着那些马儿自身的利益，人类才不得已发明了棍子。这则故事实际上也是通过对马儿考验的描述，揭示出对人的考验。除此之外，《老人的幽灵》则讽刺那些骑在现代的肩膀上，却一味迷恋往昔，并对于民族文明的变化生出无可名状的恐惧的人们。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肖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他还为结交了新的友人感到兴奋。虽然在英国泰戈尔并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而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的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亦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返回伦敦后，他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泰戈尔受到的接待与反响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热情的赞扬，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也有激烈的反宣传，有些报纸指责他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什利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与渴望已久的罗曼·罗兰会晤，并应约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作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当他在卢塞思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科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他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与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人民对他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十四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
之后，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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