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

    1. 他的“晨星”

    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的法国妻子玛尔里亚妮耐心地恭听一位女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

    我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爱：有艺术家的爱，女性的爱，姐妹的爱，母亲的爱，修女的爱，诗人的爱，谁知还有其它别的什么爱？

    也有过这样的爱，它刚在我心中诞生，又在同一天里消亡，而作为这爱的对象，却从来也不知情。也有过这样的爱，它把我的生活变成了苦难，它使我绝望得几乎发疯。也有过这样的爱，它使我整年与世隔绝，如同被关在修道院里，被禁锢在某种极度的禁欲主义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绝对真挚的。

    听着乔治·桑的精彩描绘，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府邸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在这位新近住进来不久的女作家嘴里也常常听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伯爵夫人觉得自己已得到了乔治·桑的信赖，感谢对方把心底的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且她还知道了乔治·桑在过去一年多里的情况。

    自从1836年12月最后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以后，乔治·桑显示出一个刚强女性的勇气，在法庭上成为一个胜利者，她获得了同丈夫合法分居、享有诺昂房地产和抚养孩子的权利。

    她的创作精力旺盛，出版了两部新的小说《莫普拉》和《制作镶嵌画的师傅们》，并撰写了几篇鼓吹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

    1838年4月，乔治·桑又回到了巴黎，弗雷德里克的身影好像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她看到窗外大街上驶过的马车，里面都可能有他的熟悉咳嗽声。

    玛尔里亚妮是个好听众，但不一定是一个愿意帮助牵线搭桥的热心人。于是沃伊切赫·格日马瓦（1793—1871）则成了乔治·桑求助的主要对象。

    格日马瓦曾是波兰“爱国同志会”成员，波兰11月起义时他曾肩负外交使命驻伦敦，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他喜爱音乐、绘画，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的关系都很融洽。

    不过对于这种求助的事，格日马瓦还是谨慎地劝告乔治·桑。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格日马瓦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弗雷德里克的义务和职责。

    乔治·桑只好以惊人的坦率口气表白自己，“对于那些根据表面现象判断我的人，我在他们眼里可能是个疯子或者是个伪善者。但是，任何一个观察过我并了解我心灵隐秘的人，都会看到我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女性，他看到的必然是一个热烈崇拜美的女性，一个优柔寡断、经常想入非非，但总是抱着美好的信念去行事的女性，一个从来不小气，也不记仇，脾气十分急躁，但感谢上帝，很容易忘却委屈和恶人的女性。”

    她下决心要给予弗雷德里克“纯真”的一切：纯真的爱情、纯真的幸福、纯真的关怀、纯真的一个亲吻。

    从此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在哪里响起，乔治·桑的半男半女装束也必然出现。她恪守自己的诺言，竭力去博得弗雷德里克的好感。

    有一次，乔治·桑递给弗雷德里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火辣辣的词语：“有人爱你。”在这潦草的字句下，一位女演员又用花体字接连写着：“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这张纸条一直被弗雷德里克保存着，也许这样裸的“爱”就像一首咏叹调。他外表不显声色，内心却十分渴望这种大胆、直率的“爱”，弥补他以往失去的异性温柔。

    终于有一天，弗雷德里克觉得乔治·桑并不令人讨厌，相反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

    在玛尔里亚妮夫人的豪华客厅里，或者坐在格日马瓦寓所的窗前，弗雷德里克不再回避乔治·桑诗一般的问候。后者也在面对面谈话时，发现他的深凹眼睛有时是淡褐色，有时好像是蓝灰色。

    不过弗雷德里克的目光里仍然时时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他在告诫自己不能掉进这个法国女人精心编织的柔丝情网里，双方关系的发展只能标上减弱音符。

    5月份，乔治·桑失望地离开了巴黎，她实在不明白这位漂亮的波兰小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

    但她想想又不赞成这种扭曲的自我束缚行为，她在写给格日马瓦伯爵的信中认为，“他的自我克制是出自不正确的动机……在您家里的时候，在我们告别的那一瞬间，他想不为最后的一次诱惑所打动，对我说了几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话。他好像摆出一副假道学的派头厌恶世人的粗俗，因受过诱惑而感到羞耻，似乎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激情，便会玷污我们之间的爱一样。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总是使我愤懑。”

    在法国式炽热爱情的包围下，弗雷德里克最后一道防御线还是被攻破了。6月份，乔治·桑又回到巴黎，她在弗雷德里克面前证实了自己无私的爱，从此开始了她与他长达近10年之久的爱情故事。

    他俩对这个迟早会发生的甜蜜开局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同居。乔治·桑仍然住在玛尔里亚妮夫人那里，每天晚上笔耕不已。弗雷德里克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寓所里教课、弹琴和创作。

    知道他俩秘密的仅仅是几个熟知内情的密友，一位画家准备为他俩勾勒一幅双人肖像。

    “在我们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乌云，在我们的湖泊中没有一粒沙子。”

    乔治·桑仿佛又回到了纯洁的少女时代，将弗雷德里克想象成自己玫瑰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又是一个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世上没有一片爱神的绿叶是完全相同的。

    他俩在扮演王子和公主的角色过程中，都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某些不良习惯，缩短了两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对方的声音和特长。

    这时弗雷德里克28岁，乔治·桑比他大6岁。他俩的性格不同，其间相距的差别就像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遥远。

    弗雷德里克外表温柔，生怕惹事生非。然而乔治·桑则是性格外露，直率、开朗，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都喜欢标新立异，招来各种非议。

    他恪守着某些贵族传统的清规戒律，喜欢华贵的服装，舒适的沙龙气氛，甚至他谱写的乐谱中也处处点缀着装饰性很强的音符。

    她则藐视陈规陋习，敢笑、敢说、敢唱、敢写，从小生活在乡村中，大自然中淳朴、清新、宁静致远的气氛才是她心目中最美的人间乐园。

    但是他与她又是能够互相补充的一对，在特定的条件下，谁也无法离开对方。

    弗雷德里克在生活上总是希望依赖他人，即使连明天穿什么衣服，下一顿吃什么，今年夏季度假的地点等等，他都不愿分神去想。上帝造就了他一双神奇的双手和具有天赋的音乐脑袋，他一生最美好的享受就是在钢琴前度过的。

    乔治·桑恰恰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出色组织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弗雷德里克的头疼难题。她像一位面带笑容的姐姐，又像是耍点小玩样的调皮妹妹，巧妙地调节着弗雷德里克的生活节奏和情趣。

    她唤起了弗雷德里克关心他人的情感，开始留心对方的行为举止。

    乔治·桑手中的香烟和半男半女的装束，在他不赞成的眼神中渐渐地愉快消失了。甚至她的“乔治”名字，也被他改回成原名“奥洛尔”，并将其意译为波兰文“朱特尔金卡”——他的“黎明”、“晨星”。

    让弗雷德里克感到最愉快的是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音乐。

    弗雷德里克作品中的缠绵忧郁情感很容易引起乔治·桑的强烈共鸣，她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感受的。至于作品中奔放、明快的节奏和描写大自然的行云如流的快板旋律，则更容易将她带到儿童时代的诺昂乡村生活。

    乔治·桑的丰富想象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往往能给予弗雷德里克某种启示和支持，特别是后者在思考乐谱某个小节上犹豫不决时。

    秋天的黄昏出现了，树叶开始发黄脱落。“你认为这种幸福会持续下去吗？”他俩在散步时谁也不想首先提出这个敏感的危险问题。

    乔治·桑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清楚这一点，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果从记忆和理智出发来分析，那它当然长不了；但如果想到我的心情和我的喜悦，那这幸福似乎就将永存。”

    巴黎沙龙里的贵族成员先后得知弗雷德里克要到气候较温暖的法国中部过冬。但他的几个密友知道，他与乔治·桑准备到西班牙去住上一段时间。

    这是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提出的建议，到她的故乡去，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将他俩的事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争取获得一个阶段的安静、温馨家庭生活，以便满足于各自的需要。

    尽管这次出国一事瞒住了周围大部分人，但是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向普雷耶尔透露了真情，因为他希望后者用船运一架钢琴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去。

    在事先约好的地点，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分别赶到，一起上路的还有乔治·桑的儿子、女儿和一个女仆。

    11月7日，他们一行离开巴塞罗那坐船到了马约卡的帕尔玛。这里是夏季旅游避暑胜地，现在已是深秋，哪里还有游人的足迹。

    不过弗雷德里克还是兴致勃勃地描写了一番：“……四周是棕榈、松杉、仙人掌、橄榄树、橙树、柠檬树、芦荟、无花果、石榴树等等，这些只是在巴黎植物园的暖室里才可能有。空气似乎在空中高悬。白天太阳高照，人们身穿夏装，天气很热；夜里六弦琴和歌声经久不息。这里有巨大的凉台，头顶上是葡萄藤，还有毛里塔尼亚式的墙壁。一切都像这个城市一样看上去是一派非洲景致。”

    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似乎迷住了他和乔治·桑。

    2. 冬天里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帕尔玛度过的第一个晚上，竟然是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楼下是一家制桶作坊，“咚咚”、“砰砰”、“哐啷”的嘈杂声吵得这些高贵的巴黎客人叫苦不迭。

    刚踏上帕尔玛港口岸边时，一些脸晒得黝黑的装卸工就已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弗雷德里克头戴高筒礼帽，外衣纽扣一直扣到下巴下，幸好有丝绸领带系着，下身是紧身裤子，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格外引人注目，他俨然一副巴黎上流社会的打扮。

    乔治·桑还是服从了弗雷德里克的意志，认真地穿戴起一身贵妇人的衣裙，但总有点不舒服。

    她的两个孩子衣着装束则恰恰相反，女儿是男孩打扮，儿子留着长头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乔治·桑的鲜明个性。

    上岸之后，乔治·桑不由得拿出巴黎贵妇人的派头，指着一个当地人带路。

    谁知对方回答她的是一脸疑问，接着是毫无表情地摇摇头。原来这里没有旅店，更没有供他们享受的出租别墅。

    尊贵的巴黎游客不得不委屈地熬过第一个晚上。翌晨，乔治·桑拿着推荐信去找法国领事和法国银行家，不但没有解决住处问题，而且还被有礼貌地教育了一番：“先不要去看房子，要耐心，就像每天的海水都会有涨有落。”

    性急的乔治·桑差点叫喊起来，没有舒适、温暖的住处，如何度过冬天。她原先设想温馨的家庭生活现已成为泡影。

    她气冲冲地写信给巴塞罗那的法国领事，抱怨说：“……如果你真是诚心要租房子，脚上穿的鞋也还算新，他们才猛地打开一扇窗子，接着打开门，最后才终于下定决心，让你看房子。可那算什么房子！我认为你的马约卡人是伪装得很蹩脚的犹太人，看上去很老实，实际上完全知道该怎样偷偷地揩你的油。”

    弗雷德里克并不像乔治·桑那样忧心忡忡，他完全相信会有一个奇迹出现，这是他凭着以往的生活经验——关键时总有人出来帮助。

    果然几天后，乔治·桑兴奋地宣布，在帕尔玛的郊外有一幢陈设齐全的房子。这时弗雷德里克真想弹一曲庆贺一下，只是身边还没有钢琴。

    他们一行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进屋一看才大吃一惊：屋里只有几把硬面椅子，几只火盆上留下了黑黑的污垢，那只所谓的床也只是用木凳支撑起来，睡上去准会发出“咯吱”的呻吟声。

    弗雷德里克总觉得有一股冷风不停地吹来，不由得咳嗽起来。原来大部分窗户上都没有安玻璃，有的连窗框都没有，只是一个大窟窿。

    刚刚逃出了充满嘈杂声的作坊，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倒楣的“风洞”。

    乔治·桑看着弗雷德里克，然后施展出她的社交能力，花了一笔钱，暂时将这“风洞”整理得像一个家的模样。爱幻想的弗雷德里克依然想着另一处过冬的房子，那是帕尔玛以东的瓦尔德摩萨卡尔特修道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着：

    我可能要搬到一个非常美妙的修道院里去住，那是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依山傍海，有棕榈树，有一个公墓，一个十字军的教堂，一处清真寺的废墟，还有许多千年的橄榄树。哦，我最亲爱的，我越来越有活力了。我的身边充满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身体也好多了。

    有时乐观的情绪往往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憧憬，条件简陋的“风洞”也变得那么可爱。

    弗雷德里克的胸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创作，他焦急地写信给远在巴黎的普雷耶尔，“钢琴还没有运到，您是怎样发运的？是通过马赛，还是通过佩皮尼昂？向往有音乐，但我没有弹奏，因为这里没有钢琴。”

    没有琴声就意味着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天天在盼望，但盼来的是冬天第一场可怕的大风。

    这时“风洞”显示出名副其实的威力，一阵阵寒风无情地卷走了可怜的遮挡物，肆虐地闯入屋内，纸片在屋内飞舞，门窗发出“吱吱”的呻吟声。

    冰冷的雨水渗透了薄薄的墙壁，泛出一块块黄色的丑恶图案。乔治·桑用尽全身力量才好不容易遮住窗户，但屋里的木炭火烟味弥漫了每个角落。

    弗雷德里克可怕的咳嗽声愈益刺耳，开始咯血了，这引起了乔治·桑两个孩子的惊叫。

    乔治·桑反而冷静下来，担当起看护病人的全部职责，不辞辛苦地日夜看护。

    弗雷德里克有时醒来，动情地抚摸一下倚睡在一旁的乔治·桑。

    他给友人信中风趣地说：“最后两星期我病得像条狗……我请了全岛上三个有名的医生：第一个嗅了嗅我吐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在我呕吐的部位敲着听诊，第三个说我就要死了。”

    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惊动了房东和当地居民：这是令人恐怖的传染病。房东立即下了逐客令，并要求赔偿损失——那些被病菌感染上的家具和床单。

    乔治·桑扶着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只好暂时住进了法国领事馆，几天后（12月15日）搬进了“风景最优美”的修道院。

    住在修道院里的卡特尔会僧侣早已被解散，修道院曾被改造为一家旅馆，现在可是空荡荡的，无人管理。弗雷德里克等人住的三间房子仍然保持着原先修道院洞穴式的结构。

    乔治·桑里里外外忙碌着，购买家具、褥垫、新式火炉等等，并设法找来一架旧钢琴，好歹能发出走调的琴声。

    当地的食品很糟糕，面包被雨淋坏了，鱼有了一股异味，牛奶里搀了水，鸡瘦得可怜。

    请来一位当地的女管家，天天端上餐桌的都是以猪肉为主食，连甜点心里也搀有猪肉。弗雷德里克只要一闻到这甜腻腻的怪肉味，胃里就像打翻了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一股难忍的酸味直冲喉咙。

    乔治·桑只好亲自下厨房，尽力变花样，引起弗雷德里克的食欲。

    她去城里买菜，就要坐马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还要与菜贩子讨价还价。

    有一天她发现前来帮忙的女清洁工身上长着虱子时，才感到事情严重了。于是打扫房间和收拾房间的家务担子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弗雷德里克生病时脾气变得难以捉摸，不能弹钢琴，无法创作，整天躺在床上很无聊。但他冷静下来时，又为乔治·桑的辛劳而感到内疚。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她照顾我时从来不知道疲倦……她不得不一个人看护我，上帝不让我们同西班牙医生打交道。她为我铺床，打扫我的屋子，给我准备牛肉茶，为我牺牲她自己的一切，也收不到任何信件，还得照顾两个不服水土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母亲的照料。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想想吧，她还在写作。”

    卧床休息、注意饮食的传统治疗使弗雷德里克的身体渐渐好转，同时也证明了乔治·桑的耐心和毅力的胜利。房间里第一次响起了走调的琴声，虚弱的弗雷德里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也出了毛病，不过他马上集中精力，又开始去捕获瞬间会消逝的灵感。

    乔治·桑白天忙着繁琐的家务事，下午带着两个孩子到外面去散步。

    当他们捧着采集来的野花绿草回家时，修道院里已是黑洞洞的，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显示着有点生气。当三大间的屋子里只剩下弗雷德里克一人时，既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也是他感到十分孤独、冷清的时候。

    一天晚上，当她和两个孩子推开弗雷德里克房门时，只见他像一座雕像在黑暗中坐着，两只手还放在琴键上，两眼盯着前方。

    又过了几分钟，弗雷德里克才醒悟过来，“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便向我们弹起了他刚刚写出来的神圣产物，或者不如说弹的是那孤独、忧郁和恐怖的一小时里攫住了他的令人惧怕而又悲痛的乐思。”

    乔治·桑在《我的生活史》中还回忆了另外一件事：

    一场暴雨淹没了道路，怒气冲冲的迷路车夫粗暴地把乔治·桑和儿子赶下车。眼前是一片可怕的大水，浑身湿透的母子俩还舍不得扔掉进城买的菜，在黑暗中挣扎着向前。

    窗外是漆黑一片，弗雷德里克焦急万分，也不知乔治·桑和儿子会发生什么事。

    他拼命地弹奏起钢琴，以此来宣泄心中痛苦煎熬的感情。

    他在恍惚中好像看见了恐慌的乔治·桑拉着儿子，一个趔趄倒在浑浊的大水中……

    他的琴声在飞快地滚响着，神秘的大自然已融合在他的琴声中。

    他觉得浑身冰冷，好像掉进了一个湖里，身子在一个劲地往下沉降，一串冰凉的水珠却又落在他的胸脯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修道院的走廊里终于有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乔治·桑和儿子又累又冷，浑身湿透了，脚上靴子早就丢失了。

    这时乔治·桑还首先想到的是弗雷德里克，挣扎着推开房门。

    弗雷德里克突然疯狂似的喊叫了一声，瞪着眼睛，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我以为你们都死了。”

    后来他告诉我说，在等待我们回来的时侯，他在梦幻中看到了我们遇上的情况，这时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现实，弹着琴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提醒他可能是雨水落在屋顶上的淅沥声，把他带入了梦境。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个钢琴家和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已进入了一个，但倒楣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弗雷德里克盼望已久的法国钢琴终于运到了帕尔玛，这一回乔治·桑可尝够了当地港务局官僚主义的苦头。在十几天的交涉中，她被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气得脸发白。弗雷德里克仍是绅士风度，不疼不痒地责怪了港务局几句。乔治·桑后来回忆说：

    为了取回一架我们从法国托运来的钢琴，港口要我们花700法郎；这个数目实际上等于我们买这架钢琴所花的钱。我们决定把它运回去，他们不同意；把它留在港口，等待下一步的通知，也不同意；把它运出城，避免交纳比海关税还要高的保管费，说是违反规定；把它留在城里，避免交纳与进口税不同的出口税，又说是不可能的；把它扔进海里，我们顶多只能这样处理，那还需要我们证明自己是这架钢琴的主人。

    经过半个月的争吵，他们才同意我们把钢琴从一个关卡挪到另一个关卡运出城，这样总算把事情解决了，共花了400法郎。

    新钢琴搬进来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也好多了，这多亏了乔治·桑的一张伶俐的嘴和辛勤的双腿。

    随着乐稿渐渐增多，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也显得那么柔和动听。“……

    他写出了他的小品中最美妙的曲子；他很谦虚地把它们称为‘前奏曲’，这些曲子都是精品。其中几首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早就死去的僧侣，听到了那些回荡在他胸中的挽歌，其他几首的情调有的悲伤，有的甜蜜。”

    “这些前奏曲都是他在身体健康、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酝酿成熟的；窗下回响着孩子们嬉戏的笑声，远处吉他传来的拨弦声，栖息在被雨水淋湿的枝桠上的鸟儿的鸣啭声。”除了前奏曲之外，弗雷德里克还创作了《升c小调谐谑曲》、《波洛涅奈舞曲两首》、《e小调第二玛祖卡》等等。

    1839年2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准备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离开这个“风景最优美”的鬼地方。

    冬天里的琴声消失了，修道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3. 甜蜜的爱情生活

    诺昂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小乡村，周围是一片树木稀疏、风景优美的平原。辽阔的天空和夕阳下的地平线，使弗雷德里克不由得想起玛祖卡舞曲和遥远的故乡。

    多么可爱的村庄，“到外都是夜莺和云雀的歌声”。

    1839年6月，弗雷德里克第一次来到诺昂，眼前的这座乡村别墅是祖母留给乔治·桑的。乔治·桑又扮演起女庄主的角色，每天都要处理庄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还同雇工们讨论养蜂和种菜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也想享受一下有规律的温馨家庭生活，尽力抛弃帕尔玛的那段可怕记忆。假如当时法国就有离婚和再婚的法律，那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很可能在这幢别墅里度过新婚之夜。

    现在弗雷德里克只好坚持声称自己是一个房客，在他人面前总是有礼貌地称呼乔治·桑是“我的女主人”，并用“您”的尊称与她说话。

    乔治·桑则模仿波兰语，戏称弗雷德里克是“肖邦斯基”，并在弗雷德里克的指导下，结结巴巴地拼写波兰语，“亲爱的老伴，我很爱你”，用此开头语给一位波兰伯爵写信。

    每天早晨起来后，大家各干各的事，傍晚聚在花园里共同用餐，接待来访的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乔治·桑一直很担忧，认为他“既没有大病，也不见好……他以后一辈子都断不了小灾小病的”，并亲昵地称他是“我的老病号”。两个孩子上床睡觉时，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也去早早休息。然后自己坐在书桌前点起油灯，在稿纸上展开了丰富的形象思维。

    恬静的夏季生活快要过去了，重新返回巴黎的事提到了餐桌上来讨论。

    巴黎的朋友也在为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一家的两套住房四处奔波，于是巴黎与诺昂频繁的来信上大都是有关住房的内容。

    最后还是由弗雷德里克决定了自己的住房地点——特龙舍街5号，并在写给巴黎朋友信中详细地提出室内装潢的意见：

    请选用我用过的那种墙纸，紫灰色，光滑发亮，有墨绿色窄边。客厅的墙纸换别的颜色，但要令人愉快……颜色淡雅素净一点儿的……既不花哨，又不俗艳。谢谢你想到了仆人的住房，这是非常必要的。

    弗雷德里克还要巴黎的朋友为乔治·桑一家找一套租房，他提出了不少的具体意见，并画了一幅图——很挑剔的住房周围环境。最后确定住处的地址是皮加勒街16号，这是一套有两间花园小凉亭的住房。

    10月中旬，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分别住进了巴黎的新居。

    5个月前刚从帕尔玛返回巴黎的途中，已有朋友打听到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地址，写信来问弗雷德里克何时返回巴黎，并代问桑夫人好。

    这可以想象得出在巴黎关于他俩的事已经被加油添醋地渲染了一番，因而迫使弗雷德里克退掉原先在昂丹河堤街的房间，然后去了诺昂乡下的别墅。

    现在他重新在巴黎露面，关于与乔治·桑的风流韵事，已失去往日诱人的神秘感，大家都以微笑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每天下午4时，弗雷德里克教完课，就会坐上马车去皮加勒大街16号。

    夜幕降临了，皮加勒街16号成了一些名流人士聚会的地方。乔治·桑招待的朋友有巴尔扎克、海涅、勒鲁、德拉克洛瓦等人，而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则是音乐界的有名人士和流亡在巴黎的波兰贵族。

    在充满笑语和友情的聚会上，弗雷德里克显得很高兴，乔治·桑则故意绷起脸说：“谁要是在这个音乐晚会上玩得不高兴，就把谁扔出窗外。”

    有一次前来聚会的贵客中出现了伊格纳兹·莫舍莱斯，他曾在贝多芬辅导下把后者的歌剧《菲岱里奥》改编成钢琴乐谱，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达10年之久，1824年在巴黎曾经教过门德尔松的钢琴。

    莫舍莱斯原先对后起之秀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不大赞成，他曾特地试弹了1833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练习曲，并写信给门德尔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