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学术界常常喜欢用“哥本哈根精神”这个词。在哥本哈根大学，有个以厄尔斯·博亚博士为所长的理论物理研究室。世界各国都有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慕博亚博士之名来到这里。日本的学者在那里学习的也不少，仁科先生在哥本哈根待的时间很长。
哥本哈根的精神是什么，一句话还难以概括。这种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宽容精神。一直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秀树，对哥本哈根精神的宽容性最感兴趣。同时，他也被仁科先生吸引住了。特别不善于交际的秀树，对仁科先生却什么都愿意说。他在父亲的身上没有发现的“慈父”的身影，在仁科先生身上发现了。
秀树那颗孤独的、闭锁的心，开始被仁科先生打开了。
3. 初见未婚妻
1931年 （昭和六年）秋，一个晴朗的日子。命运之神借当时京都大 学书记官——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岸兴祥之手，向秀树传递婚姻的信息。
那是一桩出乎意料的婚事。
在这之前，也有过一两次提亲，但还在秀树知道之前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对于秀树来说，岸先生的提亲对他是第一次提及婚事，也是最后一次说亲。
对方是家住大阪今桥三丁目的胃肠科医院汤川院长的女儿。汤川家的老家也是纪州，父母一听就感到亲切。当然对于当事人秀树来说，所关心的当然是姑娘本人的情况。
暗自以独身主义为信条的秀树，这时也关心起这门婚事，其原因多半是出于好奇。到了婚期的男子，有人给提亲，至少不会伤害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虚荣心的。
对婚事的关心——不管它是多么薄弱，总之一开始就存在于秀树的心里。不久，这种关心变得强烈起来，因为秀树看到了女方的照片。
照片刊登在某一妇女杂志的照相版的一页上，是站着的姿势。她那长长的衣摆，看上去很沉重的样子。她像个大家闺秀，表情文雅，眉清目秀。
照片的主人就是汤川澄子，不久将满23岁。
结婚之后，澄子常常说：
“秀树君，擅自先看我的照片，真狡猾。”
看到照片，秀树心动了。
此后不久，对方送来了正式相亲的照片。母亲看了很中意。她说：
“看样子挺聪明的。”
秀树也得送一张照片过去。母亲看看他的光头说：“头发不留起来可不行哟。”但是，头发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蓄起来的。只好长到一半就去照相。头发直直地立着，无法向左右分开。穿不惯的西服，也觉得十分别扭。照片照出来，实在不像样子。结婚以后很久，澄子还在开玩笑说：“那个时候的秀树君，真是阴郁而寒酸啊。”不仅是照片，秀树给妻子的第一印象，也决不是上乘的。相亲的日子终于到了，地点在大阪旅社——一幢在高丽桥头的小小的色调和谐的建筑。汤川澄子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我在那天早上，想不在发饰上用花。那时节，妇女时兴往脑后挽一个发结，姑娘则在旁边插一个绢花的发簪。
这时姐姐伸子过来说：
为什么今天不插绢花发簪？今天才应该大大地花俏一番。这个粉红色的蔷薇花最好看了，就插这一朵吧。
我说道：
“是吗？那样以长相的美丑来品评一个人，我讨厌。如果这样，我若是得了一场病瘦弱了，那还不讨厌我，把我甩掉吗？”
姐姐突然大笑道：
只有阿澄才这么想。哪有这种事，快插上。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便把绢花插上了。我外穿一件用黑色和茶色为底色，肩上有线轴图案的短外褂。
父亲玄洋、母亲阿道、姐姐伸子和我一道，出了内淡路町，沿着横掘川，过了第三道桥，就到了大阪旅社。当时已继承父业，当上了胃肠医院的院长蜻洋决定从医院直接去旅社。
我们刚到不久，小川的父亲就大声说着话，愉快地进来了。
呀，我迟到了。
这一句话，使大家的紧张感消失了。紧随其后进来的是灰白的前发、后部突出很多的大束发、一张大白脸如同往下看似的彬彬有礼的母亲。在后边由岸兴祥夫妇围绕着，对象本人进来了。
很快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吃饭。我的正面是哥哥蜻洋，哥哥朝着坐在他旁边的对象，频频地说话。
你在大学哪位老师的研究所？
玉城老师。
他像是尽可能地用最简短的词回答，而且用不管别人听到还是命运听到的声音说话。哥哥想起一个话题，就继续交谈下去。
你认识某某吗？
不认识。
哥哥被弄得没有再开腔的机会了。我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开始仔细地观察对方。他身着茶色西服，系一条窄型领带。正像照片一样，头发只有七八分长。
没有油气的头发，都从后面伸向额头。他的额头很宽，一张苍白的脸，戴一副黑玳瑁框的眼镜。他略微低着头，一心地动着刀、叉……
我担心，他是不是太老实了。但不管外貌如何，听父母说他是个认真的秀才，这一点是没错的。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
秀树对澄子的印象也不错。他认为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全然不知人间疾苦的处女。而在实际上，澄子远比秀树通达事理。秀树还想，与她相比，自己恰似一个被命运玩弄的滑稽木偶，或者说是一个从“蚕”
变成“蛹”的变形昆虫。
总之，婚事进行得很顺利。过了一个月，秀树和母亲去拜访大阪的汤川家。接着，澄子和母亲到秀树家来做客。婚事要定下来了，这时，她们母女俩和秀树决定去看一家名叫“紫香乐”的旅馆。
在结婚之前去看旅馆，这事有些奇怪，但也事出有因。
如果这桩婚事能够成立，秀树就将过继给汤川家。这对秀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的生父也好，他的外公也好，都是外姓入赘的。对方的汤川玄洋也是养子，出生时他的名字叫坂部让三郎。坂部家是门第很高的武士之家。让三郎的父亲因对主人进谏，主人不听，他仍然坚持己见，主人命他自杀了。从此家道衰败。让三郎由嫂子拉扯大，受了很多苦。他于歌山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日高郡比井崎村的小学任职。这时，被村长汤川玄硕看中，收为养子。汤川家世代行医，让三郎继承了家业，改名为玄洋。
比井崎村，离以安珍和清姬的传说而名气很高的道成寺不远，是一个紧挨海边的村子。汤川家紧临比井崎湾，景色极好，但也常常遭到海啸的袭击。
玄硕一面行医，一面当村长，关照着全村的百姓。他的女儿名叫阿道，名字的由来，也由于玄硕在村里修一条新的道路时女儿出生的缘故。
玄洋后来毕业于当时的京都府立医专——后来改名为京都府立医大。毕业后在四国的伊予开业行医。后来到了纪州，在比井崎村附近的御町坊开了一家医院。他除了热心于工作之外，还进行专业写作。他出版的《胃肠病疗养新书》，在当时很畅销。他用这本书的稿费，实现了留学德国的梦想。
从德国回来，就在大阪开业行医。在汤川澄子出生之前，就创建起今桥三丁目的胃肠科医院。在讲究吃的大阪开胃肠病医院，生意当然好。
从清早到下午3点，每天得看上百个病人，还得给住院病人查房。这一切做完后，还得到外边出诊。过激的劳动伤害了玄洋的心脏。在开始给秀树说亲的时候，玄洋已经把家业让给了长子，自己则在家中静养。
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于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因患胃肠疾病，住过汤川医院。夏目先生在1912年（大正元年）到大正二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小说《行人》，其中有一段就描写了汤川玄洋的风貌：
院长，大约穿着黑色的大礼服，带领着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是个肌肤浅黑的鼻梁高高的出色男子，说话和态度一样有品位。三泽说：
“还没去旅行吗？”
“得了溃疡危险吗？”
“还是像这样入院，是上策吗？”
每当问到这些问题时，只是回答说：
“唉，大体是这样。”
小说中的三泽，大概就是夏目吧。而夏目写院长的时候，确实在眼前浮现着玄洋的神态写就的。
1932年 （昭和七年）1月，天气很冷。秀树和澄子、养母三人坐着汽车，去看名叫“紫香乐”的旅馆。准备在那里安排下秀树与澄子的新居。
汽车在阳光微弱的京都的街上奔驰着，跑进了东山本木的不太宽敞的街道。车子在一个小胡同边停下来。小胡同里有一座二层楼房，楼房有一套两间房的居室，从那里可以看到对面的鸭川河在流淌。房间的墙壁粉刷过了，铺席是新换过的，新糊的拉门雪白得令人爽快。
打开拉门，东山就在对面。似乎已经谈妥，结婚之后就住在这里。
一块儿来的养母在别的房间里，和紫香乐的老板娘做了许多交涉。
剩下秀树和澄子站在窗边，眺望着外边的景色。
“真的好景色！……那个桥叫什么？”
“叫荒神桥……我每天都经过那座桥到学校。”秀树比平时话多了一些。“那是大钟楼，从前，物理学的教室就在那里。”
紫香乐很中二人的意，但他们到底没有住那里。4月初结了婚，决定住在大阪的内淡町路。秀树每天从天满桥坐京都至大阪的电车到京都大学上班。
秀树的身世因为结婚有了急剧的变化，与此同时，他的心情也变得非常不安。
变化不只是家庭内的。在临近结婚的3月的一天，玉城老师通知秀树，从4月份起，让他担任理学部的讲师，开始讲量子力学课。一点儿没有思想准备的秀树不免有点儿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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