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

    1. 祈祷

    弗雷德里克乘坐的驿车驶出华沙城没多远，就看见埃尔斯纳院长和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已恭候在路边多时了。埃尔斯纳习惯地把手一挥，学生们就高唱一首告别之歌，这是爱尔斯涅尔特地创作的：“即使你远在他乡……你的心也要和我们永聚一堂。”

    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勉强地露出微笑，还不如说是在哭泣。

    这次出国远行，还能再回来吗？弗雷德里克早就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他说不清，也不想再去思考。以后残酷的现实恰恰证实了他想回避的结局。

    1830年11月初，20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终于踏上了一生中新的路程，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

    莫里斯·布朗曾列出了弗雷德里克出国之前创作的59部音乐作品，其中有5首是为钢琴和乐队合作写的作品（以后他仅仅写了一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夜曲、练习曲和玛祖卡舞曲等。

    他短暂一生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划分出一个明显的界线：

    前者焕发着青春的光辉，陷于幻想之中，以亮丽的玫瑰色为主，“乐”成了创作基调。

    后者则是在崇高、优雅的意境中充满着悲剧性的感情，标志着他的作品和演奏风格呈现出真正的忧郁之美，这足以使他完全有资格跻于欧洲乐坛大师的行列中。

    人们习惯将贝多芬的自由、崇高之美，巴赫的平和、虔诚之美与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忧郁之美相提并论，这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匆忙判断。

    不过对于这时刚刚离开华沙的弗雷德里克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今后在职业音乐家的道路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在波兰与奥地利边界附近的卡利茨，弗雷德里克高兴地看见了挚友蒂图斯。这是他俩经过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商榷，蒂图斯才同意陪同弗雷德里克去维也纳。

    途经沃洛克罗夫、德累斯顿、布拉格等地时，这两位年青人每到一地就忙于递交推荐信，聆听上演的歌剧，参观城市的美术馆等。

    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次当地音乐会主办者的邀请，他原想让好朋友蒂图斯听听自己在华沙国家剧院大获成功之后的演奏，并请蒂图斯细心搜集一下听众的反应。

    谁知听众反应平平，使弗雷德里克大为失望。乐队指挥想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走过来拍拍弗雷德里克的肩膀，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这出师不利的阴影并没有马上打消弗雷德里克继续旅行的念头，接连几个晚上精彩的歌剧演出，使这两个年轻人大饱眼福。

    德累斯顿居住着许多波兰人，其中有的还是世袭贵族的显赫成员，与罗马、米兰皇室沾有亲戚关系。弗雷德里克的光临和演奏，使得这些波兰旧贵族成员兴奋不已，因为家乡的共同语言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表示愿意为弗雷德里克写推荐信。

    在柯玛尔伯爵夫人的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遇见了伯爵夫人的女儿戴尔芬娜·波托茨卡。这时她已同丈夫关系疏远，以后成了与弗雷德里克保持关系最长的情人。

    11月22日，风尘仆仆的驿车终于驶进了维也纳，弗雷德里克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多前征服这里听众的火爆场面。

    但是这两位波兰年轻人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知道弗雷德里克名字的银行老板好心地说，现在维也纳举办音乐会很不容易。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一愣，很不高兴地拉着蒂图斯出了银行大门，他俩的怀里揣着刚刚兑现支票的现钞。

    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还能用于举办音乐会，这个难度颇大的要求迫使他俩四处奔波。

    “您好，男爵夫人。”

    他俩带有明显的波兰语口音，反而使得男爵夫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她听说过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对波兰人颇有好感。

    不过楼上住着一位高贵的房客——英国海军上将，他即将搬走，时间还未确定。

    弗雷德里克和蒂图斯已经相当满足了，男爵夫人所拥有的这套陈设高雅的房间正是他俩所希望的。

    在等待这位海军上将“出海”之前，弗雷德里克还是每天下午到钢琴制造商格拉夫那里去练琴。

    格拉夫也欢迎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年轻钢琴家为他做“义务广告员”，并满口答应借给弗雷德里克一架新钢琴，搬到男爵夫人的出租房间里。

    显然格拉夫还期望弗雷德里克再次使用他的钢琴，如同上次那样举办一次成功的音乐会，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原先大力支持弗雷德里克的剧场经理加伦贝尔格已被撤职，接替的是一位前芭蕾舞演员，他三言两语就打发走弗雷德里克，据说他连剧场的灰尘都想卖个好价钱。

    维尔费尔躺在床上，甚至咳出了血，还在家里坚持教授学生，艰难度日。尽管他看见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句话就是举办音乐会，还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弗雷德里克只好劝说他几句，这位曾热衷于帮忙的音乐学院教授哪能再出门张罗音乐会一事。

    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敲开了出版商哈斯林格的家门。

    哈斯林格还是那样热情，但好像忘了为客人端上咖啡，这与他哀叹生活难以维持的语气十分吻合。

    弗雷德里克起初不明白主人为何不顾礼貌大谈此事，不过他也确实不好意思再提起变奏曲的稿酬一事。

    哈斯林格心里暗暗高兴，他的抽屉里已经有其他人创作的乐曲，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无偿提供新的乐曲，那么又可以拟定一个新的出版计划。

    蒂图斯已经明白主人的意图，看看弗雷德里克还蒙在鼓里，尽说些安慰对方的话，他不由得着急了，以各种方式暗示弗雷德里克。

    等到弗雷德里克明白过来时，哈斯林格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并且故意把弗雷德里克最新创作的乐曲说得很平淡，似乎是他在为弗雷德里克忠诚地服务，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弗雷德里克气愤地写道：“哈斯林格也许以为他表面上把我的作品看得很轻，我会当真接受他这种评价，而白白地把作品送给他？但是，白送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畜生，付钱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举办音乐会的事还没有着落，他俩整天东奔西跑，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时弗雷德里克意外地收到了父母寄来的第一封信，他高兴得大笑起来，中午饭也吃得格外香。

    他急忙铺开信笺，详细地汇报了告别亲人一个多月来的情况，“……我们在主要街道科尔马克特大街租了三间房，虽然在四楼，但家具十分漂亮、讲究和雅致，每月房租也不高。”

    第二天，他和蒂图斯就搬进了男爵夫人出租的三间住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兴奋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新居的舒适环境也容易使弗雷德里克多睡一会，等他醒来，蒂图斯已经不在了。他伸个懒腰，嘴里哼着某个乐曲的旋律，去漱洗和刮脸。

    突然一阵冷风撞开了房门，蒂图斯气喘吁吁冲进来。弗雷德里克的脸上涂着肥皂沫，手里拿着剃刀惊奇地看着他。

    蒂图斯吃力地抬抬手里攥着的一张报纸，“华沙……革命！”

    报上的电文消息显得很混乱，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大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掩饰不住脸上惊慌不安的神色。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在大街上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大都是恐怖的谣言，什么“华沙在燃烧”、“当官的脑袋被‘咔嚓’砍下来”、“无政府主义向邻国蔓延”……屋外灯光在一闪一亮，夜风吹着冰凉的雨点敲打着窗玻璃。弗雷德里克着凉了，不停地咳嗽，大鼻子也似乎红肿了。“……怎么办？”

    弗雷德里克叹口气，往窗外看看。

    “回去！”蒂图斯猛然叫起来，椅子“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蒂图斯的庄园靠近边境，最容易受到抢掠，更重要的是他俩的一些朋友和同学都有可能参加了这次革命，回想起他们平时的言行，现在才恍然大悟。

    但是第二天怎么努力也无法赶上长途马车，因为车票早就被一抢而空。

    他俩提着行李只好回到住处，这时邮差送来一封特快信，上面是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字迹。

    “不要回来，你不能回来！”

    父亲的字写得很匆忙，有些字母都连在一起了，内容就是这样简单、重复，口气却十分强硬，又显得很恳切，几乎在哀求。

    蒂图斯接过信看完后，沉默了一会，说：“你父亲想得更多，今后你会成功的。”

    弗雷德里克明白对方的意思，看看自己一双细长的手，“不，我是波兰人。”

    ……

    谈了整整一夜，弗雷德里克只好承认自己的一双手只适合用音乐来报答祖国。

    他帮助蒂图斯重新整理好行李，送到驿车站，长途马车很快消失在-冷风中，天上飘起了雪花。

    弗雷德里克回到寓所，三个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脚下发出孤寂单调的“咯吱”声音。

    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道该做什么。

    根据维也纳会议公约的条款，奥地利也是瓜分波兰大片国土的受益者。这里的人对于波兰革命的诅咒和恶意时常可以遇到。

    “天哪，不仅是她，还有姐妹们至少能去整理裹伤的绷带，做出一些贡献，而我……假如只要不给父亲造成负担的话，我就马上回来。我诅咒出国的那一刻……”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反复责备自己，也为自己不能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做一些具体事情而感到内疚。

    信中“她”指的是康斯坦契娅，弗雷德里克时常在梦中看见亲人，怀念“意中人”。

    他总是担心直接写信给她，会带来种种意外的麻烦，只好请好友马图申斯基转告他忠诚不渝的爱情：

    “你让她安心，对她说，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我至死……即使在我死后，我的骨头也将在她的脚下铺垫……如果不是担心万一信落入别人之手会毁了她的名誉，我早就写了，也不至于如此长期地苦恼了。

    因此，还是由你来当我的翻译要好些，你代替我说吧，我是会同意的。”

    但是马图申斯基不久当了军医（以后侨居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医学院任教），充当弗雷德里克的爱情使者一事也告吹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除夕之夜，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离开了朋友的家，缓慢地向圣·斯切潘教堂走去。

    弗雷德里克站在教堂廊柱前的黑暗角落里，他来得早了，人们还在温暖的家里团聚。

    蜡烛点亮了，人们的身影渐渐增多，无数的烛光像飘忽在黑暗里的灵魂。弗雷德里克在默默祈祷：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祖国的灿烂明天。

    2. 别了，维也纳

    为了节省开支，弗雷德里克让出了空荡荡的原先住处，搬到了四楼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他练琴一事并不正常，有时干脆睡懒觉。

    “蒂图斯走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起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计其数的午宴、晚会、音乐会、舞会使我厌倦。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悲哀、郁闷、凄凉。”

    弗雷德里克除了在信笺上能够直接倾泻感情之外，他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应付社交的假面具。他想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剧场经理对他无偿演出一事，有时还表现出一点兴趣，但一提到报酬，就显得很冷漠。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他说，维也纳已经不再是贝多芬、舒伯特的天下了，轻歌曼舞的旋律已控制了这里听众的音乐耳朵。弗雷德里克细心观察一下，果然是风气变了，“维也纳最时髦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在豪华的餐厅里举行音乐会……奏华尔兹舞曲，听众们则在进餐。每一曲奏完都会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如果乐师们再接着表演一些轻松的歌剧选曲、歌曲和舞曲，听众就会欣喜如狂。”

    如此低下的欣赏水平，与一年多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也在各个出版商面前遭到冷遇，因为出版商胆小多疑而生怕亏本。

    尼古拉夫妇接到儿子的信，总是相信他在维也纳过得很愉快。但是弗雷德里克难以忍受这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方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过一天的生活：

    早晨有一个傻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仆人把我叫醒。他给我端来咖啡，早晨，我常常吃冷餐，我弹琴。将近9点钟来了德文教员，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弹琴。到12点钟，来了一位在法院工作的非常可爱的德国人列登·弗罗斯特，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和他一起去这座城市四周的斜坡上散步。然后，如果有人请我，我就去他那里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我们就一同去“波希米亚女厨师”饭店，当地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吃饭。

    饭后，在最漂亮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我去访友。黄昏时分回家，梳理头发，穿上靴袜，就去参加晚会。一直到10点、11点，有时甚至12点钟才回家——弹琴、哭泣、读书、看看、笑笑、睡觉、熄灯。

    他脸上仅存的一点红润也已褪去，长长的头发被烫成漂亮的卷发，两颊留起了鬓角。如果以前在华沙认识他的人，现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准会大吃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音乐，如果剧场里上演歌剧和音乐会，他准会去聆听。他还结识了音乐界的许多名流。

    对于24岁的捷克小提琴家斯拉维克的演奏技巧，弗雷德里克非常赞赏，“他能用琴弓断奏96个音符，简直难以置信，除了帕格尼尼以外，我还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演奏。”

    他俩成了好朋友，并在一起谱写《贝多芬主题变奏曲》。弗雷德里克听他拉小提琴的次数越多，越佩服他能抒发出内涵丰富的真挚感情，并预言他会超过帕格尼尼。不幸的是两年后，斯拉维克就去世了。

    不过弗雷德里克对于维也纳其他的音乐同行，则非常挑剔。他一面称赞歌剧院女高音演员“歌喉是罕见的，音高一直唱得很准，音符和滑音既纯洁又柔和”，一面则批评她唱得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听她演唱，弗雷德里克甚至感到自己的鼻子都快要结冰了。

    弗雷德里克一想到自己受到的冷遇，就对弹奏钢琴的同行能有机会公开演出而感到愤愤不平，称他们是“一群无一例外的平庸的琴师”。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波兰曲调改换成取宠于听众的可怜工具，这人就是小提琴家海尔兹。他玷污了波兰曲调，就是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神圣、美丽的家园。

    1831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仍然不好。尽管他仍然在创作，并且大提琴家梅尔克鼓动他参加一次名流募捐的音乐会。

    4月2日，《大众戏剧报》登载名流表演的名单上，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名字后特地添加了“钢琴家”的括号注明。也许这并不是主办者想推崇他，而是担心他的名声远不如其他名流表演者，在这里听众心目中他的名字还很陌生。

    弗雷德里克对这里人的健忘症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不屑一置的高傲态度来蔑视主办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刊和广告都已经宣布两天后我要举行音乐会，但好像永远也不会举行一样，它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爱听恭维的话，因为它们会使我更愚蠢——我真想去死，但我又是多么想见到双亲。”

    思念、忧郁、焦急思想感情的最好宣泄方式，便是在他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奏，在创作的乐曲中寻找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叙事曲和最后一部管弦乐曲《降e大调波洛奈兹》等的旋律，仍然在他心灵中不断地涌现。

    创作中的浪漫意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巨大反差，他也在反思，在观察，在判断。

    他甚至责备自己以往出国前的天真想法，“至今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陈旧的，不堪忍受的，它们只能促使我思念着回家，思念我未曾很好珍惜的那些幸福自在的时光。过去我觉得伟大的东西，如今成了平平常常的东西，而过去我觉得平平常常的东西，如今却成了非凡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变得伟大、太崇高了。”

    现实与理想、条件与意志、环境与生存双重性的磨炼，促使弗雷德里克在逐渐成熟，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

    5月间意外的惊喜，使弗雷德里克的不平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安抚。

    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里，弗雷德里克在朋友陪同下，想看看这里珍藏的大量古旧乐谱手稿。

    在新藏品的架子上，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印有“肖邦”

    的名字。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误拼或拼错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国作曲家名字的发音与拼写和“肖邦”容易混淆。

    当朋友把盒子里厚厚的、装订很好的乐谱手稿取出来时，弗雷德里克这才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东西，大约是哈斯林格把手稿转给了帝国图书馆。

    “这帮蠢家伙，难道不会找些更好点的作品保存吗？”弗雷德里克摇摇头。

    不久在收藏家阿洛依斯·福克斯那里，弗雷德里克发现在主人珍藏的400份乐谱中也有自己的手稿，即为两架钢琴写的回旋曲。

    私人收藏者与国立图书馆已认识到弗雷德里克作品的潜在价值，将给他们带来非凡的殊荣。

    6月11日，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舞台上再次出现弗雷德里克的瘦弱身影。这里曾是弗雷德里克崭露头角的发福之地，但听众们似乎都已淡忘了这位波兰小伙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演奏的《e小调协奏曲》浪漫色彩也十分出色，但其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仍然让这里的听众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在走近一片带刺的红玫瑰园地。

    令人回味的是这一次募捐音乐会的压轴节目却是一段芭蕾舞，也许听觉艺术已难以引起人们的遐想，不如视觉艺术更实际些，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

    原先曾推崇弗雷德里克的有名记者已与女儿离开了维也纳，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大众音乐报》的记者显然对此《e小调协奏曲》的印象不佳，在以后写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部严肃作品并没有改变听众以前对这位作曲家的印象。”

    这低调子的短评见报的5天之后，这位记者死于当时一场可怕的霍乱之中。

    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后，也并没有对当地评论界抱着任何奢望。这时（7月6日）有一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却用火一般的语言激动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你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

    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维特维茨基，他的来信让弗雷德里克回想起在华沙小咖啡馆里与莫里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干杯！”曾是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寄寓厚望的铿锵语言。现在他们在华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里克能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奉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在华沙的维特维茨基虽然无法听到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声，但他相信“波兰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称将会使弗雷德里克明白生存的意义。

    虽然弗雷德里克后来未能创作出维特维茨基所希望的伟大歌剧或者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乐创作已被历史所证明，这正是他短暂一生所确立的崇高目标。

    华沙来的每一封信，弗雷德里克都会惊喜万分，他希望能了解到家乡的所有变化。

    他不想对父母诉说自己的苦闷，总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他只好说：

    “我很快活，什么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独一人。”

    其实他已无法再忍受被维也纳遗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1831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静下来的话，一个月后我将到那里去。”

    他下决心要走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却又死皮赖脸地挡道，甚至他的护照竟然在维也纳警察署里神秘地“失踪”一阵子。

    为了避免被怀疑想加入波兰流亡组织（鼓动法国反对俄国），弗雷德里克只好向俄国大使馆（必须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长在国外居留的期限）申请去伦敦，因此在他的护照上出现了“经由巴黎去伦敦”的准许字样。

    于是一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前，他还对巴黎的朋友感叹说：“我只是一个过路人。”因为巴黎大使馆发给他的只是一张过境签证。

    7月20日，弗雷德里克终于踏上了去德国慕尼黑的马车，与他同行的是波兰同胞诺贝特·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1801—1853）。

    库梅尔斯基比弗雷德里克大几岁，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还想外出继续求学，他以后成了一位自然学家。弗雷德里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只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独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

    马车扬起了尘埃，将维也纳渐渐地抛远了。

    别了，维也纳。

    3. 二重性的存在

    慕尼黑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的天堂，在慕尼黑爱乐协会安排的日场音乐会上，他走上了舞台，但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沉浸在《e小调协奏曲》和《波兰曲调大幻想曲》的优美旋律之中。

    在苦苦等到了父母寄来的汇款之后，弗雷德里克孤身一人去斯图加特，而库梅尔斯基则坐上了去柏林的马车。

    9月8日是一个加黑框的悲哀日子，华沙终于陷入于俄国人带血的刺刀下。

    噩讯传来后，弗雷德里克惊呆了。他睡在斯图加特一家旅馆里，城里的钟声已敲过了子夜零点。

    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似乎闻到了华沙的血腥味，看到了火光冲天的故乡。

    也许我的姐妹已遭这群放荡无羁的恶棍——俄国佬的疯狂蹂躏！帕斯凯维奇（俄国元帅，统率沙俄大军攻占华沙），来自莫吉廖夫的这条狗要夺取欧洲最早的君主们的首府？！俄国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坟墓遭到了践踏，成千的死尸堆满了墓穴。他们烧毁了城市！！！唉，为什么我连一个俄国佬也不能打死呢！

    哦，父亲，你晚年等来的是这般欣慰！母亲，受苦受难的温存母亲，你已经受了小女儿夭折（指1827年病死的14岁小女儿）的打击，难道还要等着让俄国佬踏着她的遗骨闯进来欺侮您？

    （康斯坦契娅）怎么样了？在哪儿？可怜的！可能落在俄国佬的手中！俄国佬猛烈地推撞她，掐她的脖子，正在折磨、杀害她！啊，我的亲爱的，我在这里是孤独一人。到我这里来吧，我替你擦干眼泪，我用回忆过去来医治今天的创伤。

    市郊被破坏、被焚毁了，雅希和维卢希一定在保卫战中阵亡了。我似乎看见马采尔被俘了，索温斯基，这位正直的人落入这帮坏蛋的手中！

    唉，上帝啊！你还在！你还在，却不去报仇雪恨！难道俄国佬的罪行你还没有看够吗？

    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被痛苦地折磨着。

    他在哭泣，他在痛恨，他的心在流血，他在绝望地呼喊：“以后怎么办呢？天哪，天哪！”

    身边没有一个亲友，惟一与他作伴的就是钢琴。

    琴声轻柔地安抚着他的心灵创伤，痛苦、忧郁、愤懑在黑白键上尽情地诉说。

    他现在才真正体验到故乡遭受灾难的悲剧滋味，那是沙龙音乐永远地无法表现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喜哀悲乐则变得那么渺小。

    他无法安心创作，杂乱纷飞的思绪一起涌上来，他凭着即兴演奏的感觉，弹奏出了一个新的旋律，急促的鼓点式节奏、起伏跌宕的感情思潮，时而又转入缓慢的悲哀行列中。

    突然，他停下弹奏，抓起笔飞快地记录下刚才即兴弹奏的每一个音符——著名的《c小调练习曲》，后来被称为《革命进行曲》，记载了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波兰小伙子对永不屈服祖国的思念和赞美。

    有人认为这种激情之下的创作只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实拘泥于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的烦琐考证，往往忽视了这时弗雷德里克正处于一生音乐创作的重要转折时刻，即由原先“乐”的浪漫基调转变为“悲”，优美柔和的主题逐渐展开，发展为严峻的音调，具有戏剧性力量的忧郁之美。

    不过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有着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有着为自由、民主祖国而战的强烈爱国主义，他曾说：“倘若能够的话，我要奏出所有能唤起茫然、激愤、狂怒情感的音调，为了哪怕是一鳞半爪地捉摸出场的部队（指波兰国王杨·索别茨基三世，1624—1696，曾与土耳其人作战，收复了许多领土而名震欧洲）所唱过的歌曲，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缭绕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时也讨厌戴着假面具的社交场合，只有回到钢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过他那纤弱胆怯的心理却时常需要有魅力的温顺的他人一双手来安抚，他是个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爱情，他便会无法控制自己，陷入一个可怕的感情漩涡之中，倾述在钢琴的黑白键上。

    音乐创作的本身就包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标题点明，很难将以上两者区分开来。不过有“音乐耳朵”的听众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内心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感情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加之他从小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对贵族阶层的仰慕与厌恶，对暴力革命的赞同与冷淡，对祖国的怀念和个人的伤感情调，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美学的某种保守、严谨色彩，对音乐创作意境的孜孜追求和无意识地去完成什么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二重性的复杂因素糅和在一起，引起了不同时代不同音乐美学代言人的不同评价。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思考这些严肃的问题，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地显示着自身音乐天才的价值。

    1831年9月，弗雷德里克到达巴黎，这里成了他后半生的第二故乡。

    奇怪的是尼古拉似乎从未叫儿子去看看还在法国洛林乡村的亲戚，弗雷德里克也未提出过类似要求，也许他根本不知道。

    陌生的巴黎在弗雷德里克的心目中留下了新奇的第一印象，横跨塞纳河的一条条狭窄街道上车水马龙，两旁商店生意兴隆，攒动着乱蓬蓬的人头。

    一辆辆老式笨重的马车“咕隆隆”响着，小贩在高声叫卖淫秽庸俗读物，漂亮的姑娘露出迷人的笑容与路人搭话。表明各种政治倾向的绅士身穿不同颜色的短袄，也有人对战败的波兰公开表示同情，反对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示威游行队伍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

    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弗雷德里克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他给朋友信中兴奋地说：“巴黎是一座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城市……你可以纵情享乐。哭、笑、打哈欠……干什么都行。

    根本不会有人来注意你在干什么，因为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处境并不妙，衣袋里的推荐信能起多大的作用，还只是一个可怜的迷。每天必须要支付生活费用的数额，也在时时提醒着弗雷德里克：节省，再节省。

    波瓦索尼埃大街的一幢楼房顶层，可以望见有名的蒙马特尔高地。

    这里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刚到巴黎的住处。

    从生活低层的角度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城市，弗雷德里克渐渐地改变了最初印象：

    这里有最豪华的生活，有最丑恶的行径，有最伟大的慈悲，也有最深重的罪恶。

    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有关医治花柳病的广告。叫喊声、嘈杂声、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使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宽慰的是巴黎有一个波兰贵族圈子，其中有不少是华沙沦陷后被迫流亡到这里的。

    在这圈子里，他能听到久违的波兰语，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