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

    1. 三个四分音符

    “你没弹出三个四分音符，你弹的是2/2拍。”客厅角落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弗雷德里克瞟了对方一眼，已认出悄悄来访者是梅耶贝尔（1791—1864），1831年巴黎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法国歌剧《恶魔罗伯特》，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诞生。

    威廉·伦茨有些不安地看看比他小6岁的老师弗雷德里克，后者绷着脸吩咐他重新弹一遍，并且用铅笔敲着数拍子。“很遗憾，还是两个四分音符。”这位出生在德国的作曲大师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仿佛容不得眼中任何一星点的尘埃。弗雷德里克有点沉不住气了，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大声叫喊起来，“三个四分音符！”

    梅耶贝尔比弗雷德里克年长近20岁，他出名时，弗雷德里克还是一个刚刚到巴黎的默默无闻的小伙子。

    “我想芭蕾舞演员的脚尖也许能证明这一点。”梅耶贝尔看看对方被激怒的脸色，缓缓口气，揶揄地说。

    弗雷德里克一听，怒气冲冲地把伦茨推到一边，自己坐下来，狠狠地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这首玛祖卡乐曲。

    “一、二、三……”弗雷德里克大声数着节拍，两只脚也在凑热闹打拍子，他要用这一切努力证明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谁知梅耶贝尔也拿出了德国人的顽固劲头，就是不愿让步，他挥动着手臂：“2/2拍，2/2拍。”

    在一旁的伦茨不知该怎样劝说，但面前的两位大师像一对互不相让的斗鸡，谁会来听从他的话。

    弗雷德里克气得扭歪了漂亮的脸蛋，猛地站起来，离开钢琴，“砰”的一声，他狠狠地关上了身后的书房门。

    20年之后，伦茨在柏林见到梅耶贝尔时，不由得回忆起这段往事，梅耶贝尔说：“我并不想得罪他，我还以为他就是要这种效果呢。”

    哈莱爵士的美好回忆得出的结论与梅耶贝尔、伦茨的描绘有所不同。在他的笔下，弗雷德里克是个谦虚的天使。

    当初哈莱对弗雷德里克的琴声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了一个秘密，“他演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处理节奏时完全自由，但他的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自然，多年来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它。”

    终于有一天，哈莱鼓起勇气向弗雷德里克指出，“他的大多数明珠般小巧玲珑的玛祖卡，在由他本人演奏时似乎不用3/4拍，而是用4/4拍，因为他在一小节的第一个音符上停留时间很长。”

    这一次，弗雷德里克也是不愿承认，然而哈莱硬着头皮请他当场试弹一下，并大声数着每小节中的四拍。

    弗雷德里克起初也觉得奇怪，自己的耳朵和两只手的配合怎么会出现这种“自由”差错。

    最后他大笑起来，解释说：“这种舞曲的民族特性如此，才产生了这种怪现象。”

    如果要对弗雷德里克的矛盾性格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梅耶贝尔与哈莱提出问题的时间不同，即弗雷德里克在上课或不上课时。

    弗雷德里克自恃天赋很高，处理节拍的基本问题一直抱有足够的信心。况且，敏感的心理和强烈的自尊心容不得旁人当场的指责，特别是在学生面前，这只能使他大丢面子。他除了怒气冲冲离开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智的选择，这与他躲避公开演出的心情有某种相似之处。

    年轻的哈莱是幸运的，也许英国传统的绅士风度在很大程度帮了他的忙，也许这一天他俩的心情都不错，交谈的气氛很融洽，也许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也良好，也许……

    弗雷德里克毕竟不是一位来自上帝身边的信使，他的音乐天才和复杂性格的奇妙结合，构成了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钢琴大师。

    每个人的回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弗雷德里克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威廉·伦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的情形又有不同。

    1842年夏秋之际，来自圣彼得堡的伦茨敲开了弗雷德里克新居的家门。

    “对不起，弗雷德里克先生出城了。”男仆很有礼貌地回答。

    伦茨已经从李斯特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口袋里还有李斯特随手写的纸片：“通行证——弗朗茨·李斯特”。

    男仆的手里被伦茨塞了些小玩意儿。几分钟后，弗雷德里克从里屋走出来。

    “肖邦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瘦弱憔悴，看上去饱经病痛的折磨，身上却穿着巴黎最高级、最时髦的服装。”伦茨的判断力还是不错的，刚才出现的那位男仆已经令人吃惊，因为“在巴黎雇男仆是相当奢侈的，而一位钢琴家雇用男仆极少见”。

    “我能为您做什么？”弗雷德里克手里拿着李斯特写的纸片，并没有让来客坐下的意思。

    伦茨明显地感到了这位天才钢琴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拜师的想法，并补充说：“我已经跟着李斯特学了几首玛祖卡舞曲。”

    “那您还来干嘛？”弗雷德里克盯着对方反问一句。

    伦茨的眉毛不由得一扬，很快意识到刚才补充的一句话是个错误。

    也许是来客的沮丧表情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恻隐之心，他解释说：

    “刚才我准备出门，所以吩咐仆人恕不接待来客。”

    弗雷德里克看看小怀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您……”

    伦茨顿时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想想也有些委屈，他在彼得堡的音乐圈子里毕竟是很有名气的。

    弗雷德里克似乎并没有用心听伦茨的弹奏，随口说了一句，“那段加出来的小花样不是你的，我想没听错吧。”

    伦茨不由吃了一惊，只好默认了，那是他故意添加的李斯特的装饰音。

    “您可以来上课了，一周两次。”弗雷德里克出乎意料地宣布了面试结果。

    伦茨笑了，刚才不愉快的一切都扔掉了。

    “请记住，一定要准时，来这里的人很多。”弗雷德里克有礼貌地送客人到门口时，又认真提醒了一遍。

    弗雷德里克已不再考虑公开演出的事了，而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了教学上。

    慕名而来的学生还真不少，他也只好天天围着这些学生转。他曾在一封信中透露说：“……我要去给年轻的姑娘罗特希尔德上课了，紧接着是给一位马赛女子，接下去是给一位英国女郎，再往下是给一位瑞典妇人上课，5点钟还要接待普莱耶尔介绍的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家人。然后到雷奥那里去吃饭，晚上到佩尔图伊斯家去，最后是睡觉……”

    他教学的原则还是遵照恩师爱尔斯涅尔的一句名言，“你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俩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不同……你觉得该怎样弹就怎样弹，你的解释也是对的。”

    他相信音乐天赋和感觉是无法教授的，学生能学到的只是演奏技巧。

    有时他也会随着灵感一闪，提笔写下《教学法之精华》计划及其要点，但终究未能完成像卡尔克布雷纳那样有系统的教学专著。

    许多学生听到弗雷德里克教授的大都是钢琴踏板的运用和指法的练习。弗雷德里克常常说：“如果弹强音困难的话，就应该学会富有层次地弹出你的‘轻奏’，只要踏板使用得当，听众就不会觉察出你没有弹出‘强音’。”

    这种富有哲理性的教学思想来自于他几十年弹奏的亲身体会，并且他还仔细写下了每一个手指的不同功用：

    长期以来钢琴演奏者们一直在追求五个指头的发力相等，这是违反自然的。既然每个手指形成各异，那么最好不要去破坏每个指头触键时特有的音色，反而应该去加以发展。

    大拇指最有力，小指则在手的另一端，中指最灵活，可作支撑点；还有食指、无名指力量最弱，是中指的连体，连结在同一条韧条上。有些钢琴演奏者总想不顾一切地把无名指同中指分开，这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谢天谢地，毫无必要。

    人有几个手指，就必然弹出不同的音色。关键是要了解如何充分发挥它们原有的特点。

    轻柔的指触和神奇的双手已成为弗雷德里克名字的同义词，他对手指功能的深切体会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事物的了解。至于弹钢琴的左手和右手的不同职责，弗雷德里克颇有点统帅的风度，在他心目中的钢琴是能够容纳千军万马驰骋的壮观大舞台。

    他认为左手要起到乐队指挥的作用，准确地打出节拍，不能有一丝含糊；而右手则应该达到演奏的高难度。这左右手象征着多功能的交响乐队，时而能产生暴风骤雨、雷鸣电闪的震撼人心的效果，时而又会出现宁静致远的月夜星空的抒情夜曲，时而是忧郁、愁苦的情调，时而是欢快、奔放的圆舞曲。

    难度极大的乐曲在他的这双瘦长的手下都变得那样轻松自如，这不能不使得每位学生都惊叹不已。

    创办英国哈莱乐队的查尔斯·哈莱爵士尽管不是弗雷德里克教授过的学生，但“有幸在每首作品问世后都听到过他（弗雷德里克）亲自弹奏，每听一曲都有新的发现……我敢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再现那些作品在他神奇的手指下弹出的美妙音响。在听他演奏时，你仿佛丧失了一切分析能力，没有一刻去想他演奏这个或那个难点时处理得有多么完美，而只是沉浸到音乐中去了，仿佛是在倾听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始终处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

    众多的学生崇拜弗雷德里克，有时未能领会他的意思，便会受到他突然爆发的无情指责。不过在擦干眼泪之后，学生仍然愿意听从他的吩咐，重新认真聆听他恢复了温和的授课声音。

    上课时，弗雷德里克坐在立式钢琴前，做出示范动作，进行讲解。

    学生则坐在另一端的三角钢琴前，瞪大眼睛盯着老师的手指，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再模仿弹奏。

    有时弗雷德里克弹得很兴奋，忘了下课的时间，那么这位学生就意外地会发现老师新的灵感。学生弹奏的曲目一旦感动了弗雷德里克，那么学生的乐谱上就会被画上一个十字，以示奖励，但很少有被画上过三个以上的十字的。

    在众多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小男孩卡尔·菲尔特什，受到雷德里克的特别器重。他在这男孩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是“音乐神童”的影子。李斯特听了这男孩的演奏之后感叹地说：“等到这孩子开始旅行演出的时候，我就得告退了。”

    为了向朋友和学生证实自己的判断，弗雷德里克特地请这男孩到新居来演奏《e小调协奏曲》，而他自己则在另一架钢琴上伴奏。

    这是一场特别的表演，听客们轻手轻脚地进入客厅，分散坐在角落里。客厅里气氛很严肃，几乎听不到任何说话声。

    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与男孩配合得天衣无缝，好像是同一个人的演奏，不如说是他俩徜徉在奇妙的音乐王国里，互相倾述着自己真挚的感情。

    表演结束后，没有人鼓掌和欢呼，仍然静静地退出客厅。弗雷德里克与男孩，还有乔治·桑、伦茨坐着马车去一家音乐书店。

    “你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写这首协奏曲的时候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对那男孩说话时显得很激动，似乎还在回味刚才他俩愉快合作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特地买了一本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莫舍莱斯曾将此歌剧改编为钢琴谱）的总谱送给男孩，并动情地说：“请收下这部贝多芬杰作的总谱，聊表我对你的敬意。等你将来阅读它的时候，常常记起我吧。”

    这位匈牙利天才少年深受感动，低头吻了一下弗雷德里克的手。如果他后来果然成为震惊乐坛著名大师，那么弗雷德里克将会感到很自傲，因为他从来就很自信，相信自己敏感的判断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卡尔·菲尔特什的男孩不久就不幸去世了，他才15岁。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也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但这好像是他以后接连而来厄运的前兆。至于“三个四分音符”的类似争论，人们也很难再听到。

    2. 奥尔良方场

    坐落在巴黎圣·拉扎尔街34号的公寓楼区是按照意大利“城市庭院”

    风格建成的，取名为“奥尔良方场”，这个英法混合的名称与这里的楼区房主是英国人有关。

    这是一个租金昂贵的高级公寓住宅区，分为九个编号楼群区域。每个独立的公寓里有各种功能的房间，除了卧室、起居室、工作室等之外，还有为随从和仆人建造的小屋和马厩等附属设施。

    一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坪、安静舒适的环境和豪华典雅的气派，成为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竭力推荐的充分理由。

    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不大放心，亲自去察看了一下，觉得很满意。

    从此“奥尔良方场”成为他俩合住时间最长的新居。

    1842年9月，他俩决定搬家，乔治·桑在诺昂和巴黎的三个原住处之间奔波忙碌。新居室内装潢和家具摆设又成为他俩共同商量的热门话题。

    弗雷德里克花了年租金600法郎，在第九区的一楼租了一个小套间，搬进去一架三角钢琴和一架立式钢琴，这也是他为了更好地教授学生。

    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乔治·桑有些妒嫉地说，那是“用来接待他那些美丽高雅的伯爵和侯爵夫人的”。

    乔治·桑则在第五区的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每年租金要付3000法郎。她的儿子在学美术，便花了800法郎的租金为他在同一区里租了一间工作室。

    “奥尔良方场”的住户大都是富有的艺术家或者是贵族成员。除了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卡尔克布雷纳等人之外，还有雕塑家当丹（曾为弗雷德里克塑造了一座胸像）、名扬欧洲的舞蹈家玛丽·塔里奥尼。

    塔里奥尼在梅耶贝尔的歌剧《恶魔罗伯特》第三幕幻想舞蹈里担任女主角，后来她与父亲一起接受了《仙女》芭蕾舞剧，该剧标志着芭蕾舞进入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编写此舞剧的却是巴黎歌剧院著名歌唱家亚道夫·努里，他是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1839年春，努里不幸去世时，弗雷德里克特地赶去吊唁，并在教堂里用风琴演奏，寄托哀思。

    “奥尔良方场”的众多住户无形中有一种集体荣誉感，每个成员都以周围是高贵而有才华的邻居而感到自己的名声卓著。

    第七区的玛尔里亚妮夫人家里的晚上聚餐，成为一些邻居每天喜欢互相见面聊天的好机会。

    乔治·桑喜欢交际的脾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往难得相聚的新老朋友立即在她这里找到一种温暖和亲切感。她还特地租了一张台球桌供来客玩乐，客厅里无拘无束的笑语声使她仿佛又回到诺昂的别墅里。

    乔治·桑的儿子似乎也想在美术上有所成就，经常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她的女儿也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每次从寄宿学校回来，乔治·桑总觉得全家又团圆了。

    弗雷德里克的钢琴王国距离乔治·桑住处也很近，除了各自的工作时间之外，他俩就可以在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一切都似乎在平静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及其子女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汇集着一个可怕的感情暗流漩涡。

    在乔治·桑的回忆录里总是把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反复强调为“母子”性质，以一种宽厚、仁慈、怜悯的女性长者口气谈论弗雷德里克——“我的另一个儿子”。

    这种居高临下的“爱”很容易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邪的女神，而弗雷德里克与异性的各种亲密交往则成了一种带有孩子心理的调皮和不成熟的行为方式。

    这正是乔治·桑的聪敏过人之处，这种“爱”必然要胜过其他女性对弗雷德里克的感情，而且她也相信弗雷德里克无法离开这种“爱”，否则他难以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一次，乔治·桑恰好不在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奥尔良方场”生了一场大病，接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咳嗽，脸憋得发青。咳嗽好不容易暂停时，他反而觉得更加难受，恨不得死死掐住自己的喉管。

    等到乔治·桑在外地听到此事时，弗雷德里克最难熬的几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乔治·桑深深明白他俩在对方心目的地位，“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她在给朋友信中说，“我愿意照顾他，他也需要我的照顾，我想念他的身躯，想念他的声音，他的演奏，他的忧郁的性格，甚至他那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可怜的天使！至于我，我决不会让他失去我的，这点您可以放心，我的生命已经永远奉献给他了。”

    但是乔治·桑不得不同时考虑儿子和女儿的反映，儿女已长大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已越来越不满意母亲与弗雷德里克的这种爱情关系。

    弗雷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房客”的身份终于有一天会被残酷地撕去，担忧将来不知飘零何处。

    重新找一个理想的情侣结婚、成家，这个念头曾刚刚升起，立刻被他厌烦地扔掉。他不愿再回想起过去的“黄昏之梦”——羞辱和怨恨，结婚只能是一个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幸福彼岸。

    他的父母和姐妹也不想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让岁月的流逝慢慢地磨去那痛苦的回忆，并相信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有乔治·桑这样善良的女主人无私的照顾，家里人也就放心了。

    弗雷德里克一方面在信上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让思念亲人的文字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戴尔芬娜迷人的倩影。

    “可怜我吧，戴尔芬娜，我太需要你了，请不要拒绝我，否则你会永远为此感到内疚的。”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哦，我那可怜的心呵，它总是充满痛苦、悲伤和渴望，得不到幸福！”

    弗雷德里克的表白，虽然打动了戴尔芬娜的芳心，他俩的感情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但是，戴尔芬娜无法替代乔治·桑的角色，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只好在“奥尔良方场”继续扮演着“房客”

    角色。

    他有时心情很坏，甚至嫉妒与乔治·桑来往的男性，有时则带着一种负罪感，愈益思念家人和故乡，并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味着逝去的青春岁月。

    他想离开乔治·桑及其儿女，但又无法离开；他感谢乔治·桑为他做出的牺牲，但又很难再继续发展与她之间的爱情；他赞赏乔治·桑的精明能干，但又无法忍受她作为“女主人”对他这个“房客”的种种指令；他想在乔治·桑的儿女面前装扮出正人君子的长者角色，但回答他的是冷漠或异样的眼神……

    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内心的痛苦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忠实弟子古特曼曾听到他在紧紧关上的书房门后哭泣，祈祷上帝宽恕他这个可怜的罪人。

    1844年圣诞节前后，乔治·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治疗“精神抑郁症”

    的医生：“请今天来看望一下肖邦，他感觉一直很不好，并为此十分担忧。”

    这一年春，弗雷德里克过了34岁生日之后，5月从华沙传来噩讯：

    尼古拉·肖邦不幸去世，享年73岁。

    弗雷德里克顿时惊呆了，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

    乔治·桑怎么劝说也没用，只好向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求援，“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明天来看望他，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能消除他痛苦的人当中，您属于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悲伤，我自己也十分难受；现在我无法安慰他”。

    换个住处对于弗雷德里克的精神安慰和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去诺昂乡村正是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的充足理由。

    在离开巴黎之前，乔治·桑很明智地给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1844年5月29日）：

    尊敬的夫人：

    我想，除了告诉您这个令人钦佩的孩子的勇气和自恃外，我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东西安慰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的最好的母亲了。您知道，他的悲痛是多么pgn0186深沉，他的精神是多么忧郁，但要感谢上帝，他没有病倒，而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出发去乡下。在那儿，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打击之后，他最终会得到休养的。

    他只是想着您，想着姐妹们，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伤就像他自己的一样使他不安和揪心。

    从您这方面来说，请您至少不要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我不能消除他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合乎情理的、深沉和持久的，但我可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待他以热忱和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像您本人要做的一样。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义务，我为自己能承担这一义务并永远不失职而感到幸福。我向您保证并希望您能相信我对他的一片忠心。

    ……尽管我的同情是如此真挚，但仍不能减轻这一可怕的打击，可是我要告诉您，我将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您的儿子身上，并把他当作是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因此，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的是告诉您——我最亲爱的朋友所崇敬的母亲，我深切地忠于您。

    乔治·桑

    这是乔治·桑致弗雷德里克母亲惟一的一封信。乔治·桑将弗雷德里克称作“自己孩子”和“承担这一义务”的肺腑之言，引起弗雷德里克母亲和姐妹的一片赞赏和惊叹，在回信中说：

    “弗雷德里克的母亲衷心地感谢您并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拜托给您慈母般的关怀。请您当保护他的天使……”

    做母亲的仍然放心不下孑然一身漂泊在异域的儿子，于是露德维卡和丈夫卡·吉德尔泽耶维茨决定前来巴黎看望弟弟弗雷德里克。

    乔治·桑得知后立即致信给露德维卡，表示热情欢迎前来，并主动把“奥尔良方场”的住处让出来。她还谈了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六年中，即从我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化。每天早晨他时常大咳一阵，每年冬天，病情有两三次剧烈的发作，但最多持续几天，时而有一些神经痛，这就是他的一般病况。其实，他的肺是健康的，这脆弱的器官一点也没有损伤。”

    1844年7月下旬，露德维卡夫妇赶来巴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了姐姐和姐夫，双方的悲痛与思念之情都融汇在滚滚的热泪之中。

    弗雷德里克离开华沙14年了，这次与姐姐、姐夫第一次重逢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弗雷德里克介绍的许多知名人士，露德维卡夫妇感到很惊喜，顿时觉察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弟弟的尊贵地位和特殊身份。

    巴黎城市的游览观光和在客厅里特地举行的音乐会，这些都表明弗雷德里克在努力营造欢迎久别重逢亲人的亲切气氛。

    乔治·桑则在诺安乡村别墅里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华沙贵客。她与露德维卡就像是老朋友，在宁静的乡间小道上愉快地交谈。尽管双方谈话内容很广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治·桑运用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机警和聪敏，巧妙地避开了谈论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话题，这在她以后给露德维卡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8月底，露德维卡夫妇决定动身回国了，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他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伤感，不知道这次与亲人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乔治·桑则努力想冲淡双方离别的压抑气氛，再三请露德维卡夫妇下次再来巴黎，并希望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也来诺昂作客。

    她送给露德维卡的礼物是两幅弗雷德里克肖像的素描，这是她写作之余的爱好。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两幅素描，甚至超过其他专业画家为他作的肖像画。显然弗雷德里克的音容言行的特征已融和在乔治·桑的画笔下，因为后者太熟悉了。露德维卡夫妇走了，马车很快消失在远去的尘埃之中。但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露德维卡夫妇还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每当我走进你们住过的房间，我经常要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留下的东西。

    我看到的只是双人沙发旁边我们经常喝咖啡的那块地方，还有卡拉桑蒂临摹的画稿。

    在我的房间里你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一些：桌子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用英国棉纸包着的小拖鞋，而钢琴上摆着一支曾经在你的小提包里放过的铅笔头，我给它派上很好的用场……

    弗雷德里克写给姐姐的信中倾注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乔治·桑致露德维卡的信，她感激地说，“你是肖邦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医生，因为只要说起你，便可恢复他对生活的向往……

    露德维卡夫妇的来访无形中暂时弥和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感情裂缝，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俩还会继续维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许多伤痕不可能不愈合，也不可能不聚起新的希望和对上帝的信任。”

    乔治·桑说这话时还充满着某种自信，“奥尔良方场”传出的琴声和笑语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3. 卡罗尔亲王

    他很少写信，由于疲劳和疾病还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务必请您原谅他。我多次敦促他给您写信，但总是以决心和应诺了结。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尽管在他咳嗽发作和教课间隙很难找到一会儿安宁和寂静的时间。

    这表明，他的身体仍是这样的虚弱。我们这里的严寒对他的健康很不利。我差不多也是不断得病，直到今天给您写信时，我仍在伤风、发烧……

    1845年3月下旬，乔治·桑在写给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

    刚刚才过了35岁生日的弗雷德里克也感到疲惫不堪，他的音乐创作也同他的身体状况一样令人不安，已经从巅峰状态迅速下降。

    一年多前（1843年12月），弗雷德里克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作品第12号——第54号的版权都出让给莱比锡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公司，并声明“我已把版权毫无保留地、没有任何时间和国别（法、英两国除外）限制地转让给上述公司，并且证明，商定的稿酬已经收到。”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亲眼看到自己音乐作品的出版也只是到第65号（1847年）。他创作的辉煌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更让他痛苦、焦灼不安的事情也终于爆发，他与乔治·桑大吵了一场。这是1845年夏天的事，导火线却是乔治·桑新收养的“第四个孩子”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乔治·桑的一位穷亲戚的女儿，当她正要被父亲送到一个陌生的富裕家庭里寄养时，慷慨大方的乔治·桑决定收留她。为她准备嫁妆和亲切称她为“我的孩子”——养女，都表明了乔治·桑炽热的感情和豁然大度。

    但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却对这位“第四个孩子”想入非非，常常使得眼前的情窦初开的女孩发出快乐的尖叫声。

    这引起了乔治·桑的女儿索朗芝的嫉妒火焰，她讨厌这个家庭新成员，就像不愿承认弗雷德里克是她的“哥哥”一样。因为她不准任何人夺走乔治·桑的母爱，而这正是她才有资格享受的专利。

    于是，索朗芝搬弄是非的风言风语撒播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里，仆人们又添油加醋地悄悄渲染一番，并带出门外。

    奥古斯丁的父亲闻讯后，不由得怒气冲冲找上门，要求乔治·桑澄清事实——莫里斯对奥古斯丁是不是真情实意的。

    乔治·桑立即做出许诺：莫里斯是把奥古斯丁作为亲妹妹看待，尊重与爱护奥古斯丁是全家人应有的职责和义务。

    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自己应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说服所有人，包括乔治·桑，他坦率地建议把奥古斯丁请出家门，所有的矛盾和烦恼便可解决。

    谁知这过于善良和天真的建议就像一颗火星掉进了油桶里，立刻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性反应。

    莫里斯瞪圆了眼睛，冲到弗雷德里克的面前，恶狠狠地责骂他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并警告他：少管闲事。

    索朗芝则感到一种快感，好像全身舒舒服服地浸泡在温泉里，因为弗雷德里克曾拒绝了她的某些私下要求，惩罚他一个在她心目中的无情人，玩弄一个恶作剧也并非过分。于是她继续扮演一个煽风点火的活跃人物。

    奥古斯丁的父亲和佣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弗雷德里克的不满，认为他没有资格赶走一个不是出身高贵家庭的奥古斯丁，况且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房客”。

    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自以为是的态度又气又急。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包括奥古斯丁）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溺爱孩子已成了她的一种嗜好。即使明明知道孩子的行为方式有悖于道德伦理，她也希望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的纱巾。

    她自私的权威心理更容不得弗雷德里克在家里指手画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护），认为这只能破坏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和谐家庭气氛。

    乔治·桑发火了。

    莫里斯扬言要把弗雷德里克赶出家门。

    弗雷德里克气得脸色苍白，把一直积压的妒火化成一串串刻薄的话扔过去。他简直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